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和孔乙己及其人文环境比较

" 对于今大的中学生来说，不但对200年前的范进的生活和思想感情难以理解，就是对刚够100年的人物孔乙己，他们也极生疏。范进中举后居然欢喜疯了，孔乙己穷成那样也不肯脱掉又脏又破的长衫，这一切在学生看来只感到滑稽好笑。而教师则需要引导他们去了解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理智地认识和批判那罪恶的封建社会和腐朽的科举制度，并从感情上憎恶那庸俗、丑陋的官场生活和人情世态。要使学生从单纯地听故事、看热闹转变成深入地思考，转变成由衷的感叹，正是讲授这篇课文的难点，也是必须突破的关键。我们可以把《范进中举》和《孔乙己》这两篇课文联系起来讲，运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在分析范进和孔乙己的同时，注意分析其所处的人文环境，以增强学生对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

范进和孔乙己同样只会读书，热中举业，同样不具备劳动生产的能力。不过，范进历年家中生活常累丈人接济，考中秀才可望寻个馆，每年得几两银子养 活老娘和妻子，这就比孔乙己好多了。另外，范进没有堕落成孔乙己那样因为偷窃而受人嘲弄，遭人毒打。但他却因为无能而经常被丈人训斥、辱骂，其滋味也未必好受。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范进不是依靠 “科举取士”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功名利禄的大门，其生活之困顿决不会亚于孔乙己，其最后结局恐怕同样是挨冻受饿。范进和孔乙己展示给我们的是封建社会众多出身寒微的读书人的两种命运。孔乙己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在旁人的笑声中悲惨地死去；范进进学、中举当了官，爬到了统治阶层，他要在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面前“立起个体统来”，而和那些乡绅、贡生、知县去交往勾结。实际上，他那忠厚老实的灵魂已被腐蚀掉了。孔乙己的死固然是个悲剧，而范进又何尝不是一个比孔乙己更大的悲剧？尽管他的肉体还存在，然而作为人的崇高的品质和精价值却早已荡然无存了。孔乙己与范进两者的悲惨命运的制造者恰恰就是那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可以说，这旧的制度不但剥夺了人们起码的物质生活的权利，而且对于人的精神品质，对于人的才能和智慧也予以了无情的毁灭。人是一切财富中最可宝贵的，正 是这最宝贵的财富却成了封建礼教、封建制度最不惜力的践踏对象。这正是学生从范进和孔乙己两个人物命运的表面差异中能够挖掘出来的共同认识。

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其作品的价值并不只在于叙述一两个主要事件，刻画一两个主要人物，而在于通过作品表现一类人，反映一个时代。作家总要分出一部分笔力把社会各个层面中人物铺陈给你看，这些人物也许并非生活的主角，但正是由他们构成了主人公生活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从而展现那个时代的真貌。范进和孔乙己周围便生活着一群容易被忽视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地位和性格上不乏相同之处，但毕竟时间跨越了一个多世纪，所以由他们各自所构成的人文环境也同中有异。

