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一）

" 一

1957年4月，费教授在重访江村以后，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就没有可能再下来了。但是江村仍在发展着，它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在《重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写道：“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尽管江村的农村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过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江村农民的收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粮食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农民仍然说粮食不够吃。例如：“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童，每月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个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同上)，但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包围”。就是有米，又闹没有钱买。问题带有普遍性，除江村外，还有别的地方：不仅是副业没有搞好，而且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1957年8月吴江关于人民闹事情况的报告，分析了六种情况的闹事： (工)社员闹合作社，包括闹退社、分社，闹分配，闹干部作风，闹粮，闹钱，闹桑叶，闹茧价。

(2)农民闹大粪事，抢窃粪管所大粪，还参与湖洲的抢粪事件等。

(3)因雨涝成灾，淹没了才移植的单季晚稻秧，产生抢抽水器等，有时一千多人抢机器，打群仗。

(4)群众闹迷信，求仙水。

(5)学生闹升学。高三班学生集会，反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免试送大学等。

(6)干部参与别地干部的闹工作事件。

1957年8月10日，中央指示向农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又特别提出，部分落后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8月17日，中央又规定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但又增加农业物资等。

报告特别指出，瞒产私分的两本账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制定规定任务时，缺乏可靠的根据，不能显示出农业合作化优势。下面产量报不实，余粮购不足，有些地方的公粮甚至减免，有的虽然表示要完成征购任务，但以他们所报的产量来计算，口粮偏紧，增产增购40％的政策不能执行。又有干部贪污挪用，以至于群众性的大吃大喝，群众将私分得来的粮食认为是外来财，就吃喝、看戏，浪费掉。特别是助长了一种虚伪讨巧，讨价还价，瞒上不瞒下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党一贯的上下信任和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当时甚至还有“说服好，还是压服好”的辩论。有人说，抄家虽然不对，但也有三大好处：一是干部心中有了数；二是教育群众有内容；三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社抄家后卖余粮。又有的地方将压出来的钱粮，买了十万斤肥田粉。有人说，解决问题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又说，有的社员坚持要带一只船退社，前后经过30多次教育，还是要退，后来给了两记耳光，就解决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认为，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生产，造成僵局，使以后的工作难做。有的社抄了29户的粮，关押3人，弄出4千斤粮食的第二天，就开出一只船，有7户14个人去讨饭。甚至有人诬蔑，现在抄家，比日本人还凶。东洋人只抄大户家，现在连草棚也抄。

因此，县里除自" 己想办法，依靠集体力量，挖个人潜力，增加贷款，种代食品南瓜等外，要求上级予以必要的救济，增加生产、生活贷款和早日核准油、粮预购定金的计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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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85页。

1958年还有工业“大跃进”，其中主要的是所谓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有所谓元帅升帐，高产卫星等等。“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但“层层加码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地方政府管企业往往比中央政府管得更死，加码的任务更多，瞎指挥也更多。”①

吴江关于1958年的工作总结里写道，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工农业生产上获得了全面大丰收，取得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出现了许多高产卫星，粮食、钢铁元帅升了帐，机械元帅上了马……特别是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更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又说，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这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个方向。又说，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 “有一分干劲，就有一分产量”。又说，“马列主义出粮食”，这不是一句空话。又报了一系列高数字，层层加码，要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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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5页。

但报告又说，有些人对“家庭”问题也产生了错觉，认为家庭可以“取消”了。其实，“消灭家庭”，乃是几千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理解为生活集体化了，就把群众的灶头扒掉，小锅子“没收”，不允许群众在生活上有些自由。又在分配中盲目扩大供给制的一部分，“十几个不要钱”，“二十个不要钱”，结果群众分不到钱，只能吃饭，没有钱用。报告又承认，存在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甚至虚报成绩、放假卫星等。吴江当时这些报告写得很有趣，实在是顾不上自我矛盾了。但也倒是一些基层干部无可奈何的老实态度的表现。

