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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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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2-12-21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角度说,艺术作为人类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审美发生学的研究已经证实,艺术的基本社会功能就是协同功能,通过艺术活动来教化社会成员,协调社会关系,传递文化、道德和行为方式,沟通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这种功能我们可以在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甚至一切前现代艺术中清楚地看到。

在前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虽然在传统文化中不乏反抗现存社会的艺术,特别是面临巨大变迁的时代的艺术。但从总体上说,艺术和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是基本吻合的。倘使我们把艺术和社会的这种功能关系视作艺术的基本发展线索,那么,面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我们便不难发现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面貌显然有别于传统艺术,与其说它是与社会相一致,毋宁说是与社会处于尖锐的对立。

如果我们对自浪漫主义以来的现代艺术稍作回顾,就可以清晰地发现整个现代主义文化的尖锐的对抗性质和颠覆力量。文学中,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范例。且不说它笔下那些流浪汉、失意者、妓女、黑色的维纳斯和形形色色的古怪人物,就其诗集的题目来说,是极具象征性的。新奇、怪诞、丑陋,一切过去不曾进入艺术殿堂的题材、内容和风格,在现代主义中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恶"与"花"其语义的对立在这里典型地披露了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倾向。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阿维农少女》似乎是对造型艺术各种规则和趣味的有意嘲弄,古典主义的优雅趣味荡然无存。现代主义艺术家似乎与生俱来地就是反叛者。兰波说道:"新来者自由不拘地谴责前人。" 正像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现代主义文化与西方传统(古典)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断裂。古典文化中被视为经典而存在的各种规范,在现代主义艺术家那里荡然无存;追求多变、不确定、稍纵即逝的审美经验,成了现代艺术家的渴望。恰如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份,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 [2]现代主义者不仅在自己和传统之间划出一个巨大的鸿沟,而且对当前的现实也深表不满。这一点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主义更是偏激,尼采的格言可以视作这种取向的当然代表:"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 对当前日常生活现实的强烈不满,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动力,这种倾向在唯美主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诸种风格的艺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现代主义艺术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否定,其指向显然是未来。于是,乌托邦成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总的文化风格,一种文化大风格, 那么,其总体上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倾向十分明显。这不但体现在艺术不是生活本身,亦即对艺术是生活的模仿的古典观念的激进反叛,而且直接把古典的模仿原则颠倒过来,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必再跟着日常现实的脚步亦步亦趋。不仅如此,美学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也在现代艺术无所顾忌的创新和实验中被打破了。感性与理性的对抗,个体对社会的抗拒,英雄主义对庸人哲学的批判,新奇的追求取代了对经典的崇拜和规范的恪守,审美的乌托邦彻底打碎了日常经验为基础的古典艺术。恰如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呐喊一样,现代主义艺术是日常生活的彻底背离和颠覆,熟悉的世界和生活逐渐在艺术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充满了新奇和陌生事物的世界。

然而,我们的疑问是,在现代主义阶段,艺术变成为日常生活的颠覆力量和否定力量,这何以可能?其原因何在?

显然,这个问题与现代性密切相关。

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范畴,它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逻辑范畴。自启蒙时代以来,现代性就一直呈现为两种不同力量较量的场所。一种是启蒙的现代性,它体现为理性的胜利,呈现为以数学为代表的文化,是科学技术对自然和社会的全面征服。从社会学角度看,用韦伯的理论来描述,这种现代性的展开,就是以"去魅"与"合理化"的过程。"去魅"通俗地讲,是一个把社会和人的命运从神的力量转到人自身的力量上来解释的转变过程,社会的发展变化受制与人自身的力量,而非神性的或超自然的力量。"合理化"则是指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中,人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甚至所选择的目的本身,都是受制于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计算。然而,当这种启蒙的现代性诞生伊始,一种相反的力量似乎也就随之降生,并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全面扩展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种现代性可以表述为文化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

