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解构”翻译理论及其对原作的创新与伤害

【论文关键词】“解构主义” 原作 创新 伤害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代表及主张进行了扼要的介绍。随后笔者着力辨析了“解构主义”理论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及“结构主义”的异同,并配以实例从几个方面阐述“解构主义”理论在现实运用中对原作的创新与伤害。

引言

在“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之前,西方一直传承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理论的领袖人物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基础之上。然而,随着“解构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完善,“解构主义”理论以其独到的见解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双方处于水火不容的两个对立面。同时,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也对以索绪尔为先驱的“结构主义”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解构主义”理论在其自身不断成熟过程中得到了人们认可,并在、影视和等多方面领域都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为这些领域的创新开辟了另一翻天地。

1.“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代表及其主张

1.1 “解构主义”理论的起源

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反政府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为“结构主义”转向“解构主义”提供了契机。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知识界认识到西方当时的结构和社会组织体系的牢固。他们转而对系统性、结构性概念产生了的普遍的厌恶。从思想的传承关系看,“解构主义”的兴起,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西方,尤其是法国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有一定的关系。战后法国存有多种思想流派,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等。这些思想流派之间相互渗透,为“解构主义”的应运而生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解构主义”的主要代表有福科(Michel Foucault)、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其中尤以德里达最具影响力。

福科认为,任何作品都是历史性的,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受到历史时期和条件的制约;作品历史上的各种注解和歧义说明“另一面存在”,体现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差异,使语言本身不能和谐统一。同时,他还对原文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应该削弱原文的地位,强调译者的重要性。

海德格尔对命名进行了重新认识。他认为人和文本都具有历史性,语言的两个方面中,一方面清晰、完整和有声,而另一方面则晦暗、残缺和无声,命名时通常注重前者而忽略了后者。他还提出应该打破命名、解构概念,用其它语言思维解释,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德里达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差距难以弥合、意义在差异中扩张。他的这一主张颠覆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了引起注意,他还杜撰一个新词:分延(Différance),该词也成了他的理论基石。分延(Différance)取自differ(区分)和 defer(延搁),包含着区分、延搁、播散等含义,暗示着符号本质上是分裂,而非同一。由此,他认为,词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没有终极意义。他还认为,翻译是以不断修改或推迟原文的过程来置换原文,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一种文本对另一种文本有调节性的转换。 翻译的目的就是揭示那些被丢失或遭压抑的东西,揭示文本的多重意义,并在纯语言中进行转换。

2.“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及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2.1 “解构主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

“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别称。它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基础之上,如:男性与女性、语言与文字、真理与谬误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德里达将其称之为‘语音中心主义’,也即在场形而上学”。(刘宓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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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里达将反对在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视为攻击的根本目标。德里达认为,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和列维—斯特劳斯,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还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从而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

“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原文意义是固定的,原文的作者应处于主体地位,翻译则属于从属地位,译者应仰视原作和作者。他们还认为,译者的思维应定向,应营造固定点,保持原文的相对稳定性。而“解构主义”则不然,他们认为原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原文的意义不固定,原文与译作相互依存,应重视和提高译者的地位。同时,他们还认为,应用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原作,应打破僵化,用发散的思维去看待原作,给原作以新的生命。

2.2 “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挑战

“结构主义”的先驱索绪尔将语言从其他系统中抽离出来,并就独立于个体的抽象的共时系统进行研究,借此探讨语言在相对静止状态下的内在规律。同时,他还运用二分法对能指与所指、言语与语言、共时与历时及组合与聚合进行了区分。在索绪尔的整个语言的语言学系统中,符号的任意性原则立于支配地位。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但他也认为,某个特定的能指和某个特定的所指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观的影响,“结构主义”翻译强调通过文本系统内部的分析挖掘各个层面的语义。“结构主义”认为,原文具有固定的意义,原文作者是原文的主体,译者必须仰视原文及作者,将其作为翻译的本原,并以再现原文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而求得原文和译文之间的等值。

