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实践——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新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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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话语作为存在之源展露其深沉与广博的澄明时刻，它同时也就走出了个体化的狭窄空间，它蕴涵着类似属性，又不是荣格的那种集体无意识所能包括的东西。“在体系的可见外表的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下面，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即：某种不属于体系程序的‘前体系’，某个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6,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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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然还包括既不能归结为理想性前景又不能归结为抽象化经验起源的前概念。话语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它的历史性，它把历史永恒地变成现实，它又使未来总是提前到来，因为它以变化、断裂、界限、不连续缩短了时间的尺度，它又以踪迹的形式把历史留住。正因为如此，话语才能形成隶属于同一形式系统的陈述整体，隶属于同一历史整体的同心园就搞成了各种各样的话语分支，诸如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精神病话语、文学话语……等等。话语实践的分叉在历史中形成，随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正如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15，第三章）所论证的社会分工推进社会前进一样。

话语实践在某种凝聚力的作用下形成的陈述整体，在它争取个体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就开始了自律化的过程。这种自律性需要某种支撑的力量，即要某种证实的手段。此处的证实不是在场的同义语，而是一种系统趋合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为一种合目的性的东西。一旦这个目标得以实现，这种自鸣得意的话语就构成了知识，知识就是认识论化的话语实践。认识论化是一种理性的规范寄居在某一话语实践中的指手画脚的支配力量，而理性同样是一种特殊的陈述整体。它起模式、批评、验证、回溯、攀升等作用纯然是一种特权。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毫无疑义是话语的暴政。不过必须看到，知识一旦形成，它便构成一个空间，一个可以容纳主体与自我的空间，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其实是其自我的一部分，即宾我，这正是现象学的自我意识的还原这种方法论原则所进行的神奇转换；而在知识中所进行的观察、询问、辩论、记录、推导、归纳、演绎、等价类的确定和差异性的发现又把主体的功能突出出来了。整个知识的运作恰恰自我意识主动地把世界在自己的有限范围内进行现象学还原。这整个过程构成了一种自我认同的过程 。吉登斯（16，p91）提供的现代性中自我认同的模式正是如此。认识论同时又使知识变成一种程序，就像一个自动加工的流水线，它能把不适应它的概念甚至陈述进行加工、转换，甚至淘汰，它自然也能把新的陈述自动排入已有的陈述之中。这样，它就会具有一种排他性，它拒绝其他陈述，其他话语，构成一种既封闭又敞开的特殊系统。在这系统中主体的支配性和被支配性是等价的。因此，知识在骨子里就有意识形态化的基因。 有关知识的一个既时间化又空间化的范畴是知识型。这是由福柯第一次使用并打上福柯话语烙印的术语。知识型是一个在知识上具有能产性的绝对不在场的那类单位，它生产认识论形态、科学形态和形式化形态的话语实践，它在既定的时刻把这些形态的知识联系成一个具有表达方式同一性的整体，这种表达方式同一性主要是指符号与其表达的对象的关系。与这种空间化的功能相对的还有时间化的功能，它可以指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保证话语进行认识论化、科学化和形式化的依据。它还指话语实践在一个既定时间内的相互关联。因此，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也不是合理性的类型，它是大写的主体，思想的模本和时代的精神走向。人在知识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在把自己说成知识型的构造时，不能不想到在同一发现过程中，在其内部和外部。在其边缘或经纬的黑暗成分，想到包含它的一种明显的无生气的密度，想到一种它完全容纳——但又困围它的无思”（21，p43）。知识型既是内在于我们的关系又是外在于我们的规范，我们依据知识型的思索正是来源于我们的无思。知识型证明了人对世界的理解和参与是我们自身可能性的条件，这给本体论以新的启迪。同时，它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已知即包括在我们的未知之中，而未知向自身透明的移动目标可能仍然是未知，已知的东西永远不可能在先验的反思之中确认它的可确实性，因为我们彻底认识的某种知识型永远在遥远的过去。这无疑给康德的哲学梦浇了一瓢冷水。然而，人在某种流行的知识型中都可以有一种时代感知力，它构成了话语中的推理实践的哲学基础，推理性实践即陈述之间关系的运作方式，它把能指过剩变为所指过剩。

