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小说人物的“异化”看其文化批判意识

从老舍小说人物的“异化”看其文化批判意识

一

“异化”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内涵，主要表现社会、科技、物质等异己力量对人的挤压、扭曲、变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陌生、敌对等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孤独感。它主要受西方现代文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产生。而落后的中国，虽然不具备西方的物质条件和科技文明程度，但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系统中，“异化”的悲剧却以另一种形态存在，祥子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

祥子人生的“三起三落”始终以“车”为轴心，买车是他的自我奋斗的辉煌，丢车（包括车被抢夺，钱被勒索，被迫卖车）则是其人生发展的低谷。人与车的关系构成小说的主架。当祥子把拉车认定为职业后，他的价值就被对象化在车上，只有当车存在，他的存在才有意义，只有买上车，他的价值才能得到提升。人的意义被外化在“物”上，人失去其自主性、独立性、完满性。因而人本身不能确证自己，只有在对物的肯定中才能把握自身。车对祥子的意义正如土地之于农民、机器之于工人，是一种工具与主体的关系。但当车、土地、机器等工具一反服务于主体的姿态，而变成主体的主宰时，主体的异化就再所难免了。

在祥子与车的追求和逃逸的游戏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由此凸现。祥子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之路，他的失败显示出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不管个体如何挣扎，都必然无法抗拒社会的力量而走向灭亡。老马祖孙的命运、二强子的结局，都在向要强的、健壮的祥子作出暗示。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总和，理想的社会应当允许人充分自由发展，但现实的社会却有着强大的异己力量，不断淹没个体，吞噬个人。祥子逃不出的悲剧是车夫阶层都逃不出的悲剧，也是贫民阶层共同的悲剧。只有人成为社会异己力量的帮凶，才能摆脱祥子式的宿命，但问题在于，这不是更深刻更可怕的异化吗？

祥子的悲剧含有批判社会的意义，“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3]。但老舍更关注的是“文化”。“老舍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他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城’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的蜕变。对老舍老说，市民社会中阶级的划分或者上流下层的划分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4]在中国文化中，人不是核心，伦理规范、道德教化等才是核心。所以人从未受到重视，人本身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人的身份和关系，如作为社会身份的车夫、农民、商人，作为家庭身份的祖父、父亲、长子、长孙。人没有主体意识，也缺乏自足性、独立性，人不是为自身活着，而是为各种关系而存在。在《骆驼祥子》对人与物、个人与社会、城与乡的关系的揭示中，祥子是农民、是车夫、是被剥削者、是丈夫，却从来不是“人”，他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被车牵制，被社会挤压，被乡与城抛弃。他仅仅为了活下去的一切追求都被剥去神圣性而只剩下动物性，“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驱逐到野兽里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祥子的异化是中国大文化的异化。

二

通过对《骆驼祥子》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老舍笔下的世界充满了病态，对人们起着巨大的腐蚀作用，产生了一大群“不正常的人”，表现为人物在这样的存在境遇下的非正常生存。除祥子这类由善而恶的人物（另如《四世同堂》中的招弟）外，主要还有三类异化的人物值得关注。

一类是老张（《老张的哲学》）之流的恶棍，如欧阳天风（《赵子曰》）、小赵（《离婚》）、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祁瑞丰、胖菊子（《四世同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寡廉鲜耻、欺软怕硬、媚上欺下、利欲熏心、泯灭良知、心狠手辣、虚伪狡诈、无恶不作。这是一群毒瘤，危害极大，但又正是他们得势，因为他们正是社会异己力量的帮凶。“他们钻到文化的最里层，不，他们的文化就只有一张纸那么薄。”老舍把对恶棍们的解剖放到文化视野之中，揭示出历经千年不断凝固的文化给予他们可乘之机、繁衍之地。