范进周围的人们，他的岳父胡屠户、母亲、妻子、左邻右舍，当然是没有资格跻身考场，指望不上当秀才、举人的。但他们对于中举却很仰慕，他们的态度给予范进很大的影响。胡屠户被刻画得最为充分，作者层次分明地描写了他对范进态度的前后变化。当落魄的范进考中了秀才时，胡屠户态度稍变，他送来一副猪大肠和一瓶酒相贺。并叮嘱范进要在做田的、扒粪的平头百姓面前“立起个体统来”。但秀才毕竟等级太低，充其量不过教个家馆，每年挣几两银子供家人糊口而已，所以胡屠户仍不住地啐骂范进是“现世宝”“烂忠厚没用的人”“尖嘴猴腮”“不三不四”。当范进当真中了举人时，胡屠户的态度大变，他提着七八斤肉，带了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他认定范进是天上的“文曲星”，称之为“贤婿老爷”， 连声吹捧他的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连城里头张府、周府的老爷们都没有他女婿这样的“体面的相貌”。女婿在前面走，他一路几十回为女婿整理后襟。对范进中举前后态度的彻底变化让这个市侩作来竟没有丝毫的遮掩，这是可笑的，然而又有什么奇怪呢？胡屠户只是社会上成千上万个市侩中的一个，他们不只庸俗、势利，而且形成了一股庞大的世俗的动力，促使范进热中科举，执意考取举人，进而维持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存在。还有乡绅张静斋，当范进饥寒潦倒时，他并不认识这个同乡，而范进一中举，便立即寻上门来认“亲切的世弟兄”，说范进的房师高要县汤公是他祖父的门生，所以他们就如至亲骨肉一般。还殷勤地送了五十两银子和一套三进三间的宅院。作者用极具讽刺意味的笔描绘了这位乡绅的嘴脸，清楚地揭露了封建官场中丑恶的现实。张乡绅 态度的变化也正进一步说明了范进那样执著追求功名的原因。还有那群邻居，当几拨报喜人到来之后，也都出面帮忙，（有的“飞奔到集上”去寻范进，“有拿 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热情地帮助范进家款待报子们。）当范进经胡屠户打得晕倒在地后，“众邻居一齐上前， 替他抹胸口，捶背心”，着实忙了一阵子。而后便有一邻居把范进跑丢了的一只鞋寻了来，“替他穿上”。面对这样的场面不免让人疑惑：有这样一群热心肠的邻居，中举前，范进的母亲何以饿得两眼都看不见了？可见，众乡邻对待范进态度的变化．正反映着中举这件事在当时下层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范进生活的那个时代，读书人能中举变成老爷才算有本事，才受到人们的羡慕和尊敬。可以说，众乡邻和胡屠户所巴结、奉迎的不是范进这一个人，而是他们心目中的那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统治阶层，这种巴结绝没有在他们心中产生一丝无奈和抵触的情绪，却恰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个统治阶层的崇拜和对封建制度的服从。至于范进的母亲和妻子起初并不知道中举的好处，当”一片声的锣响，三匹马闯将来”时，吓得躲在屋里；当知道进疯了时，他母亲哭道：“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不但不理解，还有些埋怨的意思。而后来，明白了那许多田产、店房、奴仆、金银绸缎都真是属于自己时，竟哈哈大笑突然死去。中科举制度之毒的岂止范进一个人，在他周围还有形形色色、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受害者。作者吴敬样不只是在描写一片热闹的场面，讽刺一批可憎的人物，他在向我们揭示：科举制度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真挚、淳朴的关系，使人们变得冷酷无情、趋炎附势；也正是广大人民的这种麻木与不自醒的状态反过来维护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发展。 作者是以一支犀利的笔饱蘸血泪在控诉封建科举制度， 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鲁迅在《孔乙己》中细致描绘了格局特殊的鲁镇 咸亨酒店，那曲尺形的大柜台和对着柜台的门槛便是 主人公出没的背景。作者又通过众多的做工的人、掌 柜、小伙计、孩子们以及了举人同孔乙己的关系，从 各个角度展示了一片纷繁生动的人文环境。从中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范进时代的人与人之间那种冷酷无 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世事沧桑却没有变化。孔乙己的遭遇本是不幸的，其生活境况也应该是很值得人同情的，但是“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并且专门刺激他说：“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故意引逗得孔乙己涨红了脸，绽出额上条条青筋去争辩，于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嘲笑、轻蔑他的偷窃行为还情有可原，最让孔乙己难堪的是人们问他：“你当真认识字么？”“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进学中举是读书人一辈子割舍不下的情结，终于没有进学正是孔乙己的最大痛苦。所以，每当提起这个问题，他便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在站着喝酒的短衣帮眼中，孔乙己无异于一道下酒菜，孔乙己精神上的痛苦、心灵上的创伤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只是要用戳别人的伤疤来找到他们生活中少有的乐趣，并以欺压弱小者来维持心中那份短暂的平衡。甚至在孔乙己被打折了腿连死活也不知道的时候，也不曾引起短衣帮、掌柜的一丝一毫的激动与不安。当孔乙己用手最后一次“走”到咸亨酒店的门槛前时，面对这个濒死者的“颓唐”的面孔、“恳求”的眼光，掌柜的第一句话便说：“你还欠十九个钱呢？”人们报之的也依旧是嘲讽与讥笑。孔乙己便这样在笑声中消失了，没有换来周围的人一声哀叹。咸亨酒店的老板照样安详地沉浸在他那狭小的利益计算中，到了年关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到了第二年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只这一句话给本已悲惨的命运更添上了几分凄惨的色彩、孔乙己那份曾经给别人带来一次次“笑声”的多少有些鲜活气息的生命却远不如“十九文钱”留给看客们的印象更深刻。

