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内容提要】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和行政干预如何影响了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与此的，是中国劳动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摘 要 题】妇女史

【关 键 词】劳动性别分工/蓄水池机制/动员模式 文化大革命

【正 文】

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用工制度是50年代政策延续的结果；劳动的性别结构也是在50年代形成的结构基础上演变的。所以在论及“文化革命”年代妇女的劳动时，我们不能不把目光由60、70年代再向前延伸，追溯中国特色的劳动性别结构之形成和变化。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劳动的性别结构变化，可以说一直是女性逐渐扩大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过程。相比解放之初职业的性别隔离现象(比如形成女性集中的纺织、火柴等“女性行业”和冶炼、铸造、印刷、化工等“男性行业”)，及90年代以后重现性别行业分化，20世纪下半叶的前30年也可称作是一个“去性别化”的过程，其中国家干预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当然，涉及性别分工，政府也曾有与前述“去性别化”反向的干预性行为，如：服务行业的女性化。1958年前后，在商业、服务业普遍采取了“以女替男”的措施。但是无论轻重工业，在“凡是妇女劳动力能够胜任的，都尽量使用妇女劳动力”的精神下，个别行业调整性别结构，没有影响到行业间的男女混合过程。

如何看待这些政策的效应及其对妇女自身产生的影响呢？对于1958年大跃进时城市和工业用工的“热膨胀”，各方面的评述多是负面的，而且是一笔带过，似乎工业部门的急速膨胀和后来3年的大调整就足以说明这是败笔了。

(1)1958年以来行业的性别隔离被打破，政府首先不是出于对男女平等的考虑，而是劳动的非市场配置即计划配置机制和全民大办工业的产物，是工业化急进的副产品，也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下实行工业化的产物。与此同时，降低了女性参与工业化的进入门槛，从而奠定了中国女性有较高经济参与度的大格局。

(2)行业上的“去性别化”和职业性别分层并行。女性职业结构的低层化是一以贯之的，男女从未混合过，也就谈不上“平均分布”。在社会劳动分工体系中，女性参加劳动的起点就是辅助性的、边缘化的。如女性在重工业部门多从事后勤服务和辅助性工作。在工业生产上，女性虽然遍布各部门，但被视为技术性强的工作基本上仍然由男性执掌。如哈尔滨劳动局的一份报告提到进入建筑工程公司的妇女从事的14项工作基本是粗重且没有技术的“小工”，有的工地上，“除少数技工外，绝大部分是妇女”(张琢琨，1958)。即使妇女进入了一些传统上是男性从事的领域，仍然并非“男女都一样”。

(3)女性劳力作为蓄水池而存在。在形成妇女较高程度的经济参与的同时，一个以妇女和农村劳动力为主要后备队的“蓄水池”机制也在同时形成。只不过这是计划经济下的“结构调整”，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

“大跃进”带来了劳动力一度短缺，而在此之前，女性就业形势并不被看好。

“大跃进”时期之所以对鼓励妇女参加劳动特别热情，意识形态的原因当然不可忽视——妇女的被解放始终是宣传“大跃进”成就和“跃进”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重要例证之一，① 但比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经济因素：工业化给中国劳动的计划管理体制出的难题是，如何解决工业需要的后备大军问题，以及用谁作后备军更合算的问题。农民和妇女同为后备军，但是两相比较起来，使用城市妇女的国家代价要小些，必要时退回家庭也更容易些，妇女潜在“人力资源”价值尽现，于是在“先城后乡”的原则下，城市妇女构成一级蓄水池，农民构成了二级蓄水池。

以上说明，政府对女性就业的鼓励，以及为城镇妇女提供一定的职业发展空间，历来是有前提的：即“计划就业，统分统配”的体制，以及在这样的具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机制中，女性扮演工业的辅助性劳动力和重要蓄水池的角色。

二、政治动员和理想性别分工模式

进入风云多变的20世纪60、70年代，无论妇女的劳动、劳动的性别分工以及国家的动员模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一)计划经济“统分统配”劳动政策的延续

(二)动员妇女模式的高度政治化

《人民日报》自1955年以后形成一个惯例，即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要发表有关妇女的社论(非常时期除外)，我们可以把这一社论视为官方对妇女及是年妇女运动自上而下的一个指示、一个重要的政治导向。下面将文革前后不同年份有关社论题目列举如下(见下表)。

