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二十年回顾与展望［下］

的化，只能走一个渐进的道路，一个以内需为主的道路，这个过程五十年以后能否完成？百年以后能否完成，都是尚待考虑的，我们不能焦虑的期盼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现在学术界有人提出了很激进的观点，一是废除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转轨为私有制，来加快土地的流转，把农民转移到城镇；再就是取消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但是，第一点主张，他们没有回答农民进入城镇后干什么，以什么为生。而第二个主张，歧视性的一面我们当然要取消，但是，户籍制度是和城镇的保障是关联在一起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取消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城市保障，以使得农民和市民平等？这显然缺乏现实基础，城市居民不会同意。那我们把城市保障的对象扩展到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诸位的良知告诉我们，可以，但是，财政告诉我们，不可以。那怎么办？

在八十年代上海的城市扩展中曾经这么做过，用城市的保障、就业、、医疗等条件与郊区的农民交换，农民欢天喜地，终于农转非了，没问题。当时国有效益很好，安置这些农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到九十年代就发现不对了，城市不可能再用福利与农民交换，代价太高，支付不起了，而且1996年改制以后，集体企业已经没有了，大量的企业是私营企业，国有企业也大量关、停、转、并，城市无法用传统办法吸收转移出土地的剩余劳动力，有许多被安置的人后来因企业破产又被吐了出来。上海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一百万人，现在有五十万人失业或半失业，靠政府的救济来生活，北京如何，我不清楚。

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如果取消户籍制或不取消户籍制度都让我们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取消，那么农村和城市就是两个等级，如果取消，农民可以进城，或者城市的户籍不能获得社会保障，那么就在城市里造成两个等级。所以，人口的问题，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业问题，就成为制约中国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而现行以接轨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它必然要把资金、技术、人才都集中在这个新兴的高新产业，而高新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极其有限，就像我们三十年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导一样，它对劳动力的吸纳也是有限的。

当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就业问题，但是，追赶又迫使我们民族把资金集中在有战略意义的场地。这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两难选择。这就是说我们二十年来以溶入国际社会的转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五 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

如果，前三十年是以中央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话，这二十年，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而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中央政府的放权、让利。这个地方主导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在沿海和城郊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而在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失败了。东部二十年的发展，处理的中心问题是地方行政权力与资本、劳动力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和承包制的农民、政府与农业剩余的关系降为次席。我在浙江、苏南的调查走访中发现，很多村乡的农民，二十年不知农业负担为何物，有的地方农业税都是村集体代缴。在“苏南模式”下，已经实现“农不养政、以农养农、以工补农”的阶段。这是中国上第一次出现的奇迹。沿海基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地方的财政说如来源(县以下，村以上)已经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户的收入来源也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农业已成为副业。在这一带地区，我们发现，在江浙地区穿行，你感受到的社会风气，舆论民情与中西部地区所见所听全然不一样。

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我曾经详细调查过的中部地区，像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以省一级政府推动的工业化(乡镇企业)建设基本失败。留下的是累累债务和怨恨，还有恐惧。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就高度恶化。如果以地方的工业发展类对比，沿海地区的工商业的发展，恰恰成为中西部地区工商业不发展的一个原因，这很可怕。东部地区把中西部地区变成了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地，而中部地区独立发展工业化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当然，这些地方还有工业，而这些工业更多的是依赖地下的矿产资源或者地表生长出的土特，像河南出产的麦秸，搞造纸厂，还有些出产牛羊皮，搞皮革加工，而这些工业又是高污染的行业，整个淮河流域的污染主要在造纸业和皮革加工业。这些地方的工业还有些就是小煤矿小煤窑之类，和国家来争资源，然后，国家又借口安全啊死人什么的，以“五小”的名义将他们封闭了。所以，内地的发展工业缺乏天时地理人和，还受到中央政府的打击，因为他们确实也破坏了环境。我们也希望需要打击它，因为，我们要保护北京的生态。

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出现，将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追溯的话，国共两党的斗争意味着什么？共产党的资源来源于何处？为什么？国民党的资源又来源何处？为什么？他们的斗争，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加以解读？再，三十年的计划意味着什么？三十年计划经济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意味着什么？这二十年的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因为二十年来西部地区几乎没有参与，主要还是中部地区，)已经呈现出全然不同于沿海的一种意识和观念。那里对毛泽东的怀恋比文革的时候有过之而不及。毛那是农民的皇帝、农民的神！至少中部地区如此，这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留给我们去思考。