在孔乙己周围的人中，不能不提的便是始终没有出场的丁举人，他是孔乙己悲剧命运的一个制造者。只因为孔乙己偷了他家的东西便“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按理说偷窃是有罪，但罪不至此，私设公堂以致打折了腿，未免过分残酷。丁举人和孔乙己本来同是读书人，同事举业，如果没有那某一次的运气，他可能也和孔乙己有着相同的命运，只因为科举路上他是胜利的攀登者，从而决定了他与孔乙己之间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决定了他拥有特权．决定了他冷酷、残暴的本质。

孔乙己悄无声息地死了，可以说孔乙己不只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毁灭了，也是被他周围的人吞食了，因为当这些人还不觉悟，还冷漠，还在封建主义影响下的时候，他们便从实质上成为中国封建主义的一种支柱。

尽管范进和孔乙己所在的人文环境同是这样的冷酷、不自醒，但是我们从这表面的相似中却依稀可以听到时代前进的脚步声。孔乙己为自己比那些做工的多读书多识字而骄傲，为了表示自己与他们的不同而开口之乎者也，并且死活不肯脱掉那又脏又破的长衫。其实，孔乙己是最没有生活知识、最没有谋生本领的人，他恃以自傲的，正是那些凭双手做工糊口的人所轻蔑的。他周围的人们嘲笑他一心考秀才却终于半个也没捞到；嘲笑他说话教人听不懂；更轻蔑他没有谋生的本领却“好喝懒做”的坏脾气，以及“总仍旧是偷”的坏行为，连小伙计也并不钦佩他的知识，不耐烦听他讲“茴”字的四样写法。这种轻蔑与嘲笑应该说并不是只针对孔乙己一个人的，而是科举制度土崩瓦解时期人们对这一类读书人的共同态度。即便是有钱有势的丁举人，短衣帮说一句“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也清楚地表现出了人们对于因科举而爬上统治者宝座的人畏惧而又冷漠的心态。与范进生活的时代相比较，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对于读书人、对于科举制度的态度变化：从艳羡到轻蔑，从吹捧到嘲笑，这正可以折射出封建科举制度从兴盛走向彻底衰亡的历史变化进程；我们还可以体察到人们对于统治阶层由崇拜、奉迎到畏惧、冷漠的转变，从而审视封建主义统治趋于崩溃的社会基础。把握范进和孔乙己所处的相似的人文环境中的潜在差异正是教育者在讲解《范进中举》和《孔乙己》这两篇课文之前应该做到的。

最后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从主要人物命运上看，还是从人文环境的差异上看，《孔乙己》和《范进中举》这两篇作品的创作都有着不容忽视的承袭关系。这应该归功于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创作风格的继承和发展。吴敬样在《懦林外史》中用了大量的笔墨不遗余力地攻击了当时的封建科举制度，正如鲁迅所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释所向，尤在士林。”在他笔下有屡试不中以头撞号板的周进；有认定“‘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马二先生；还有鼓励女儿殉节，女儿死后大叫“死的好！死的好！”的王玉辉。而范进只是吴敬校塑造的众多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人格扭曲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作者敢于如实描写，“既多据己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

在《儒林外史》篇末，作者这样问道：“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鲁迅先生正是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从小说的内容上继承并发展了其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以孔乙己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批旧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指摘时弊”的同时，更将人文环境 理性地纳人其视野之中。通过孔乙己的遭遇及周围人的普遍心态，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社会在变革过程中的苦痛。《孔乙己》在某种意义上说，便可以算做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篇续《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