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与影响

梁启超的儿女较多，除了未养育成人的不计外，已养育成人的是５男４女共９个。

这９个儿女中，由李夫人蕙仙所生的有３个，他们是思顺、思成和思庄；由王夫人桂荃所生的有６个，他们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在这５男４女中，大女儿思顺生于１８９３年，而最小的儿子思礼生于１９２４年，年龄相差３１岁。

梁氏九个儿女的性别和出生时间如下：

李夫人蕙仙（１８６９～１９２４）所生：

思顺（女）（１８９３～１９６６）

思成（男）（１９０１～１９２２）

思庄（女）（１９０８～１９８６）

王夫人桂荃（１８８６～１９６８）所生：

思永（男）（１９０４～１９５４）

思忠（男）（１９０７～１９３２）

思达（男）（１９１２～*）

思懿（女）（１９１４～１９８８）

思宁（女）（１９１６～*）

思礼（男）（１９２４～*）

关于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很少。就目前所了解的简单情况是：王夫人出生在农村，是李夫人回老家探亲时，将她带出来的，后来将她带到日本，１９０２年成为梁氏的第二位夫人。这是李夫人有意为丈夫挑选的。但思达先生曾说：“《梁启超年谱长编》里的王姑娘，就是我的生母。我生母王桂荃，是四川省广元县人氏，原是李侍郎（端）府里的丫环，随我大母李蕙仙作为陪嫁使女到梁家。”②这样就存在“两说”，有待考证了。

关于纳妾在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境况富裕的家庭，男人有三妻四妾的很多，是一种社会风俗。许多人的正室妻子，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或为了给自己欢喜的使女一个名份，让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代自己侍奉丈夫，往往主动为丈夫纳妾。李夫人新旧思想都有，在近百年前作出这种安排，并不奇怪。有人认为李夫人为丈夫纳妾，是在梁氏发生“夏威夷之恋”的刺激因素下进行的。这种因素也可能存在，但看来不是主要原因。据梁思成继室林洙在书中写道：“孩子们称李（蕙仙）夫人‘妈’，称王夫人（桂荃）‘娘’。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十分尊重并关心的。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娘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是李夫人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份都是由她来办。因此她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略）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可惜生在旧社会。看起来梁启超是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③……王夫人也深明大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她和大女儿思顺的主持下，把梁启超遗留下来的手稿，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她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受迫害至死，令人感到极为痛惜。

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一直都很忙碌，儿女们的穿衣吃饭等琐事，他当然很少过问，但思想和学习，他是非常关心而且严格要求的。对于这方面，从他给儿女们的大量书信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除言传外，主要还是身教。他的行动，他的大量著作，都对儿女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儿女们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

１、首先是爱国思想：

有些人在评论梁氏的思想观点时，往往说他“流质多变”，可是他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爱国思想就象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思想和活动之中。他不愧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这种爱国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儿女们。

梁启超经常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女，谈到学成归国的事。如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９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说：“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略）思成再留美一年，转学欧洲一年，然后归来最好。……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庄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呢！……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变成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么快活呀！”④

有人曾经问过宇航专家、现担任国际宇航联副主席的梁思礼先生：你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得很肯定：“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可以用大事。’这一句话，支撑了我一生的追求。”他这么说，实际上也代表他的八个哥哥姐姐说的。他们九个兄弟姐妹在父亲的教育影响下，表现出来最一致的地方就是爱国。

人们都知道，梁启超的九个儿女，其中有七个是出国留过学的，但他们学成之后，全部回到国内，为祖国服务。他的大儿子梁思成，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由于成就显著，后来又以建筑学家的身份，到美国去参加临时工作和讲学，别人劝他留在美国工作，他不予理会。这是对爱国的一个最具体、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而没有出国留学的两个，一个毕生为国家的经济和工商管理作贡献，另一个在年青时就参加了新四军。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有一颗爱国的心。

２、其次，梁启超是一位教育家，他既重视学校教育，又重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当然，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很重视。他总是教导儿女们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在１９２６年１月５日给大儿子梁思成的信中就这样对儿子说：“只有努力把自己学问学够了回来，创造世界才是。”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他在《给孩子们书》中又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略）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⑤

在梁启超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儿女们都努力学习，知识广博，并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请看他们的简历：

思顺──在日本长大和学习，曾做父亲的“秘书”和日语翻译。后随当外交官的丈夫周希哲出使各国。晚年任中央文史馆馆员。

思成──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学位。１９４５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著有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历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

思永──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与人类学，获硕士学位。通过考古，总结了我国的龙山文化，曾首先确定仰韶、龙山和商文化之间的相对年代。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殷代陶器》等书。１９４８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１９５０年９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是著名的考古学家。

思忠──毕业于美国维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回国后任第十九路军炮兵校官。１９３２年因病去世时，年仅２５岁。

思庄──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又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是公认的图书编目工作专家。

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和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参与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一书。现退休住北京。

思懿──初在协和医学院学医，后去美国学历史学。回国后，先在山东医学院工作，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国外联络部副部长。曾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

思宁──早年读于南开大学。１９４０年参加新四军。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现离休居住在山东济南。