六 行政权力无限扩张带来的

以上是两个地区的矛盾，另外出现的问题是还有阶层的分化，陆学毅已经把阶层分为十大阶层，很幸运的是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老三了，老大是掌权的，老二是有钱的，老三就是有话有权会写文章的，老八就是工人，老九变成农民，九亿农民变成老九了，他们还是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上去了，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这里要说的是关于阶级和阶层在当代语境里面的语义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化国家产生的关于阶级和阶级理论，它如何转化为前工业化社会的，主要农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那就是毛选第一卷中国社会和阶级分析。三十年当中，阶级的这个概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谓地主阶级和什么阶级在三十年的公有制条件下是具有和意识形态含义而不具有经济意义，而失去经济意义的那个阶级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阶级含义了，那么，以私有制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场改革，阶级已经重新恢复了它的经济含义，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重新要恢复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意味着什么？至少在城市和沿海我们面临的就是权利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八十年打破铁饭碗为标志，整个的劳动雇佣化，只有雇佣劳动才面临着资本(虽然有民营资本、官僚资本和现在不叫帝国主义资本而叫国际资本)虽然资本的形态不同，面临着资本的劳动的雇佣化，所以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根据与时俱进的说法，这里不存在剥削，这是理论界他们这批人士为之焦虑的一个难度很高的问题，建议他们吃马肉不吃马肝也不知马滋味，这个问题可以避免谈。那么，阶层这个概念它可以表明贫富分化的基本的事实，但是并不能表明各个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展开说了。 但是，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那么我们就要承认贫富分化的不可避免性。在第一次分配当中，贫富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行政的权利和政治的运作，在再分配当中来缓解这个第一次分配的贫富的问题，这也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由于中西部地区不能把财政收入来源从农业转移到工商业，因而不断扩大的机构和人员，增多的嘴巴和增大嘴巴的嘴巴带来的负担，就都落到了有限的农业剩余之上，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在于中部的性质，是明清中晚期的那种性质。不能用的学的那种来加以解释，而东部地区好象还可以用现代的社会学理论加以解释。

人们对党政腐败深恶痛决，在我看来是现行的管理体制以及它的权利的配置形式已经不适于市场，显的越来越笨拙和低下，只有当某一个问题成为全社会问题的时候，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且才设立一个部门来解决。比如在内地走，每个县有乡镇局，有的县根本没有一个乡镇企业也设一个乡镇企业局5-8人，在那耗着没事，因为任何部门都有权利延伸到底下的欲望，因为在县以下没人接待，为了自我接待，就必须把机构深到下面去。1996年在开封县，有一个部门是知青办，4个人，知青早已经没有了，还有一个知青办，还有很多县都有对台办，而那里根本就没有台胞也有对台办。

这种管理体制，如果我们各个地方的差异很小，那么同一个机构设到不同的县，不会带来太多问题。如果区域差异大了以后，这个管理体制就显得很笨拙。其次，才是行政权利本能的自我扩张趋势，这种行政权利的扩张，造成了社会的难于承受的状态，在中西部地区有可能把社会(这里指的是小农经济社会)压垮。1996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跌，有一部分农业剩余被市场给吞没了(事实是被我们城市居民享受的价格剪刀差给吞没了)，另一部分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了养活自己不得不这样做，所以，维持地方安全和地方的、承担地方安全和地方发展职能的地方政府，已经转化为它的反面，它成为地方动乱和地方不发展的一个充分的原因。这是最使人感到焦虑的地方。

沿海地区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它被新做的蛋糕给掩盖掉了，而且沿海一带的行政权利这几年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它的职能已经转化了，市场化了。我在浙江调查发现，现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对行政权力的职能已经和明确了，第一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软硬环境，招商引资，有了资本的有效投资，那就有了充分的就业，劳动解决了，不要提供失业保障了；第二地方政府有了税收，财政解决了，有了税收可以提供公共用品，这样什么都解决了。所以，资本和资本的有效运作是成为权利关注的核心问题。

