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步到萨尔茨堡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１、梦幻之源

每当约翰·斯特劳斯那首风靡全球的《蓝色多瑙河》在我的耳边响起的时候，我就在想：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条河流的幸福能与多瑙河相比，因为它是一条音乐之河。

流经９个国家、全长２８５０公里的多瑙河发源于德国的黑林山东麓，虽然它在奥地利境内只有３５０公里，但这一段的多瑙河则由于孕育了一大批伟大的音乐家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魅力。奥地利全境９６％的面积都属于多瑙河流域，因河、德拉瓦阿是它主要的支流。在奥地利人的眼睛里，我们只能找到两样东西：多瑙河和音乐。这两样东西也可以说成是一样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确实无法分清究竟是多瑙河激起了奥地利人的音乐灵感，还是奥地利人惊人的音乐天赋为多瑙河带来了无穷的浪漫。在一篇发表于一家中学生杂志的有关多瑙河的文章里，我把多瑙河喻为奥地利人的梦幻之源。

１９９９年冬天参加一个短期培训团在德国慕尼黑学习，正好有一天空闲，接待单位便要为我们安排一次观光。他们提供了两处地点让我们自己选择：几个世纪之前的一个国王宫殿天鹅堡和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除了我之外，大家都选择了前者。这样，我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与我心向往之的音乐之城失之交臂了。

也许我们一直把音乐艺术想象得太神圣了。当我向一位在沈阳工作的奥地利人问起他们的国家和音乐的时候，他说，音乐在奥地利只不过是一件每天都不能够缺少的却又是十分平常的东西。就差一步没能到萨尔茨堡，所以我想象不出一种艺术的神圣伟大与平常会是怎样地融在一起。直到有一天，当我踏上了地球上离天空和太阳最近的高原之上，看到那些在藏民手中永远旋转不停的法轮，听到遍布高原那大大小小的寺院中传出的诵经的声音，看到那些在拉萨河边或是布达拉宫山脚下长跪不起的人，看到在酥油灯火辉映之下的人们的紫红脸庞的时候，当我终于认识到宗教的神圣与平常是怎样地在蓝天之下的青藏高原融为一体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音乐在奥地利正如宗教在西藏，音乐就是奥地利人的日常宗教。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 差一步到萨尔茨堡音乐的迷恋犹如太阳对湖水的热爱与蒸发。

音乐在文明中心不能不去遭遇的另一个问题便是艺术的专门化。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曾敏锐地意识到了“文明过度”问题。他说文明过度的特点是观念越来越强，形象则越来越弱。当文明的犁犁得不够的时候，艺术尚能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自然生长着。而当文明之犁的沟槽多得数不清了的时候，艺术也就荒芜了。高度文明化的结果使音乐艺术被人为地定义，被有计划地创作和上演，而民众则把对音乐艺术的喜爱寄托在官方创办的剧院身上，尽管剧院上演的东西往往让人失望。而此刻，艺术只成了艺术家的艺术，人们对艺术的热爱成了一种被动的热爱。人与音乐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已不复存在，作为民众整体的人已与艺术悄悄地分割开来了。

作为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边疆地区，文明对奥地利的伤害显然比较轻微，因此民间文化的原始特征一直在此长盛不衰。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蛮族日尔曼人、匈奴人、阿瓦尔人、马扎尔人对它的交迭统治又为它注入了新的狂野的原始的因素。经久不衰的民间歌舞成了奥地利音乐家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当然，不能脱俗的是，这些音乐家往往也是为奥地利的王室和贵族创作。

然而，这些文明边缘的贵族们似乎没有能力把艺术家和艺术品完全据为己有，也许这是文明的失败。当汲取了民间音乐营养的作品再回到民间的时候，大师们的杰作为不分贵族和平民的整个奥地利人所喜爱。

其实，严格一点来说，奥地利的贵族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贵族，他们既不象意大利人那样浮夸、讲究声色犬马、苛求幸福，也不象法国贵族那样追求礼仪和气派，他们生活得较为轻松和随意一些。总之，他们并不象真正的贵族那样循规蹈矩。最初，当音乐评论家极力反对海顿和小步舞曲和民乐乐曲揉进交响乐和四重奏的时候，海顿的主人--埃斯泰尔哈吉亲王吩咐贴身仆役转告门房，把评论家踢出去。事实证明，海顿的这些作品深受民众的欢迎。

另外，奥地利的剧院与意大利的剧院相比虽然在外观上相差无己，但用途上却并不完全一样。除了象意大利人一样上演歌剧以外，奥地利的剧院常常被人们当作民众歌舞集会的场所，比如国家歌剧院那一年一度的盛大舞会。但奥地利的剧院并未把音乐垄断，对于奥地利人来说，田野林间永远是最好的剧院和音乐大厅。在春天的节日以及收获的季节里，村庄里的村民，还有些在假日来到郊区的城里人会自发地组织起来一起醉舞欢歌。

而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是一个更为古老的文明大国。从《诗经》得知，我们的祖宗先民对赋诗歌唱的眷恋已是如此痴迷，且如此成熟。同样从这本《诗经》上得知，周代的天子已经象广纳民女入宫那样四处搜集民间歌谣来建造他的宫庭音乐。一个东方古国音乐艺术的幸与不幸都在这本小书上体现出来。幸运的是，正因为周代天子的收集整理工作，我们才得以读到祖先那优雅的诗篇，尽管它的谱乐已然消失；不幸的是，宫庭音乐从此剥夺了民音乐的自然生长权力，在漫长的王朝更迭的岁月中，音乐的专门化，即官方培植的乐工和乐妓的出现就更是加剧了这一点。孔子提倡的音乐其实不应纳入真正艺术的行列，因为它是礼教政治的组成部分。而自汉代确立的儒家文明对礼教音乐的尊崇则使官方认为鄙陋下贱的民间音乐走向消亡。而且，越是接近文明中心所在的中原地区，这种消亡就越是彻底。在离文明中心较远的边域，民间歌舞则经久不衰。空间距离的阻隔使文明的利刃还无法追逐到这里。至晚在唐代的时候，汉地的民间音乐之源便已完全枯竭，因而充斥在长安城中的贵族音乐完全是来自西域的胡风，胡姬歌舞成为当时的时尚，最为当时皇室喜爱的《霓裳羽衣曲》就是典型的西域歌舞音乐。等到了今天，能歌善舞成了朝鲜、蒙古、维吾尔、哈萨克、彝、藏等祖国边陲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而我们这些失去了歌喉的汉族人则成了他们最忠实的观众。

所以，屡次成为文明大国边疆的历史其实是“音乐之邦”奥地利的幸运，因为只有边疆才可能为这条音乐之河输送更多的原始、自然、纯朴的情愫。所以，多瑙河的梦幻原本源自民众心灵的旷野、高山、森林、草地，又将回归到民众心灵的海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