另一类是赵姑母（《老张的哲学》）、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牛天赐及其养母（《牛天赐传》）、蜕变前的祁老人、钱诗人（《四世同堂》）等。他们是“‘老’民族里的”一群“‘老’分子”[5]，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思想意识极其保守、陈旧，崇静怕动、明哲保身、讲究“官样儿”、因循守旧、苟且偷安是他们的共通之处。赵姑母是封建道德、纲纪伦常的牺牲品和维护者，她被异化后又主动地、出于“好心”地去迫害侄女李静。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老马的老态龙钟、不思进取、“好歹活着”的混世哲学更显畸形，代表了国民劣根性的荒谬之处。张大哥是市井老好人，他的“敷衍”哲学也在家庭变故中破产。这是一群“俗众”，是过去时代的“遗老遗少”。其悲剧在于愚昧而不觉悟，异化而不自知。他们的“喜剧”深刻反映出传统文化的惰力和韧性，传统文化糜而不烂，造成了一群僵而不死的市井小人。

而身处新与旧的夹缝中的人们，是灵魂极其矛盾、痛苦的一群，包括马威（《二马》）、老李（《离婚》）、祁瑞宣（《四世同堂》）等。一方面他们受过较好的现代教育，富于正义感和良心，不愿与庸众同流合污，内心有清高的意识；另一方面，他们性格文弱、优柔寡断，传统观念如“忠孝节义”捆住了他们的翅膀，使他们终成“困兽”。传统文化以道德观念、思想意识、精神追求、价值理念、人格理想等对人进行全面濡染，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代代因袭，人们很难彻底摆脱其影响力，众多思想先进的学者、民主人士在现实处事上都仍有保守的一面，如鲁迅。因而“犹豫型”人物更加典型地提出了老舍关注的

文化命题。祁瑞宣与高觉新（巴金《家》）可谓同胞兄弟，正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的“家”的意识严重束缚了他们的灵与肉，使其成为变动时代最痛苦的灵魂。瑞宣支持瑞丰出走，觉新支持觉慧“革命”，都是以另一种方式弥补自己的未竟之志。这类人物应该最有蜕旧更新的潜力，但如何冲破传统文化阴阳杂糅的怪圈，则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

几类人物相互牵扯，构成老舍小说社会的主体。“恶棍型”人物肆意压榨，造成“老分子”型人物更加畏缩、谨慎，“犹豫型”人物更加矛盾，而后两者的畏缩和徘徊又助长“恶棍们”的嚣张。祥子的异化就发生在这样的人群中，或者说，正是这样的民众社会才造成祥子的堕落。所以这种人群本身也是异化的分裂的，并且比祥子的异化更深刻、更隐秘、发生得更早更不自觉，正像《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变形反映出他的父母、妹妹、同事、他人的心理更加“变形”一样。可怕的是，这种变形、异化已被认同为合理的、正常的，整个是非善恶完全颠倒了、混乱了。传统文化的魔力得到极大地张扬。

三

在老舍对异化人物的塑造和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透露出悲观意识。《猫城记》可谓用寓言方式将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作了一次文学概括。“猫国”、“猫民”都带有现实指涉意义，继续着老舍的落后的国民性批判、文化反思的主题。《猫城记》较强的悲观思想把老舍对现实的深重失望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老舍仍抱有理想主义，“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6]，在许多作品中都塑造了理想性的人物，如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祁瑞全、变化后的钱默吟、高弟（《四世同堂》），《猫城记》里也有大鹰的形象。他们深明大义、有勇有谋、不畏牺牲，在作品中起到警醒、鼓舞世人的作用，如李景纯之于赵子曰、莫大年、武端，李子荣之于马威，祁瑞全、钱默吟之于祁瑞宣。“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变得更有思想启蒙意义。”[7]但这类人物过于概念化、理念化，对于小说本身来说，好像强行插入的楔子，于小说艺术构成有所损伤，可谓不成功的创造。老舍也曾经说，“马威反正是这个理想的产儿。他是个空的，一点也不象个活人。他还有缺点，不尽合我的理想，于是请出一位李子荣来作补充；所以李子荣更没劲”。[8]理想型人物是虚设的，缺乏生活基础，也少了血肉感。可见，老舍对文化病症并没找到可行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