1958年后，竹、麻、桐油、化肥供应量减少很多，质量也下降。吴江反映，按照当时农用物资的分配，出现了出售商品粮多、供应物资少的矛盾。而且1957年以后，浙江的毛竹、什树、麻，湖南的棕、柳等，由于地区之间封锁，正常采购关系中断，货源大减少。就是可以搞协作，条件也很高，有很多协作物质是价高质次。

毛主席在2月—3月间的郑州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②当然，尽管这样说，做是另一码事，而且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认识不够，全国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登天。

后来费孝通教授在《江村五十年》一文里说，“1958年开弦弓村象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少，社员收入减少。”

三

1959年3月吴江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些变化。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除交纳国税和上交公社部分，再除生产费用和按标准扣除供给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应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三包一奖的原则进行分配，生产队执行大队三包一奖的任务，要定人、定产、定报酬地进行农业和桑树生产，生产队可得到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时应得的奖励，这些奖励可分给社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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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老虎的问题》。

②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

这些规定针对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大队之间的账目不清，债务不清，没有等价交换；公社或国家机关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戽水工具、农船等被无偿调用；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被无偿地调到公社；社员房屋和家具被无偿地租用，甚至调拨；社员的家禽未作价或记工分，就归公社集体饲养；富队和穷队之间搞平均主义等。

当时毛主席还提醒：“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 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①中央会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这样实际上就退回了原来高级社或初级社的规模，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

1959年6月6日，吴江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估价和工作中主要问题的报告说，1958年天气不好，但仍增产，水稻单产537斤，比1957年增加40％。如果加上收获时的损失浪费部分和群众多吃不算账的部分，单产还要高些。但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1月底实行定量供应时，平均每人多吃100斤粮食。再加上1958年国家征购粮食比1957年增加1O 139万斤(占1958年比1957年增产数的68％)，比三定任务增加780万斤。这样，每人实际全年口粮只有509斤，比1957年仅增加16斤。这509斤口粮，由于前面多吃了，后面只好少吃，有些地方连粥也吃不上，群众说，“大跃进，大跃进，结果一天三顿粥”。分配往往过头，公共积累也不留。还有大吃大喝，如某公社一下就请了500多名小队的积极分子来吃。又用太浦河水利工程拆的100多间房的材料建办公室。社员说，“拆掉民房，盖洋房；公社富丽堂皇，社员眼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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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第827页。

还有搞工具改革而拆掉民房8 000多间，而且旧工具破坏了，新的又不能用，增加了生产困难。在上面任务过高、过急的要求下，少数干部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不仅有吊人、打人、绑人，还有扣口粮、扣工分、罚跪、游街示众、“洗脑筋”(冷水浇头)、吃西北风等。

问题是，说自愿参加，并不是户户都自愿。有的地方解散了食堂，专门成立了干部食堂，或者因为缺烧草，缺蔬菜，或者因为账目不清，引起社员吵闹散伙。还有的食堂只烧饭，不烧菜，因为菜地下放给农民，就叫农民自己备菜，这样妇女照常要烧菜，“大小烟囱都出烟，既费力又费钱，妇女仍是无空闲，日日出勤等勿全”，而一些单身汉吃不上菜，只能吃酱油汤。退出食堂的社员无灶缺锅，有的连烧饭的灶屋也没有，引起不满。

当时大背景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后来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是错误的。“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准备，继续搞“大跃进”，这使得全国的问题包括吴江在内更加严重和危险。结果导致1959年一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肚子，还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人还因为饥饿死亡，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其中，1960年是全国最困难的一年，农牧产品的产量大多数退到1951年的水平，甚至一半。

庐山会议精神传达后，1959年10月，吴江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学习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所谓大家以彭、黄反党集团的错误作为一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有些话讲得很尖锐：“去年大炼钢铁时，上级为了放卫星，化几千元炼一吨铁，真是‘炼铁如炼金’”；“改革中的工具除脱粒机外，其余的一无所用”；“去年合作化时，我看到自留田一律归公，猪羊一律集中，样样搞大兵团作战，弄得社员没小菜吃，猪羊死亡多，废物多，心里感到人民公社搞乱了”。如此之类的话倒是老实话，但写材料时往往加上一些套话，实在是言不由衷。