审美的现代性从一开始似乎就是启蒙现代性的对立面。倘使说后者的代表乃是数学的话,那么,在比较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的现代性或审美的现代性的代表形态则是艺术。从时段上说,审美现代性的典型形态正是现代主义艺术。美国学者卡利奈斯库指出,波德莱尔是第一个用审美现代性来对抗传统,对抗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艺术家,他提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但波德莱尔以后,在艺术中"那一半最终也被铲除了"。"现代性已经打开了一条通向反叛的先锋派道路,同时,现代性又反过来反对它自身,通过把自己视为颓废,进而将其内在的深刻危机感戏剧化了。""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乃是一系列对应的价值之间不可调和对抗的反映:第一是资产阶级文明客观化的、从社会角度说可加以度量的时期;第二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时期,是由’自我’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期。后一个时期和自我的特征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基础。从这种有利的观点来看,审美的现代性揭示了其深刻的危机感和有别于另一种现代性的根据,这另一种现代性因其客观性和合理性,在宗教衰亡后缺乏任何迫切的道德上的和形而上学的合法性。" 这里,卡利奈斯库揭示了两种现代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回到波德莱尔关于现代性的经典界定上去,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永恒和不变的一半虽然在艺术中消失了,却在非艺术的日常生活领域中获得了全胜。而两种现代性之争,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这一半对那一半的抗争。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主义艺术为何追求感性、个性、神秘、多变和短暂,这一切都可以从它对已经控制了日常生活的启蒙现代性的反抗角度来加以理解。

那么,审美的现代性究竟怎样来实现对日常生活的颠覆呢?更进一步,它在美学上提出了一些什么值得深究的观念和原则呢?

我们以这样一种视角来透视现代主义文化,就不难发现纷繁复杂甚至彼此对立的现代主义文化其实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一致性,而种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尽管也彼此抵牾冲突,但一个清楚的脉络却隐含其中.以下,我将以现代美学中几种重要的学说为线索,来进一步考察审美现代性的真义.