对于在本体论上了解知识型的性质以上这种高度的概括已经足够了，知识的本体论存在着断裂。福柯纯然在史学的合目的中漫游，他既不解释知识型发生断裂的历史条件，也不承认知识的进化和连续性。但是，福柯的誓言作为一种话语常常被他所揭示的话语实践颠覆性和能产性所背叛，他对话语的本质阐述隐蔽地回答了知识型的历史断裂的内在机制。“这种（历史—政治话语）翻转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并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但这个底层，在这个解释中，并不必然是最清楚的和最简单的。从底层开始的解释同样是通过最含糊不清的、最晦涩 、最混乱的和最依赖偶然性的解释；因为应当作为解读社会及其可见程序的原则的，是暴力、激情、仇恨、愤乱、怨恨和痛苦交织的混乱。同样，捉摸不透的偶然性和所有细微的外部环境都会造成失败和胜利。”（23，p47）福柯这里指出政治——历史话语的短路关键是在底层解释上层，以边缘解释中心，知识的断裂总是出在边缘向中心的造反，最后则是边缘对中心的取代。而联系福柯提供的知识型与知识型之间的狭缝中的人物，对话语断裂的理解就完全" 可以一目了然了。堂吉柯德生活在文艺复兴知识型和古典知识型的夹缝中，萨德则是古典到现代的过渡人物，尼采则是代表当代知识型的诞生。从这些知识型的过渡人物中起码可以理出两条话语实践的运行线路：一是虚构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在知识型的离散过渡中，并没有必要进行区分，是堂吉柯德而非塞万提斯在对相似性追求之中被相似性的虚幻屠刀所杀，这个似疯非疯的人真心实践词（骑士小说）和物（现实世界）的统一。堂吉柯德走到了相似性的边缘。萨德则以性虐待狂和无耻的囚犯的双重角色把古典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连结起来，尤其说他创造出来众说纷纭的作品，倒不如说他创造了他自己，一个极力表现世界的疯人的自我剖白。尼采的真实性离我们的更近，但是，他像堂吉柯德一样，用自己毕生的艰苦努力虚构了自己，在知识型的更替之中他不是一种真实，他被两种知识背景撕成了碎片。二是知识型的断裂表现在它的空间化的结构到解构的过程。知识型在其边缘上制造着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人物，这种人物构成了两种知识型界面和颠覆中心话语的杠杆。先制造边缘的知识型还不能即刻走向失败，而和另一种同类的交叉则可能导致自身的覆灭。当代政治话语的几次重大的范式变化，其实是知识型的格式塔转换。

20世纪由话语实践引发的知识型的变化并最终导致重大的社会重组，的确有几起精心动魄的壮举。其中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可以肯定由于福柯本人对东方文化的陌生而被他绝对地忽略。而发生在前苏联的事情福柯为什么没有引证这些事件也真的是永远无法解开的谜了。在这里我们试图给出关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伟大的福柯当之无愧是这种新的方法论的拓荒者。

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都会永远记住中国大陆上发生的那次翻天覆地的社会重组。蒋介石政府被赶到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岛上。究其原因，史家给出了三点答案：通货膨胀，官吏腐败，知识分子背离。这些说法也许在政治学上是一种真理性的答卷。然而，如果在知识考古学上思索会有更为引人入胜的魅力。蒋介石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之中窃取了大权，他是按着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组织他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中国的政治传统在春秋至两汉的这一特定时期奠定，即儒家的道德本体化和法家的专制主义统治，汉代的董仲舒以法家的独裁、专制、极权、暴力推行儒家的道德本体化，使道德与反道德奇迹般的又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了，汉语只是作为一种道德的话语才有价值，这可以从汉代之后法家的话语完全销声匿迹而儒学成为一切朝代的显学就可以得到证明。然而法家的学说却完成了一种每一代统治者和每一个父亲都严格奉行的实践理性。于是，中国的语言以其独特的道德表达式形成一种类似于逻辑专名式的能指，其所指则不折不扣地是法家的反道德的专制程序和专制行为。正如弗雷格之前的语言哲学常常把逻辑专名的意义混淆为所指一样，中国的语言功能只是被当成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单向连接。没有意义或者说被强行取消意义的话语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知识型，它既不再现世界（因而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现代的科学）也不再现人生（因而中国文坛上几乎只存在一部原著——红楼梦），它只是不停地重复道德程序——专制程序的神话。中国历史上的一切权力结构皆是以这种知识型为样本组建起来的。蒋介石政权也不例外。但是，蒋介石却在专制的非法统治的运行过程中企图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基础，他相对地搞起新闻自由，这在专制宣传之外制造了一种二元性；他又大张旗鼓建立代议制，把个性与差异刻入政治层次之中。这种以非法的方式建立合法的基础的政治规则给传统的无意义的知识型赋予了意义，给中心性的知识型制造了和另一种边缘的知识型交叉的公共元素，也即制造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叛逆。就在两种知识型的交集之内成长起来的和其分庭抗理的知识份子，当然腐败的官吏同样是钻了这里的空子。 虚构世界的知识型一言以蔽之，它的确是所指暴政，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不是以历史的名义，而是以未来承诺的名义，甚至是终极关怀的名义， 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一性使其本身成为真正的虚构，淹没了意义，一切皆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了全——无逻辑和全——全逻辑。戈尔巴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就是在知识型上的自我颠覆。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两大政策入手：民主化、公开性。其民主化当然代表着政治决策程序上的民意体现，但是，这一步骤遥远漫长。而展开真实世界的真实性，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公布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档案。这就是在虚构世界的知识型的边缘上展布了一个具体能指和具体所指相联系的新的知识型，在能指和所指的链上生长出意义的解释学和谱系学可发挥作用的知识型。这种新的生产知识的机制才使前苏联倾覆。正如萨德、尼采可以作为知识型交集上的代表人物一样，戈尔巴乔夫也当之无愧的是两种知识型过渡中的代表人物。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独特产物，福科没有总结这种已由阿伦特提供范本的知识型，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自然也是我在此展开论述的充分理由。同时，对极权主义知识型的概括亦向我们显示了20世纪另一个最时髦词的实质，这个词即“改革”。一切改革都是在知识型上突破虚构从而生产真实的话语实践。

当福科归纳知识型的时候，无论他承认与否，他还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所定义的知识型相当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所（25，p8）给出的结构主义图解，即一组非连结性的平面化的图形，在此给出亦无妨。（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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