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与地方文献

当前在图书馆界似乎有一种倾向,比较多的注意到高科技的设置与发展的问题。各馆都在比赛哪个馆电子阅览室有多少,上网程度如何,数字转换进程如何和宽带网的设置等等。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一些常规工作,如对文本文献的储存和利用似乎谈得少了一些。所以我想在这方面把天平稍微倾斜一点,谈谈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问题。

我对图书馆工作一直持两手抓的理念,即一手抓高科技的发展,一手抓常规工作的进步。当前人们的舆论和措施,多着重在发展技术设备和加强技术中,而对一般常规工作则不太注重,往往造成经费分配的失衡,藏书建设和用户服务等基础工作渐渐落入不被重视的地步。甚至像文本文献的储存和利用等基本建设工作也很少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处于一种冷落的状态。所以我想借这次会议的机会谈一些悖乎时尚的意见,为被冷落的文献部、文献研究室呼吁一下,并提醒某些主持者不要过分沉迷于“见(计算)机忘(文)本”。

首先,我觉得应该对现在面临的时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面临的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这一经济形态,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就为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所关注。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一次正式提出知识经济这一新概念,并界定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那就是说人类积累和创造的知识,将成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文明与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知识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知识资本,而知识资本的核心是人才加技术。它们进行组合后所拥有的创造能力和这种能力的持久性,就体现了知识经济的价值。这种知识资源的特点有三:一是它是可共享的,二是重复使用而不损耗,三是易于传递以促进知识资源共享与利用。

在知识经济这一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可能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倾全力于图书馆的高科技的发展和建设,而忽略或漠视了常规工作,特别是文本文献工作。我们万不可以片面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来对待新时代图书事业的发展,不要出现“见(计算)机忘(文)本”的现象。我看到不少馆因为片面追求高科技建设,耗用了绝大部分经费,而使文本入藏出现大量短缺,使图书馆文本收藏的功能逐渐萎缩。为了满足高科技建设的经费需要而大大削减购存文本的经费,因此很多期刊短缺了,很多重要的书籍采购量不足,甚至有人还认为只需几间电子阅览室就能很好地发挥图书馆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落入“知识经济”的“电脑化陷阱”之中。

“文献“的概念在中国起源很早,一般认为始见于《论语·八佾》,至于文献的具体定义和所涵盖的内容既有自汉以来的不同解释,又有今人的研究和诠释。地方文献应是文献中的很大组成部分。近几年,有不少文章着重阐释了地方文献的有关问题。据说,地方文献最早受到重视的是1941年杜定友先生于韶关任广东图书馆馆长时,杜先生提出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办馆方针,并规定地方文献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个方面。这一设想很好,但失之于泛,因为这三方面的文献不一定都具有地方文献的内容,所以应该从文献内容来界定地方文献的概念。地方文献是不同于其它文献的一种特色文献,它充分体现着地域的特色,只要是反映本地区的社会、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军事、物产资源以及人文活动等内容的文献,不论其时间的上下限和使用各种不同的载体,即使是零篇散页,都应是地方图书馆典藏加工和利用的对象。这些地方文献对本地区的各方面工作都有着参考咨询作用。在网络环境下,地方文献更应以其独有的特色参与各方面的共享。

从网上浏览中可以搜索到无数有关地方文献的信息,真令人兴奋不已。地方文献这一领域竟然已进入更多方面的视野之内,随手拈取数例以见一斑。如广西桂林图书馆对建国前文献设特藏部,专事地方文献的收藏;对建国后的地方文献的收集,则列为藏书建设的重点,多方搜集,已具相当规模。吉林长春图书馆藏有日伪时期有关东北和满蒙的地方文献达3000多种,其中东三省的孤本资料即有600种。一些县地级市公共馆也多注意及此,如浙江上虞市图书馆规定了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分古籍地方文献、现代地方文献和虞籍人士著述等。温州市还将其一个分馆改为地方文献部,湖北十堰市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向市民大力征集地方文献,取得一定效果。一些高等院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如海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专设海南地方文献部和文献资料中心,专门收集和珍藏琼岛的地方文献。云南民族学院图书馆专设民族地方文献部,收藏已达7万余册。另外,有些省市馆如浙江省馆、甘肃省馆、湖南省馆、天津市馆和首都馆等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南开大学图书馆还挂靠有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属的地方文献研究室,承担收集与研究工作。最近完成了天津旧志十二种的整理点校工作,并正式出版,充实了天津地方文献的武库。