唯美主义--艺术自律性观念的奠基

唯美主义是西方文化中现代性意识的早期形态之一。从文化的现代性角度看,唯美主义提出的一系列命题都带有革命性。假使说康德率先在哲学上提出了审美无功利性的命题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说,唯美主义是率先实践这种美学观的文学派别。从整体上说,唯美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美学命题,这些命题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的雏形(尽管有些理论在浪漫主义理论中已经涉及,但系统地作为一种美学主张提出来的,应该说是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率先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从戈蒂耶到王尔德再到佩特,"为艺术而艺术"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主题。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的诉求,那就是把艺术和非艺术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一方面反映在最早的一批现代主义者对现存的资产阶级道德的鄙视,力求把艺术从道德的约束中解脱出来,摆脱工具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为艺术而艺术"又体现了唯美主义者的一个更大的企求,那就是将艺术和生活彻底区分开来,就是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分家。这种分家是通过几个更加激进的主张实现的。第一,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王尔德提出的这个命题几乎是颠倒了西方艺术自希腊以来的模仿论传统,艺术和日常现实的关系彻底改变了。那么,生活何以模仿艺术,而艺术又如何为生活提供楷模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命题:艺术是形式的创造。在王尔德看来,"看"和"看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艺术不是看而是看见,亦即看见"美"。因为"文学总是预示着生活。前者并照搬后者,而是依照它的旨趣去塑造生活。""生活尤为欠缺的是形式。"韦勒克总结说,王尔德看出了艺术对生活的深刻作用,针对典型的单调、风俗和奴役、习惯的专制,艺术具有振聋发聩的使命和瓦解的力量。 艺术弥补了生活的不足,在王尔德看来恰恰就是它为生活提供了新的形式,是摆脱"看"的陈规旧习,进而使人"看见"美。这一主题在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卡西尔的符号美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种种后现代理论(尤其是波德里亚的模拟和仿像的理论)中进一步展开。过去我们的文学史理论在分析这一倾向时往往持否定态度,即认为唯美主义是一种形式主义,反映了颓废落后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其实,如果我们从唯美主义主张在整个审美现代性中所起的功能来看,上述看法值得怀疑。我认为,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隐含着一种本质上的政治激进主义和颠覆倾向。德国学者比格尔在论述这一问题使发现,唯美主义是西方艺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因为正是在唯美主义中提出了艺术自律性,尽管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康德。唯美主义率先把艺术和生活实践区分开来。这种分离一方面是对艺术的传统社会功能(如道德和宗教等教化功能等)的否定,另一方面又为其他更激进的艺术(如先锋派)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唯美主义把形式视为内容,在这个转换中,服务于传统社会功能的艺术内容实际上被否定了。艺术这时达到了一种自觉和反思阶段。"唯美主义结果成了先锋派意旨的前提条件。只有其具体作品的内容不同于现存社会的(糟糕的)实践的艺术,才能成为组织新生活实践起点的核心。" 马腾科洛的观点更值得注意,他发现,形式在唯美主义那里是一个崇拜对象,当它转入政治领域时,内容的非决定性便为任何意识形态的扩展敞开了大门。 这就是说,形式主义在现代主义美学中,是服务于审美现代性的基本倾向的。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的内在张力视为启蒙现代性(工具理性)和审美现代性(表现理性或价值理性)之间的冲突,那么,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唯美主义主张生活模仿艺术和形式主义,有一种对抗启蒙理性的工具主义的颠覆功能。这个思想在卡利奈斯库关于两种现代性冲突的理论得到了深刻阐发。他认为为艺术而艺术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出现,暗中隐含着一个目的,那就是对抗资产阶级平庸的价值观和庸人哲学。这种倾向在戈蒂耶的理论中体现得彰明较著。"为艺术而艺术是审美现代性反叛庸人现代性的第一个产物。""对于以下发现我们将不会感到惊奇,宽泛地界定为为艺术而艺术,或后来的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些体现激进唯美主义特征的运动,当他们被视为对中产阶级扩张的现代性的激烈雄辩的反动时,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中产阶级带有这样的特征,他们有平庸的观点,功利主义的先入之见,庸俗的从众性,以及低劣的趣味。"

难怪唯美主义把短暂的美视为永恒,强调个性主义,突出艺术的形式和媒介,这其实都可以和对抗受制于工具理性的日常经验结合起来,其政治意义和颠覆功能昭然若揭。

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的艺术

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往往被视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甚至有人认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倾向就是形式主义。如果我们从审美现代性的角度来思考,俄国形式主义有何值得思考的地方呢?

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文学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就在于唤起人们对生活的新鲜感受。"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 从表面上看,这一主张和传统的模仿论并无区别,其实不然。唤起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就是要打破无意识的习惯性,亦即改变日常对待生活那种见惯不惊、无动于衷的眼光。我以为,这是俄国形式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解。"经过数次感受过的事物,人们便开始用认知来接受,事物摆在我们面前,但对它却视而不见。……使事物摆脱知觉的机械性,在艺术中是通过各种方法实现的。" 于是,文学(尤其是诗歌)便承担了反抗和颠覆日常经验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摆脱认识事物的机械性,恢复对生活的敏锐新鲜的感受。 在这样的基础上,什克洛夫斯基提出了著名的"陌生化理论"。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这种陌生化效果的目的,在于赋予观众以探讨的、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所表演的事件。""陌生化所追求的唯一目的,是把世界表现为可以改变的。" 所以说,间离效果理论比陌生化理论更加激进,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只承认日常生活经验具有欺骗性和麻痹性,使人对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此艺术陌生化了的经验就具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布莱希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艺术经验或审美经验照样有欺骗性和麻痹性,移情共鸣式的娱乐效果本身就遮蔽了观众对所表现的事物的独立认识和批判。因此,间离效果不但是对日常经验的反叛,同时也是对艺术中欺骗人操纵人的种种把戏的颠覆。如果说戏剧性的戏剧是要观众认同所表现的日常现实,那么,叙事剧则是要观众背离熟悉的日常现实,怀疑日常现实,批判和改变日常现实。这里透露出的艺术与日常现实之间尖锐的对立姿态,是再清楚不过了。