历年《人民日报》“三八”社论1955年：《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参加建设社会 1964年：《妇女们，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

主义祖国、解放台湾、保卫和平的伟大斗争》 胜利》

1956年：《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 1965年：《大树革命雄心，苦练过硬本领

的伟大作用》 ——纪念“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

1957年：《更充分地发挥妇女群众的社会主 1966年：《突出政治，进一步发挥妇女的伟

义积极性》 大作用》

1958年：《行行都出女状元》 1967-1973年空缺

1959年：《妇女们，鼓起冲天的干劲，做出更 1974年：《妇女都动员起来》

大的贡献！》

1960年：《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新阶段》 1975-1979年空缺

1961年：《妇女们，为今年农业丰收贡献更大 1980年：《全世界妇女光辉战斗的节日》(主

力量》 题动员妇女为实现四化而奋斗)

1962年：《把妇女工作做得更切实更深入更 1981：《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妇女儿童》

细致》

用》

从上表可以看到，除了1981年谈的是维护妇女儿童自身权益问题——这是一个例外，其他年份的主题都是如何动员妇女，将妇女整合到当前的政治运动之中——不同时期变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话语，因而，妇女解放被等同于妇女运动，而全部妇女运动目的也不外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过程。

而在论述中国妇女劳动的时候，是无法回避政治动员对一般社会动员、组织行为的影响的。运动群众在当时的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动员模式，也成了一种政治文化，一个构成当时每一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主流意识形态在60、70年代向左再向左，这一情势也自然给“动员妇女”、整合妇女力量的模式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即动员模式的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其次是动员的直接性。由于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和基层政权在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受到冲击，也由于最高领袖对他们可能采取“阳奉阴违”手法的警惕，“文革”中的政治动员大都采取直接向亿万群众发号召的方式。这种模式需要绝对的权威和崇拜，也需要浩大的声势和巨大的热情推动，要制造一个又一个能激起群众极大热情甚至狂热的口号、符号和仪式，所以我把这个时代称为“燃情年代”。

(三)主导与从属：主流倡导的劳动性别分工

谈到“文革”期间劳动的性别分工时，有一个典型不应被忽视，那就是由大庆油田首创的“男工女耕”模式。引起笔者强烈兴趣的因素是：大庆“男工女耕”的模式暗合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性别分工类型。如果我们看“文革”前和“文革”期间的中国的宣传画，符号化了的工农兵形象中，与“工人老大哥”相对应的是一个女性农民，如一首流行歌曲中所唱的“社员都是向阳花”(“向阳花”，女性的形象)。男性的工业和女性的农业，工农业部门社会符号的性别化，不仅是对劳力上的强势与弱势关系的体认，也是农业附属于工业、女性劳动从属于男性劳动的关系的具象化表征。

三、“铁姑娘”：“燃情”年代特有的符号

一说到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劳动妇女，人们马上会联想到一个时代符号——“铁姑娘”以及催生它的话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那是上一时代给我们留下的特殊历史遗产。需要反思的是：在那个年代人们是如何理解和执行“男女都一样”的？这一被高度政治化的“解放话语”又是如何影响那一时期男女两性的劳动分工和性别角色的？中国城乡是否真正做到了“男女都一样”？今天应当怎样看待这一段历史？“男女都一样”的思想是荒谬，是对正常性别差异的背离、扭曲，还是曾经起到过挑战传统性别分工的作用？对于当时的妇女劳动者而言，是加重了负担，甚或是灾难，还是起过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解放”作用？需要我们今天反思并作出评说的问题很多很多……

(一)解放新话语和新的妇女英雄符号

在中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妇女“解放话语”。因为要面对工农大众宣传动员，所以这些话语通常都好记易懂，琅琅上口。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妇女翻身”、“当家作主人”；“大跃进”时期的“走出家门”、“妇女解放”；文革期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80年代的“大干四化”和“四自”话语④，以及当下正盛行的“发展话语”(“一手抓维权，一手抓发展”)……所有这些话语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因而能够成为主流倡导的，莫过于“妇女能顶半边天”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作为妇女英雄符号，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穆桂英”和“花木兰”，但是，用她们比附还只是从历史中获得激情和想象。而“铁姑娘”却是20世纪60、70年代独特的创造物，是从毛泽东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论述中汲取意涵所创造的一个专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英雄的新的象征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