中央反复讲，是政府加入了WTO，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我看大都明白这个道理，而中部地区的官员，你怎么和他讲都不明白，他一直迷信权利。他要办一个企业，他叫农民种上东西，他讲这个东西值钱，种粮食不值钱，拔掉，或者搞鱼塘，鱼值钱，结果鱼养起来，第二年卖不出去，农民把鱼仍到县委书记办公室里面去，他还是不明白，鱼怎么卖不出钱呢？怎么掉价了？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高度的迷信权利，不按市场的运作，那是中西部地区很大的一个原因。当然迷信权利是我们的国粹。东部地区对经济和财富方面的崇拜，好象逐步取代了对权利的崇拜。但是，权利屈从于资本的现象，也成为我们现在忧郁的问题。因为，以地方政府发动的化发展战略，比如在招商引资中，各个地方竞相压低土地价格来招商引资。一个省的土地是4万/亩，而隔壁省就是2万/亩，地方上很焦虑这个问题。承认资本在市场当中的主导地位，这个沿海的地方官员都很赞同，但是，这样以来如何来保护农民和保护劳动者，这个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他们都自己都感觉到这个问题，无力来保护我的农民，八十年代就说全中国变成市民，到九十年代一次买断，给你多少钱一亩地，但是，许多人安到这笔钱，比如投资失败炒股失败。无以为生，怎么办？找政府，政府很头疼。所以，针对这种出现的问题，我们在设想义冢制度，如何让土地成为农民的一个基本保障。现在，像发达地区，土地流转，存量的土地变成资本，增殖的这部分如何分配，如何确保农民的利益？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讨论。 上面讨论的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腐败的问题，我认为个人的腐败是枝节性的和次要的，而制度性是就是根本问题。制度性腐败，就是说我们这个持续了两千年行政权力体系的管理体制和运做体制已经高度不适应展开当中的市场经济。如何建立一个廉洁的、高效的、现代化的政府呢？目标已经被朱总理提出来了，但他看看这个事实，全部是在向反面发展。原因何在？值得研究。

改革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和市场适应，对我们整个民族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是对民族智力的挑战，也是对家勇气的挑战。

表面上看，我们说我们的是党政合

一、党政不分引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党国不分，为什么党的权利凌驾于国家之上？

为什么近代以来行政管理的层次日益加剧，在计划经济的时期我们也只有三阶：省、县、乡、乡政(公社)。现在为什么在二十年当中城市化中，在推进城市化的名义之下，地变成市，即一级政府了，一级政府就有五大班子，一级财政就是一级搜刮，因为吃饭财政，什么是吃饭财政？就是财产就是供养官员吃饭，吃饭的目的是为了办公，办公的目的是为了办事，结果是办不了事也办不了公，就吃饭。为了吃饭要钱，所以所有办公办事就是为了去搞钱。这样的财政怎么行呢？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怎么行呢？它把压垮的同时也会把自己压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们的部门逐渐开始的腐败问题。我也参与腐败，我很惭愧，但是内心又很想腐败。这十年工资猛涨，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步到位的猛涨，还只是悄悄的涨。去年开始，我们同清华北大接轨，加了岗位津贴，岗位津贴一般比工资要高一点，这样我下就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了，原来月薪是两千多一点，扣掉四百拿到一千六七，去年加到三万，今年加到四万，钱哪来的？还有系里面创收有一个，整个教育是一个垄断，靠垄断吃饭，这个教育因为拥有知识而成为中产阶级的过程，怎么样从一个臭老九变成一个香老三了。这个过程我们自己来，一国家财政，中央不足地方补，很多是联办，上海正好有钱，那么就给我们钱，而工资单中的三百二十块是教委中央财政拨的款，因为我是华中理工大学，国家教委出的钱，是36所当中的一所；其中八九百块是市财政联办拨的钱，还有一块是我们校产，其余我们院系的一块，那就是读卡通大学了，卖文凭了。这些年来，我也没有少参与这个过程，因为关于我们院系几十号人的奖金问题，而且面对着住房货币化的压力，小孩读书的压力，当然还要改善各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对学校而言，这个压力很严重，否则不能满足人才就跑了。这一块的问题一说就必须追溯到从1986年，当时党政部门、军队部门、教育部门、医疗部门、还有几大垄断部门，国家的财政支出不足以养活该养活的人，就开了一个口子，你们自己去搞票子。这个制度性的腐败造成军队的腐败，当时我就讲，毁我长城就是这个最糟糕的政策，军队无论如何是要国税来养的，其他的税种，其他的自养这个军队一定腐败。所以朱老总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基本解决了。那么教育呢，很大一块我们地方的控制，高校的产业，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办班，办班这些年来已经是，当然主要这个钱是官吏交换。卖文凭，三万块，也有不来读的，或者偶尔来一下，当然办的好的也有。我在复旦办的班，钱是拿了，也确是尽了力了，上海最好的教师配备上去。那些党政官员听课率很高，但是大量的我所知道的都是卖文凭，包括成人教育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是我们也参与腐败吗？还有就是提高服务价值，原来学校生3800，现在4800，到明年可能要取消生博士生的补贴，可能也有一个动意要取消了，就是也要自费了。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舆论早就放出来了。医疗，电信，电力部门，自来水部门(我们的自来水部门应该以财政来开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体制内的象我们这一批人怎么会成为一个中产阶级？怎么就能够买的起商品房呢？这个问题，我觉的就是说中央财政不足以养活他该养活的人，所以象地方，象财政预算外的收入就开始积极发展起来。据说现在在中国东部地区(全国范围都是这样)，就是财政收入和预算外的收入再加上乱七八糟的罚款.苛捐杂税收入，大概基本上是1：1：1这样的一个比例。正税大税好税一般中央拿去了，县以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基本上靠苛捐杂税和罚款过日子。