为了能更好地加强地方文献的建设工作,特举出一些地方文献资源,以作示例

1、地方志与地方史

地方志是一方之史,是专门性的地情书,既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传统,又受到现实社会的重视,数量较大。地方图书馆有一定的入藏基础。据我所知浙江图书馆收的浙江地方志有1600余种。据一种不完全统计,当前新旧志约共有15000余种,成为地方文献之大宗。旧志中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经济、自然现象、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的资料,如上海是否设立过市舶司的问题,日本学者藤田丰八郎根据《宋会要》和《宋史》,认为宋未设市舶司,这两种书是可征信的史书,但他们都是宋宁宗前的史料,不包括宋的全部。后来谭其骧先生在弘治《上海县志》中发现附载了宋度宗时的市舶司官员监镇董楷的《古修堂记》和《受福事记》二文,内容涉及到管理市舶司的事,从而肯定宋度宗咸淳年间有市舶司,纠正了宋无市舶司的说法。其它如查找二流人物的生平,防备自然灾害,推动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等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新编方志虽与旧志有重大变革,但仍保持了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如径山藏旧说明万历十七年初刻于山西五台山清凉寺,二十年时,方在余杭续刻,新志考订万历七年创意,刊刻时就在余杭。这种文本文献按知识管理学的说法,属于静态的显性知识。

2、宗族谱

宗谱是与方志有同样悠久历史的一种地方文献,数量也大致相当,约在15000余种。除去夸耀与虚构的内容外,确有不少可资参考之处。如名门大族的家族史,地方的开辟发展,为人物的研究提供祖先和子孙的资料最详细,在《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证实曹雪芹的祖籍是辽阳,后迁居沈阳,原属汉军旗,后改归满洲正白旗。宗谱的内容比较丰富,除一般有关家庭的世系、家训、祠墓、传记外,还有专题部分(如杂记和文献),储存着较多的地方文献。家谱对人口研究尤有价值。通过家谱,可以了解到本家庭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的增减速度、原因,家庭的兴衰过程,人口的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以及寿命等。

3、私人档案

国外图书馆多为当地政府保存地方上的官方档案,成为地方文献的一种库存。中国的体制是图档分流,是两大系统,档案有档案馆保存。但散落的私人档案却尚未引起重视。浙江馆收藏的钱塘江大桥的工程设计书,就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对维修一桥和兴建二桥、三桥都是重要参考资料,这应属于茅以升先生的私人档案。他如杭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所经营的庆余堂药店的档案、天津的瑞蚨祥、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宓大昌烟店等老字号的商业资料也都值得收集。

4、石刻碑文

在名山古刹立石建碑是中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这些碑刻上的文字是地方文献的重要资源,过去久为人所注意。如山西是我国文物大省,到处都有石刻,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编著《山右石刻丛编》保存了重要的地方文献,为学者研究所用。沁水县曾汇集石刻文字160余通,有不少反映地区社会生活的文献资料。河南省为了研究该省地震文字记载的准确性,特在全省范围内搜求碑刻文字相印证,终于完成了一部比较系统而可靠的河南地震集,为预测地震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5、隐性知识

这是过去很少涉及并往往被忽略的重要地方文献资源,我国有句成语说“入境问俗”就是为寻求地方文献的隐性知识。近年,美国李华伟博士在研究知识管理课题时才明确提出隐性知识这一概念,以与有文字落在载体上的显性知识相区分。所谓隐性知识就是文献中“献”的部分,也就是地方上贤哲们头脑中尚未变成以文字落于载体的知识。国外有些图书馆对所属社区可以提供隐性知识的贤哲们都很熟悉和关注,遇到各式各样问题无法为读者解决时往往就向这些贤哲们进行咨询。我们的图书馆应该开发这一领域,为这些人建立人才档案,以备随时咨询。

除了上述几例外,地方文献还有图册、簿录和旧照片等等,数量极多,而且大多是有收藏保存价值而一时尚难数字化的,稍有忽略,一纵即逝,终成遗憾。杜定友先生把地方文献视作地方图书馆的第一要务确是卓见,至今仍具有其生命力的。我之所以如此强调图书馆与地方文献的关系,甚至达到呼吁的地步,主要是希望不要以一种矛盾掩盖了另一种矛盾。我的思路是,不论是哪一种类型、哪一种级别的图书馆都必须在与时俱进的思想指导下,加速图书馆的现代化、网络化、数字化的进程。建立不同内容的地方文献专题数据库以满足资源共享的要求。但与此同时,也不应忽略作为图书馆大宗入藏资料的地方文献,要用同样的力量对之进行收集储存整理利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图书馆事业在知识经济时代能极为完整而全面地为社会现实、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出处〕 图书馆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