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状态的建构主义审视

" 【内容提要】：建构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一支正在兴起的力量。它对国际政治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 无政府状态概念是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并非像新现实主义所理解的那样，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三种可能性，关键取决于行动者的实践互动。由此，国际体系的结构具有了不同的内容，行动者和结构体现了一种新型关系。本文展示和梳理了建构主义对这一概念的再审视。

【关键词】： 无政府状态 新现实主义 建构主义 结构变化

无政府状态是主流理论的核心假设，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家行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而展开的， 而这种假设恰恰是作为主流理论的挑战者建构主义所质疑的起点。建构主义的应有之义就是把主流理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看成是不断变化的， 通过对国际体系结构的解构来建构新的国际体系结构观。对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给予最系统最深刻质疑的建构主义学者当属温特。1 他为我们展示了无政府状态的多种逻辑和国际体系变化的多彩画面。

一、主流理论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对于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人员来说， 无政府状态一词无疑是国际政治理论的关键词， 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 通过国内与国际的比较， 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 认为国际政治的其他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中，对合作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 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 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并不存在的情况下， 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 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维斯主编的《国际政治》这本论文集中， 第一部分就从无政府状态的意义、无政府状态的摆脱和无政府状态的缓解三个方面论述了无政府状态的环境，他们认为，“ 无政府状态代表了国际政治环境的持久概念和现象. . 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 要处理无政府状态的后果，或者改变它， 就必须首先理解它。”2 肯尼斯· 奥耶（K e n n e t h O y e ） 在其主编的《无政府状态的合作》中，开门见山地指出： “ 由于没有中央权威对主权利益的追求进行限制， 国家处于永久的无政府状态中， 并且明确地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条件， 书中的作者都是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背景条件来展开对合作的探讨”3 秦亚青教授对无政府状态在理性主义学派中的意义作了简明归纳： “ 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 即无政府性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 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家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 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 就是无需质疑即可以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如新现实主义从无政府性开始考虑生存的竞争， 新自由主义则从无政府性开始讨论为发展的合作。第三是学科意义。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解的。这样， 无政府性就具有对国际政治定义的功能。”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尔斯· 利普森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5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都是从这里开始他们的理论演绎。没有人否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也是“ 新新综合” 的一个方面。但应该注意的是， 国际关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米尔纳给我们提供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无政府状态的两种定义。6 第一种定义是指缺少秩序， 意味着混乱和无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对人的自然状态。这样一种定义遭到了国际关系学者的广泛质疑。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尔则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理解现代国际体系的秩序，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没有秩序。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各种规则和安排，如对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对契约神圣性的尊重和对财产权保护的某些共同安排。“ 现代国际体系也是一种国际社会，至少在一定意义上说， 国际社会一直是国际体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 因而我们不能说无政府状态就是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一书中，作者们认识到：“ 国际社会虽然处在一种碎化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着它完全缺少组织。在一些事务领域， 存在对各个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较为细致的安排， 即使其它一些领域仍是松散的。” 8 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虽然认为国际体系处在无政府状态中， 但同样存在着秩序。这种秩序是和均势联系在一起的。均势以两种方式为体系提供秩序。一是通过力量的平衡来防止战争的发生，二是国家之间反复组织起来的均势表明， 在国际政治动荡的背后存在着秩序。就像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无形之手支配市场一样，国家的行为总是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无政府状态的第二种定义是指缺少政府。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但由于国际关系学者对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对无政府状态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华尔兹借用韦伯的观点， 把政府定义为拥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权：“ 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别， 不在于武力的使用， 而在于两者处理暴力的组织方式不同。一个有效力的政府， 垄断了对武力的合法使用。”9 英国学派的学者则把政府与确保秩序的制度和法律而不是与武力联系起来。马丁· 怀特指出：“ 无政府状态具有将国际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区别的特性。国际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缺少政府体系， 正如国内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这样的体系一样。但大致的事实是， 国内政治中追求权力的斗争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进行的； 而在国际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权力的斗争限制和支配的。” 10 奥耶认为国际体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没有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去强制国家实施承诺或协定。这三种关于政府的观点反映了不同派别的学者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尽管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三种观点存在着质疑和争论， 但基本上都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指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显的政府特征。11