思礼──在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在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曾负责起草我国运载火箭的长远规划。担任过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系统研究室主任，是我国远程液体火箭及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是我国火箭、导弹控制系统专家。１９８７年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３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１９９７年又获“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从以上简介看，梁启超的９个儿女之所以都表现得那么出色，不能不承认这和梁氏对儿女教育有方、影响巨大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在这９个儿女中，有３个成为中央研究院或中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院士之家”，这在古今中外的科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３、再次，梁启超从儿女们幼年时期开始，就教导他们要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生活上不应过于讲究，有吃有穿就行。

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３日，他在给大女儿思顺的信中曾这样指出：“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何况你们并不算穷苦呢！拿你们（两个人）比你们的父母，已经舒服多少倍了，以后困苦日子，也许要比现在加多少倍，拿现在当作一种学校，慢慢磨练自己，真是再好不过的事。”

１９２７年５月５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谈到：“三个礼拜前，接忠忠（按：指思忠）信，商量回国，在我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你想自己改造环境，吃苦冒险，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夸奖的，我看见你这信非常喜欢。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

梁氏在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９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又说：“奉天形势虽极危险，但东北大学决不至受影响，思成聘书已代收下（按：梁思成留美学成，但当时尚未回到祖国），每月薪金２６５元（系初到校教员中之最高额报酬）。那边建筑事业将来有大发展的机会，比温柔乡的清华园强多了。但现在总比不上在北京舒服，不知他们夫妇愿意不？我想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路上走。”梁启超既不考虑让儿子回到自己的身边工作，也不想儿子去到生活舒服的地方工作，而是从事业发展的前途着想，要儿子去生活条件较艰苦的东北大学任教，由此可见他对儿女教育的指导思想。

梁启超在海外时，他的生活费用主要靠康有为和华侨资助，经济上当然很不富裕。民国成立后，虽然做了时间很短的几次官，但为官清廉，仍是两袖清风。要支持众多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的确很不容易。这种家庭环境和教育，使儿女们从小就养成了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习惯。他在晚年时，收入较多，生活过得比较富裕，但时间不长，只有十年左右。他的儿女在美国留学时，多数是通过半工半读而完成的。例如，梁思礼在留美期间，就曾在罐头工厂充当装罐头的小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游泳池当过救生员等，真是什么苦都吃过。这种在生活上的克勤克俭和吃苦耐劳的习惯，对于培养他们在学习上的刻苦钻研精神是很有帮助的。

梁启超的儿女，从不炫耀父亲的名声，而是“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他们所继承的是父亲崇高的思想。梁思礼曾这样对人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略）他的思想通过我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梁启超在儿女面前，并不是整天摆出一副“严父”的面孔，也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向儿女们死板地说教。他对儿女的态度极为和蔼，并把儿女看成为同志和朋友，有说有笑。他在给儿女的信中，什么都谈，包括自己的工作情况、思想状态、存在疑难，都具体地告诉儿女。对儿女若有要求和建议，并不是生硬地强加于儿女身上，而是与儿女商量，征求儿女的意见。若认为儿女有不够的地方，则反复讲道理，最后让儿女们自己去考虑，尊重儿女的选择和决定。这种民主和平等的做法，从他给儿女的大量书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梁氏的工作和学术研究一向很忙，但在多数情况下，每周末都要抽出一二小时的时间和孩子们一同玩耍。梁思礼是他过了五十岁才出生的，被他亲昵地称为“老baby”，后又被他戏称为“老白鼻”，还把“老白鼻”幼年时种种天真烂漫、活泼可爱、令人发笑的玩态，写信告诉大女儿思顺，显得十分开心。在孩子们面前，他从不摆出一副家长式的“尊严”态度，因而他的儿女也能把自己所想做的、所想学的、所想说的全部告诉父母，并征求父母的意见。

梁启超在一次以《教育与政治》为题的讲演中，曾这样说过：“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人不是单独做得成，总要和别的人连带着做。教育家教人做人，“不是教他学会做单独一个人便了，还要叫他学会做父母、做儿女、做丈夫、做妻子、做伙计……乃至做国民。”做国民，过去容易，现在难。政治的千斤重担已压在国民肩上。“任凭你怎么的厌恶政治，你总不能找一个没有政治的地方去生活。不是生活于良政治之下，便生活于恶政治之下。恶政治的结果怎么样呢？哈哈，不客气，硬叫你们生活不成。”⑥因此，梁氏要求青年学子要树立政治意识，要养成政治习惯，要提高判断政治的能力。

梁氏是这样教育青年学子，也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女。他本人的行动就是一个榜样。梁氏写文章，研究问题，历来都是有的放矢，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进行考虑，决不是一个脱离政治、闭门造车的书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女们也是这样，专心研究学问，并不脱离政治，有的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当了全国政协委员，有的还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他们都希望建立一个良政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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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参阅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原载１９９１年《民国春秋》第１～２期。转引自《梁启超研究》第８期，１９９２年３月出版。

② 辛志文：《访梁启超四公子梁思达》，载新会梁启超研究会编：《梁启超研究》第２期，１９８７年４月出版。

③ 林洙：《大匠的困惑》，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３月第１版，书中三《梁思成的妈和娘》。

④ 见《年谱》第１１５２～１１５５页。

⑤ 见《年谱》第１１１５～１６页。

⑥ 梁启超：《教育与政治》，载《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６８～６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