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鲁迅的弃医从文？──读《藤野先生》札记

一九○六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期间，由于幻灯片事件的剌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转折，也是我们在《藤野先生》的教学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通常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它集中反映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即使在同一国家的同一历史时期，每个爱国主义者也会有自己的特殊表现。只有把弃医从文看成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才能对鲁迅的这一抉择做出确切的说明。

弃医从文并非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途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一八九八年，当鲁迅离开绍兴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时，他首先进的是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二月，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直至一九○二年一月毕业。鲁迅在南京学洋务的几年间，中国的大地上，触目惊心的剧变迭起：戊戌变法的彻底失败，义和团运动的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的疯狂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的签订，这些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促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结论是：“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正是在这一时代浪潮的推动下，鲁迅于一九○二年四月到了日本。当他知道日本的维新运动“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后，即决定弃矿从医。尽管鲁迅此举的动机不无幼稚之处，但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则是确定无疑的。这种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于维新的信仰”，它是当时的维新浪潮冲击青年鲁迅所激起的一朵浪花。

给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之前，改良运动的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除旧布新”、“保种自强”，代表了那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青年鲁迅在思想上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影响，但并非信仰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康、梁等人倡导维新运动的目的在于实现君主立宪的社会制度，即所谓“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而鲁迅学医的目的则是为了救活象他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可见，青年鲁迅是把学医看成是能够切实地报效国家、民族的具体途径的。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他一旦发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就毅然决然地另择新路：“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倡导文艺运动了。”

其实，在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之前，鲁迅想以文艺改变民众精神的活动即已开始。一九○三年，他题赠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不仅抒发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豪迈誓言，而且慨叹“同胞未醒”，流露出“不胜寂寞之感”。同年，他译述了《斯巴达之魂》，歌颂了公元前480年前巴达三百市民为抵抗

波斯侵略军全部为国捐躯的壮举。鲁迅介绍这一故事的动机，显然是为了唤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忱。他还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哀尘》，叙述了女人主公芳秽“求为一贱女子而不可得”的悲惨遭遇。在译者附记里，鲁迅写道：“嗟社会之陷穽兮，莽莽企球，亚欧同慨”。可见，他翻译这一作品的目的，在于借西方作家之笔，唤起东方读者对自身苦难的共鸣。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上述活动，并非偶或为这。据许寿裳回忆，在从事上述活动的同时，鲁迅经常对他谈到以下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就提出了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鲁迅的这一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叶是难能可贵的。当时，不要说已经走到了终点的维新派，就是站在时代前列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的着眼点，主要也还是“排满”，对于如何改变人们的精神，提高人民的觉悟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还很少有人注意。青年鲁迅考虑到这一点，不仅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而且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可以认为，即使没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鲁迅迟早也会作出弃医从文的抉择，因为他已经具备了做出这一抉择的内在原因，而幻灯片事件，则是他做出这一抉择的契机，或曰直接原因。

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当时正在海外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密不可分。一九○五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组成同盟会，明确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并发行《民报》，大力宣传民主共和国的革命思想。而以康、梁为代表的

维新派，这时已经完全堕落成保皇派。在同盟会成立之前，革命派和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就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一九○三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鲁迅对此大为赞赏，称章太炎是“有学问的革命家”。他还格外推崇邹容的《革命军》，认为“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的弃医从文，发生在革命派和改良派决裂期间，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为鲁迅早期思想的这一转折提供了时代和社会条件。如果说，一九○六年弃医从文以前，鲁迅曾经爱过改良派严复、梁启超的影响，那么，在这以后，这种影响则由章太炎所替代。鲁迅的弃医从文，标志着他在政治上已经摆脱改良派的影响，而站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上来。

从解救中国人生理上的病痛，到医治中国人精神上的痼疾，从医学救国到文学救国，鲁迅青年时期思想的这一发展，是他区别于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主要特点。它集中反映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启蒙主义特色。

启蒙主义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特指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文化运动，它的代表人物，在法国是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在德国是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此外，人们也往往用启蒙运动来泛指任何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知识而得到进步的运动。正是在后一种意义上，我们把鲁迅企图通过文艺来改变人们精神的思想称之为启蒙主义。毫无疑问，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但它终究不是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武器的批判，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才能使中国人民走上解放的大道。文学在革命中虽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并无扭转乾坤的力量。至于人民群众思想上的弱点，也只有在革命的实践中才能逐逐步得到克服。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对：“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因为没有任何其它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不过，在二十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尚未介绍到中国来。只是在历史的车轮驰进了一九一七年时，世界才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鲁迅的文学救国思想，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前，其局限性，应归因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鲁迅的思想也不断向前发展，对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有了全面、正确的估价。大革命时期，他就认识到：“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当然，文学的作用也“不应特别看轻”，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文学作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则是鲁迅毕生坚持的一贯思想和主要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