二、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再认识

自从华尔兹以简约的科学研究方式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大厦后， 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 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评， 但其核心假设和基本命题并没有撼动， 依然处于霸主地位。13 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国际政治理论的新思维的产生，主流理论的根基开始动摇。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命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要超越无政府的难题。14 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只有一种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两种特性。体系的性质到底是他助还是自助取决于体系中的行动者的身份。身份不同， 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敌人，那么，行为体的存在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彼此之间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是朋友，行为体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下，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则表现为助他性。因此，在温特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无政府逻辑。15 国家的身份并不像华尔兹所假定的那样，在互动之前，在形成国家体系之前就是考虑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体。恰恰相反，国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 而是在一种相互关系中产生的， 由相对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构而成的特征。尽管国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国家并非天生具有这种身份。国家的身份是在国家互动的过程中确立的。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行为体通过文化选择的方式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意义。不同的主体间性的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性。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 而是一种制度， 只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认同结构中的一种而已。所以， 国家体系的特性与无政府状态没有关系，换言之，从无政府状态中并不能推导国际体系的特性就是自助。“ 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16 如果我们接受了国际体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无政府状态并不一定导致自助的观点，那么， 国家和国家的关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这样，国家的行为并不一定就是不断地追求权力政治。也就是说，华尔兹的权力政治是由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论点是有问题的。权力政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无法改变的行为。如果国际体系是自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以确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国际体系是他助的体系，那么，国家的对外行为并不是权力政治的行为， 不仅不会陷入安全两难中，反而，还可以建立安全共同体。因此， 权力政治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而不是国家行为的构成特征。温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对方是对自己的威胁， 会发起对自己的攻击。温特认为并非如此。我们可能会保持高度警觉，但我们是发动攻击还是保持警觉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自我经过接收， 解读和赋予意义后，也被理解为威胁， 那么， 威胁感就会产生； 如果自我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 就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形式。这样，安全困境就会孕育而生，并不断地加以强化和依赖， 权力政治就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 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后， 也把他者发出的信号理解为友好， 那么， 他者和自我对情景的定义就是友好的， 而不是威胁。因此， 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个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发出信号， 解释和反馈的过程完成了一次社会行为，并开始创立主体间性意义的过程。主体间性的意义赋予了行动者身份和利益。通过这种实践活动， 行动者在无政府状态中， 既可成为朋友， 亦可成为敌人。因此权力政治是在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来的。

这样，温特就通过对华尔兹的无政府状态的解构， 破除了新现实主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的逻辑： 自助和权力政治。“ 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 它本身根本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7 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 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地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中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国家的鲜活互动创造了丰富的内容。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状态，或者说三种无政府文化， 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逻辑。所谓文化就是社会共有知识。社会共有知识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共有是指社会意义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 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互为敌人和互为朋友同样是文化事实。18 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是指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位置格局。无政府状态的核心不过是一种主体位置。主体位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别类型施动者的再现， 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角色结构不同，无政府状态的文化也不一样。在温特看来， 国际体系中存在三种角色结构： 敌人、对手和朋友。敌人角色结构建构了霍布斯文化， 对手角色结构建构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结构建构了康德文化。无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逻辑。 第二种理想类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 0 洛克文化的角色结构是竞争，不是敌对。竞争对手像敌人一样是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的。但是， 这样的再现却不像敌人角色的再现那样具有威胁意义。竞争对手不像敌人， 他们有相互行为的基础， 即对主权的承认， 而不是消灭对方。但这种基础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如果体系的角色结构是竞争对手， 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至少有四种意义：1 、无论国家之间有什么冲突， 但主权作为一种国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维持。即国家不会试图夺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 、主权的存在使得安全变得不那么紧迫，绝对收益成为国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就不担心安全问题，但这种担心已经大为减弱。3 、军事实力的作用下降。虽然武力在解决争端中仍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力量对对手和对敌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军事实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 、如果争端真正导致战争，竞争对手会限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战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 这样的限制表现为在正义战争理论和文明标准之中。这一体系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在温特看来，华尔兹所描述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洛克体系，而不是霍布斯体系。因为他对市场的借鉴，对均势的强调，对现代国家低死亡率的认识， 对国家寻求安全而不是寻求权力的假定等都是与一种相对自我约束性质的洛克文化联系在一起。