七 转型期我们的根在哪里

这个转型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中，我觉的当属于心理问题在个别人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最使人痛苦。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的体制，在近百年间进行不断修改，但是，基本框架不变，基本的对社会的管理不变，突然面临这样一个如此大的一个变化多端的市场社会，就遭遇到了空前的问题。当然在转型当中还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现在已经日益的被人们感受到了。前面提到的×××的现象(当然我不是为×××辩护)，只是把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是对转型过程心理不适引起的。因为我参与了上海的一个×××的调查，大概知识界有160几个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不少，都是本科生以上的。而且80-90%都有背景，小镇背景，外乡背景，都有背景。而且是非常自恋，比较内向，个人的道德非常好，干活都非常认真，也尊重领导，都是这样的，同事关系都很平和，不与别人争的。

为什么这些人还残留一点我们道德情怀，仍会成为×××的信徒呢？恰恰是他们过多的道德，而成为他们不能够进入到竞争的社会当中去，而且不以竞争财富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觉的意义自有所在，而不在此，我们能不能提供一种意义呢？

人活着到底干什么，这样一个最形而上学的问题.又被这个话起。我们怎么来提供答案呢？老实说我自己也提供不出来。我13岁就追问这个问题，一直追问到40岁才恍然大悟。所谓意义者就无意义也，才明白。没明白前我写了一本书叫《西方人生》，写的信心实足。写完了以后，觉的出问题了，我搞了一个彻底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没意义的问题。结果我和出版社自悔和约，原来的《东方人生哲学》不写了。第一问题实在回答不出，我自己也回答不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的根在哪里？我们自己都不清楚。

从前的社会，我们有三个根。一个根在家族。家庭是常常积累过去、继往开来的。现在我们就是两个人变成好离好散、一个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制，是造成现在婚姻不稳的根本原因。从前的婚姻是以两个家族为界，连绵后代为基础，有这基础你离什么婚？有孩子就不能离婚。什么爱情？爱情最不稳定，谁说的清，千百年来那么多人说不清，你说的清，谁都说不清是爱还是一种感觉而已，搞不清楚。

这个意义又被时代唤醒。可是注定这个时代无法回答，尤其是执政者，当自己的权利在运做被提出质疑的时候，已经丧失了给予意义的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我们自己也给不出。

从前安身立命的另一个根在家族。我们现在已经两口子结合，而且现在社会当中的家庭个人的婚前地位和婚后经常会变动，一变动，尤其是女的上升，男的不上，这个家庭必然破裂。

还有一个根就是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国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君主，是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如果家破国亡了，我们还有关怀，关怀什么？天下。天下，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所以“国事兴旺，肉食者而某之；天下兴亡，匹夫于有则焉”这是顾炎武讲话的原文。

不知谁把它篡改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者”，恰恰违背了顾炎武的原义，顾炎武深刻体会了国破家亡的。他既不能效忠于家，也不能效忠于国，而且厌恶这个国——明，但他更厌恶后面的那个国——清。他又无国之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读读顾炎武的书，尤其读读他的《日知录》里面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非常重要，但是他这样的一种信念，我们现在已经不具备了——五四已经把我们传统和历史话语中断了。我们脑子里读西方的书比较多，西方的概念比较多，关于西方我们断而言之，关于我们自己东方的历史，已经语焉不详了。如今留下读古汉语的人，已经不多见了，因为，熟悉古汉语典籍的人和熟练读古汉语的人已经不多了。

近代以来，在救国救民的口号下，把一代人一代知识分子凝聚起来，现代市场经济又把已经凝聚起来的那个共同体给肢解。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的个人要找到国、社会之间的精神的联系纽带，已经不太可能了。

人的无家可归化，孤独化。这样的个人，他只能够凭竞争、财富、地位，来自我证明。除此以外，他失去任何的证明能力。而这种以财富为中心的自我证明完全有可能倒向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有可能倒下“中叶”主义，就是说你感觉你是唯你的，那就是你的感觉，人感觉化了，成为一束感觉，人变成一束感觉。而感觉只有通过不断的刺激才能感觉到的，比如我自己感觉自己我手放到这里一分钟就感觉不到了，我摩擦一下就感觉到了，就这样。感觉是存在于不断的强化刺激当中。至于消费文化在不断的制造感官刺激的文化，也推动整个的不断的增长，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要搞什么流行服装，淘汰旧的搞新的。

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中华民族13亿人口，在资源有限这样的这样一个条件下，能不能走这条道路，也甚可怀疑。这个最后还有几句话，原来想正面的来如何提点建设性的意见，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主要谈了对这个的理解，困惑的一些，接下的时间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