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角: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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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现代性 现代大学制度 人本 责任 特色

论文摘要：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是指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本质的规定性。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从历史、理想与实践的视角展开的，而忽视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内在价值规定性。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必须切实体现以人本意识、责任意识、特色意识为核心的价值现代性。从而契合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环境，推动高等教育进步与繁荣。

有关现代大学制度的讨论，是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其研究范围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所有层面。既涉及高等教育的宏观方面(如行政体制、管理体制)，也关注高等教育的微观方面(高校内部的具体制度)；既涵盖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如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如教学等)。对现状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研究背后，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究竟是什么，依然众说纷纭；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具有怎样的特质，大家还是莫衷一是；在中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有怎样的特殊性，更是言者寥寥。

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大学制度同样如此，历史证明了大学制度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资源对大学存在与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透过大学制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大学制度的变化是大学与外在需求间不断求取平衡的过程。现代大学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时代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不同的语境下其差异性也非常明显。因此，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不断衍生着新的内涵。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说：“大学像其它人类社会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它是时代的表现。”按照功能结构主义的观点，新功能的出现必然伴随新结构的出现，大学正是伴随这些新职能的出现不断改变着自身制度。源此，笔者认为，准确理解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把握其“现代”性。

一、当前现代大学制度研究的三种视角

在当前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范式，其原因源于对“现代”认识的分野。目前，学术界对“现代”的界定主要是从三个视角进行的。

第一种是历史的视角，意指现代大学概念中的“现代”，是对客观存在的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中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演变和现存的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介绍。其主要代表学者是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弗莱克斯纳，他将德国柏林大学视为现代大学的起点。在他看来：中世纪大学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步突破了宗教神学的壁垒，随之而来的柏林大学的制度创新，成功地使科学与教学相结合，使大学与中世纪大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大学由保存和解释知识为主向以发展知识为主。由此奠定了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对此，国内学术界有不少论述，如“当今的教育史家一般倾向于把欧洲的中世纪大学看作是大学和高等教育的源头，并且把大致在19世纪之前的大学统称为传统大学，以区别于19世纪之后的现代大学”，“现代大学制度是由1810年在洪堡主导下建立的德国柏林大学奠定的”。

第二种是理想的视角，主要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现代”，是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主要从大学理念、大学精神来进行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他在其《大学的功用》一书中认为，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的功能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型大学将可能是一种“多元化的巨型大学”，现代大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在我国，学者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本体思考多源于对现代社会的意义体认，“现代大学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大学，即与当今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大学”，“现代大学制度是在社会发展逐步依赖知识生产的历史进程中，藉以促进大学高度社会化并维护大学组织健康发展的结构功能规则体系。这一概念的内涵在于；第一，现代大学制度是知识经济背景下的大学制度；第二，现代大学制度是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联系的大学制度；第三，现代大学制度是工业革命以来大学制度的延续”。

第三种是实践的视角，主要是相对于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制度的“现代”，基于对我国现行大学制度存在的弊端，从对理想大学发展模式的设计出发，对大学制度所寄予的理想倾诉和理解。以袁贵仁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现代大学制度概念，其内涵是“举办者与办学者分离，大学面向社会，独立依法办学”，“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针对我国大学所承担的现实使命，在解决数十年来大学制度存在积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制度”。

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现代”的不同视角，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也导致现代大学制度内涵的差异性与包容性。一方面，大家对现代大学制度作出不同层次不同范式的阐释，标新立异，各取所需；另一方面，现代大学制度研究又几乎涉及了所有高等教育研究的范畴。在这样一个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复杂体系中，如何把握概念的应有之意，似乎成为了一个难题，众多的解释导致了解释的虚无。 "

二、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解读

“现代”一词最先使用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著作中，当时用这个词表达一个新的观念体系，即把文艺复兴看成是一个与中世纪对立的新时代。在英文中，“现代”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二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是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对于“现代”二字，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有不同的诉求，从国内学者普遍使用的含义看，“现代”是一种理想的象征，“现代的”是指代表社会发展方向、与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相一致的范畴。而在西方学者眼里，“现代”是社会发展积淀的结果，它代表一个社会的发展历程，指启蒙以来的叙事，其显著特征是理性化。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具有内在张力的总体性概念，它具有多元异质性、开放流动性的特征。现代性是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描述与规范、确定与流变的统一。现代性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中认为现代性好比是一种流体，它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特征，是一个从起点就开始“液化”的进程。现代性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成、发展的总体性过程和特征。它既是指以启蒙运动为标志，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新的时代意识和价值取向，也是指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以人为本等为基本元素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内在要求。可以说，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就是现代性。

从现代及现代性的解读可以看出，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本质是指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它不具有历史分期意义上的时间含义，而是价值的约定。“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断提高的、在绝对时间上没有固定起点和终点的一个过程、一个时代，现代大学制度既有传统的因素，也有现代的元素，还有未来的质素，它是过去、现在、未来的综合体；现代大学制度是建立在大学特有本性和固有传统的基础之上，其现代意义并非完全隔离与传统大学的所有联系、抛弃大学与生俱来的内在逻辑，否则再完美的制度也不是大学制度，更非现代大学制度。故而，我们所讨论的“现代大学制度”不是指从现代社会开始以来所建立的，与现代社会在同一个历史起点的关于大学的“规则体系”，而是指能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优化大学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作为一种制度范型，它摈弃当下不符合大学发展逻辑、不利于大学发展内在规律与原则要求的东西，从而实现学校、社会的和谐互动以及学校自身的良性运转。