"非人化"--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分离

从历史角度说,对审美现代性特征作出理论上最早系统表述的,也许是西班牙哲学家奥尔加。他率先对先锋派艺术(他称之为"新艺术")进行了界定。在奥尔特加看来,资本主义到了二十世纪,社会和文化出现了巨大的变迁,这个变迁突出地体现在社会大众的出现,这些没有差别的"平均人"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过去只是少数达官显贵上流人士出入的场所,如今人头攒动。大众的出现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先锋派艺术和大众艺术截然对立。前者是为"选择的少数"而存在的,而后者则是大众的消费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奥尔特加发现,以前艺术从不流行到流行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即使是浪漫主义这样激进的艺术,也可以从不流行到流行(如雨果的《欧那尼》);但新艺术则注定是不流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大众的文化。

新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只是艺术与其受众关系的体现,奥尔特加更深入地从艺术与社会的角度揭示了新艺术的本质。他从以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为代表的新艺术出发,深究了这种艺术形态与传统艺术的根本区别: 新风格倾向于:(1)将艺术非人化,(2)避免生动的形式,(3)认为艺术品就是艺术品而不是别的什么,(4)把艺术视为游戏和无价值之物,(5)本质上是反讽

的,(6)生怕被复制仿造,因而精心加以完成,(7)把艺术当作无超越性结果的事物。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 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现代性的理解,以及对日常经验的否定。这一方面的代表非巴尔特莫属。

巴尔特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发,依据能指和所指的人为约定性原理,对符号的运用和文学及其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传统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他认为,人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符号化的世界,我们用以交流沟通的语言其实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相反,语言的任何用法都是被文化和历史所决定的。更进一步,巴尔特从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所指和能指的人为约定性关系出发,对日常经验及其意识形态构成的过程进行了去魅分析,他要揭露隐含在所谓的自然性之下的语言人为性和意识形态性质。比如,巴尔特对法国古典主义写作的考察,就鲜明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是如何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巧妙地融入其作品之中的,并伪装成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样子。既然语言的能指和所指是人为地约定的,那么,运用语言来写作以及各种作品,也同样是人为地;既然是人为的,那么,一切就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包括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文化秩序本身,也同样是可以改变的。这里我们看到了巴尔特结构主义理论中的布莱希特动力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如果说在布莱希特那里是通过戏剧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方式,来表现现实本身可以改变的话,那么,在巴尔特的结构主义思想中,通过对文学基本媒介语言人为约定性的肯定,来揭示人们不但可以改变语言的用法,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改变来进一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方法。被资产阶级作为经典而加以神圣化和永恒化的任何东西,其实都不是不可改变的。 这里,我们注意到巴尔特的真实意图,那就是打碎日常经验中那些习已为常的观念,借助于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解析,借助于符号和社会潜在关系揭露,来破除人们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和不可改变的观念。虽然它和布莱希特的出发点和手段有所差异,但他们却最终殊途同归:通过艺术来改变人们深受日常经验束缚的局面,进而以某种新的观念和方式来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说,就是获得一种清醒的批判眼光和自觉意识。这使我们想到了达 . 芬奇的一句名言:"艺术就是教导人们学会看。"

不仅如此,巴尔特还通过宣判"作者之死",来解放对文本意义解释的垄断,进而解放了读者,赋予读者以解释文本意义的权利。作者的死正是读者角色的诞生,意义不再被少数人垄断,它的暴力被粉碎了。于是,文学成为颠覆日常经验和语言用法的乌托邦,文本的策略就是意义解放的途径,因为他坚信马拉美的名言:"改变语言就是改变世界"。 他甚至主张用一种"精神分裂"的越轨方式来对抗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意义暴力。美国学者卡勒明确地指出了巴尔特的结构主义美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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