三、对结构变化的再解读

当建构主义把无政府状态理解为文化，是国家建构的时候，它所理解的结构变化就与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变化大不相同。在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中，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单元（国家）的排列原则、单元特征和权力分配。排列原则指结构中的因素是处于平等地位还是处于等级地位。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国家具有主权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则是无政府状态；单元特性是指体系中的成员所具有的功能。在国家体系中， 国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维护国内秩序和对外防御，国家的差异只是力量的不同， 而不是功能的区别。权力分配是指物质力量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即极的多寡。在这三个因素中，只要其中一个发生变化，体系的结构就发生变化。不过， 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这是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单元的功能是相同的， 可以不考虑。因此，只有权力分配这个变量影响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虽然权力分配是单元层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结构体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还原为单位层次。至于与物质实力无关的其他国家特征如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因此，华尔兹的结构是权力分配，结构的变化是权力分配的变化，从一种权力分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权力分配形式，即极的变化。国际体系往往是由一个在物质上属于霸权国的大国所主导，大国的兴衰决定了国际体系的演变。温特认为，华尔兹的结构理论是一种结构物质主义理论。他定义的国际结构实际上恰恰不是国际结构。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体系的结构不是物质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识的分配，是一种文化。因而，建构主义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指文化的变化或无政府状态的变化，即行动者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新的文化，从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转变，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建构主义的结构变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着其变化是容易的，因为文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具有自加强的作用。一旦一种文化形成， 行动者的身份就会被不断的再现，从而使国际体系的结构被再生产出来。“ 国家越是像现实主义那样思维，利己主义及其在体系层面的连带结果— — 自助— — 就越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22

因此，虽然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涉及到结构变化，但其内涵是不同的。新现实主义展示的结构变化是单元物质力量的分配变化， 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不会发生变化，国际政治的自助性质也就保持不变。冲突和战争是国际社会的固有现象和组成部分。建构主义呈现的结构变化是观念分配的变化。虽然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在继续，但每一次变化都使国际社会发生" 质的变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国家不断地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的性质在实践活动中可以发生改变。物质力量变化的意义取决于国家处在何种文化状态之中。这种对结构变化认识的差异使得建构主义认为的结构变化如封建体系到主权国家体系的转化，冷战的结束和欧洲联盟的产生等在新现实主义看来都不是体系结构的变化，因为它们要么没有改变权力分配状况，要么没有超越无政府状态。

建构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源于对国际体系的本体论的理解。本体论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会因素支承的进程，还是被看做在某种意义上置身于社会时空范畴之外的固定客体。23 新现实主义认为，行动者的身份和认同是不变的，与国家互动进程无关，由于新现实主义把行动者的互动层次看成单位层次，而不属于国际体系的结构， 因而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结构之外，即外生于体系的结构。因此，结构对行动者的作用只是约束它的行为，而不是改变它的身份。结构一旦从行动者中脱离出来， 就成为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力量，行动者不过是结构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变化， 行动者的自利性质不会变化。新现实主义的这种结构- 行动观类似于涂尔干的功能主义的观点。24 华尔兹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即从结构推导出行动者的行为。建构主义认为行动不断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体系的过程之外，而是由体系的过程所支承。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也是体系结构层次的内容（微观结构），而不是属于单元层次。当行动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进程中发生变化的时候， 宏观上的结构（文化） 就会产生变化，因为，结构变化是附着于身份变化。结构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就不只是结构对行动者的约束，而且还有使动的一面，即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这种结构- 行动者观点的社会学来源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如果进一步追溯为什么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待身份和进程有不同理解，这种追问就变成了对国际政治的本体论思考：国际体系是什么构成的，结构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物质主义，权力和利益是由物质力量决定的，是一种物质事实，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建构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的。有目的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是由这些共有观念建构而成的，而不是天然固有的。国家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类别。它不仅仅是事物， 而且还是进程。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作用，是观念使然。单纯的物质力量和利益不可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

建构主义通过对无政府状态的解析， 使无政府状态具有了新的内容。原来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凌驾于行动者之上的物质结构大厦开始动摇。新现实主义所假定不变的东西—— 无政府状态，恰恰成为质疑的对象，逻辑分析的起点。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产物，它的后果是国家对它的理解。行动者的互动和实践导致了不同的无政府状态。自助和权力政治是行动者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也不是行动者无法逃脱的命运。国际体系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世界，更是一个社会世界。国际关系不过是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人与人在实践中可以建立起不同的社会关系。“ 国家也是人” ，同样有人的愿望和信念。这种社会类别能够进行反思式的再思考。这样，新现实主义所缺乏的行动者的动因理论被建构主义带回到国际体系中来。通过动因的内置， 国际体系被激活，无政府状态不再是国际体系的构成特征， 而是社会特征。世界体系图景不再是单调的，悲观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新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国际体系只是国际体系历史画卷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国际体系的全景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空间组合，在体系的时间变换中是上述三种文化的演进（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