会议上又检查瞒报私分，先自己、后国家的个人主义。仅167个大队，在1959年夏熟和双季早稻中瞒报粮食43万斤。有的大队因此把每亩产量压低到30—100多斤，比实际产量要低几百斤。梅堰公社双浜大队瞒报1万8千多斤双季早稻，平均每亩30斤。他们反映，对报实产量有四怕：一怕产量报高，国家要以丰收补欠，多购粮食，口粮紧；二怕现在报高了，将来产量低下来，吃批评；三怕分配过关，工作被动；四怕公社加产量，加统购任务，因此要留一手。会议上又检查了不服从国家计划，不遵守一盘棋、一本账的原则，将农副产品卖高价，换东西，甚至搞黑市买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行为。据180个大队统计，都有类似事件。如某大队将1 000斤鱼，9头猪卖给苏州，换回1万斤饲料，1千多担大粪。

同时可看出一些问题，例如，1959年平整土地时，某公社领导一味强调“小田并大田，一律南北行，块块一样大，统一十丈宽”，结果打乱了原来的水利系统，使得高田旱，低田涝。社员说，“上横头里好种芋艿，下横头里好种菱角”。因为芋艿适合种旱田，菱角适合种水田。还有将圩田年年整治、一年一个样，浪费劳动力。社员说。一个书记一个样，明年再来个新书记，也变个啥花样?在种子、工具改革上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

公社干部干涉基层过多，直接指挥小队生产，有时一天几变，“晴天插秧，雨天收谷”，社员忙得团团转。某书记强迫给秧田车水，结果连日下雨，烂掉了452亩秧。又规定统一收割日期。早熟稻熟过头，谷粮落掉，急得社员跺脚。还有规定插秧时排列队形，吹一声哨子，插六棵秧，不准多插，也不准少插；把人当作机器，开玩笑。原来一人一天能插八分水田，结果减少到只能插二分。社员说，“干部图好看，社员吃苦头”。

而有的干部天天老酒，顿顿吃荤。某公社书记一次烧5斤甲鱼，就用了3斤白糖。1959年中秋节，规定社员一人二只月饼，而个别干部一下子就吃掉40只。群众说，“比地主的吃相还凶三分”。又说，“公社干部调来吃，大队干部当场吃，小队干部私下吃，社员没法偷来吃”。还有贪污挪用、超支多分，甚至腐化堕落、强占人妻的。有的人和6个妇女有腐化关系，还有地主、富农的老婆。个别大队干部和某女人腐化前，叫其丈夫开夜工，群众称大队办公室为“妓院”。

四

1960年12月，吴江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1961年5月贯彻六十条(草案)，农村情况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算账退赔，部分兑现。坚持耕牛、农具、土地、劳力都固定在生产队使用，不能乱调动。老农民说，过去最讨厌的就是乱搞支援，两头不讨好，乱轰轰的。自己的生产也不主动安排，有心拖拉，大家不求上进。又坚持三包，兑现增产粮。基本口粮也是以人定量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按劳分配的部分占口粮的15％一30％。政策不再是像黄梅天里的天，一天变几变。生产求实际，不求表面，不像过去施肥等只求“路头路脑好看，饱的饱煞，饿的饿煞”。经营管理上是严格要求，不再是“到年终要照顾，拉拉平”。生产逐步恢复，大家说是愈来愈像样子了。群众生活也安定下来，“过去是今朝勿知明朝，日脚得过且过，吃光卖光算数”。干部作风也改善了。过去的三大法宝是“批评、斗争、戴帽子”，现在是“商量、讲理、做样子”，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冷冷淡淡，而是热络起来了。

但是仍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例如，大队副业往往管理不善，亏本。在粮食缓和的情况下，对于增加现金收入、增加副食品的压力加大了。群众对养鱼、养蚕亏本的情况反映较大。他们说，“副业搞穷了农业，又拖了农业的后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