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型，厦门大学的王洪才教授在《复旦教育论坛》上曾连续撰文作了一些探讨，他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人们对理想的大学发展模式的设计，具有明确的价值观导引，具体表现为四种价值，即问责性、适切性、适应性和创造性价值，它们共同构成现代大学行动的价值链。现代大学制度并非一个既定的存在，而是一个建构中的事实，在结构上具有四个方面基本特征：开放性、适应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其核心特征是适应性。王洪才教授的研究主要从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作了独到的阐释，但没有涉及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层面——现代性。本文主要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抛砖引玉式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研究的现代性不是哲学层面的理解。而是对当前中国语境中现代大学制度设计的一种理性规定性与价值规定性的探索。

三、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现代性”的思考

1.人本意识——基于价值追求的现代性

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是现代性的必然要求，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应将以人为本作为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对人与制度关系正式的研究始于近代西方，霍布斯和卢梭以一系列非实证的假设条件为基础，从人性的角度论述了制度的功能，即制度设计要体现人本身发展的要求。从理论上讲，制度是人们为自身的利益设定的规则，它作为一种客观条件、客观环境应有利于人的发展，并且要服务于人、促进人的发展才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实践运行中，制度通过压抑某种行为而激励另一种行为、通过反对某种行为而褒扬另一种行为，从而传递某种信息，改变人们的偏好、影响人们的选择、激发人的能力的发挥、促进人的发展。故而以人为本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价值追求，以人为本应体现在制度设计的各个方面与各个环节。在宏观层面，大学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方面，对于大学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的关系要坚持主体至上的原则，关系的设计必须尊重大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在中观层面，大学内部组织结构的分层、内部权力体系的运行，以及显性规章的制定，必须切实能够做到保障和实现大学的科学发展，符合教职工的根本利益要求。在微观层面，大学自身的各项具体制度的设计，如招生制度、教学制度、科研制度、人事制度等要切实做到以生为本，以师为尊。无论是作为一种规则体系、协调工具，还是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在现代大学制度供给的内容、制度设计的形式及路径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当前，我们许多制度设计所体现的价值追求无视大学的特殊性，从经济学角度热衷于关心产权、投入和市场，关注限制与约束，这种以物质为核心的思考方式使大学偏离了自身的发展轨道。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必须由关注物到关注人，由限制人到激励人，思考方式必须实现经济学向伦理学转变。

2.责任意识——基于大学使命的现代性

大学责任是一个与大学功能比较相近的概念，“功能”重在强调对外产生的效用，是一种“实然”的效能，“责任”重在表示组织内在的规定和要求，是一种应然的职责。大学的功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第一阶段是古典大学时期，主要是单一的教学功能(或人才培养功能)；第二阶段是以1801年德国的柏林大学的成立为标志的近代大学，强调教学和科研相统一；第三阶段是以威斯康星大学的威斯康星思想形成为标志的现代大学，倡导教学(人才培养)、科研、服务(社会服务)相结合。大学这三项功能的发展是随社会文化变迁而逐步发展的，而且随着功能的发展，大学从游离于社会之外到走进社会的边缘，进而走进社会的中心。 "

在当下国内相关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中，大家关注最多的一点都是学术自由或学术自治，强调大学的学术责任，似乎现代大学制度就单纯是学术自由的制度度量，这或许与中国特定的大学制度环境有关系，但是这并不符合时代对大学发展的逻辑要求。大学的责任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是与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连的，是大学生存发展的内在需要与社会进步发展对大学的期望的碰撞结合的产物。传统的大学责任主要是学术责任，这种大学责任观是以大学只是一个学术团体，其主要社会功能限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和人才培养为前提的。在高等教育日益成为社会中心的背景下，现代大学制度必须关注大学的社会责任，大学的社会责任是指大学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机构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广义的大学社会责任，除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项外，还包括促进人类和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各项有意义的活动，比如民主、健康、文化交流等。当今社会对大学责任的关注，反映的正是对大学社会责任的要求。学术责任是大学合法性存在的理由，社会责任是大学发挥重要作用的必然结果。如果说，传统学术责任观所对应的是“教授治校”的大学，那么，大学社会责任观所对应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大学。关注大学社会责任与关注现代大学制度是一致的。通过制度安排规定各利益相关者的权、责、利，在一系列的规则体系中协调政府、社会和学校各方利益关系，特别是协调好政治利益与学术追求、市场利益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和关系，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制度的实施，尊重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从而实现大学的目标与大学的责任追求。

3.特色意识——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性

制度是历史的积淀，它并非是孤立存在的，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制度是环境的函数。中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中国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最核心的同时也是最难处理的是党委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这也是中国大学制度区别于国外大学制度的特殊性所在。中国大学作为社会公益性组织，坚持和落实党委领导是由中国特定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是具有自身特色的。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也证明，落实党在大学的领导权是有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现高等教育事业持久稳定发展的可靠保证。我们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研究，不能不关注这特定的国情与实际。而一味地空谈大学的自治，应该就如何妥善处理好党委在学校各利益相关者中的地位与问题，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做一些中国特色的思考。

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充分尊重党委的决策地位，提高党委的决策力。党委在学校的领导地位是制度体制中的法定地位，如何提高党委决策力是一个必须要关注的问题，党委的决策必须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大学的实际。要构建多方参与、集体领导、党委主导的党委决策机制，做到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该充分发挥校长在大学管理中的核心作用，提高校长执行力，通过各种专门委员会和行政仲裁委员会的成立，有效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提高执行党委决策和实现战略目标的能力。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应该充分挖掘学术在大学的应有地位，切实将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离，成立相应的组织形态和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保障学术“参与力”。例如，建立学部制，成立由非行政人员组成的单项工作委员会，统筹学校的学术工作。

关注现代大学制度的现代性，只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视角。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环境与语境下，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切实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体现人本意识、责任意识、特色意识，是我们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都需要认真思考并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