然而,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派却否定了结构的封闭性,并主张用一种辩证的、动态的和发展的观看待。“解构主义”派认为,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存在差异,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当时特殊的自然条件和背景下,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挖掘原文存活的因素,利用语言转换使原文更加成熟。“解构主义”是从新的理论高度对结构主义提出了挑战。

3.“解构”翻译对原作的创新

3.1 “解构”翻译使译作更具时代感

“解构主义”派认为,作品具有历史性,译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会受到译者所在的历史时期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因此,译作就会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例如,清末明初,中国正遭受多国列强入侵,面临被列强瓜分、亡国灭种的危险时期,作为引入西方第一人的林纾先生就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作品进行翻译,希望通过译作能给国民敲响警钟,使国民认识到中国正处在危险的历史时期。因此,在翻译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Uncle Tom’s Cabin》时,他和合作者魏易就将此书译成了《黑奴吁天录》。林纾先生曾明确表示:“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当今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林纾,1981,

1)。因此饱满的爱国热忱,能够救亡图存,唤醒民心的素材成了林纾先生选材的首要考虑因素。

就连大家公认的主张翻译要坚持“信、达、雅”的严复在译《天演论》时也是以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对原作进行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地翻译。他在译该书名时也只用了原作《Evolution and Ethics》的一半。译作的问世使“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并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祖国重获新生抛头颅、洒热血,翻译成了救国救亡的重要手段。

3.2 “解构”翻译使译作较原作更具美感

林纾先生不懂,在翻译作品时,都是合作者将原作的意思口述出来,然后他再用流畅的中文将原作译出。这样,林纾先生的译作中很少留有外语的痕迹,这使中文的读者就不会觉得译文晦涩难懂了。钱钟书先生就十分喜爱林纾先生的译作。他表示:“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Hen ide Haggad)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董明,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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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纾的翻译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的译文富有文采,比原作更具美感。

如:林纾翻译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David Copperfield》(中文译名为《块肉余生记》的第一章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原文: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

林的译文:闻人言,钟声丁丁时,正吾开口作呱呱之声。

林纾的译文全用文言文,并在译文中用上了两个象声词:“丁丁”和“呱呱”。原文中并没有这两个词,这就使译文较原文更具美,并能图文并貌地展现当时的情形,从而也使译文赋予了原文更高的价值和文学性。

正如傅雷在《傅雷家书》中所写到的那样:“唯有不同种族的家,在不损害一种特殊艺术的完整性的条件之下,能灌输一部分新的血液进去,世界的才能愈来愈完满,愈来愈光辉灿烂。”(董明,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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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解构”翻译使译作更具个性化

每一位译者在翻译作品时,其主观意识都是想尽可能地忠实原作。但在翻译的过程之中,却会因为译者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见识、遣词能力及个人修养等多种因素影响着译作,使译作带上浓厚的个人色彩,从而使译作彰显译者的个性。因此,译者对译作来讲意义就显得非常重大。 清末的另一位翻译大家周桂笙的译作也颇具个人特色。他在翻译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时,就进行了某些创译。他将原作改译成了我国的章回小说体,还将原作分为几十回,并为每一回拟就了标题,如“孝娃娃委曲承欢,史太太殷勤访友”,“几文钱夫妻成陌路,一杯酒朋友托交情”。 (董明,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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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还在每一回的结尾处加上了“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说”。他所采用的这些翻译手段都使译作彰显着译者的个性。

4.“解构”翻译对原作的伤害

4.1 “解构”翻译使译作结构与原作结构背离

“解构”翻译对原作进行了某些创译,使原作获得了新意。但“解构主义”派主张对原作结构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原作本身具有的自然美。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是一位捷克作家。他的小说洗练、清澈。但他对自己的小说译本评价却不高,认为这些译本离原作相去甚远。例如,他的成名作《玩笑》在最早的法译本里就被改译成了花里胡哨的巴洛克式风格。而他的英译本也没有逃过劫难。他说:“英译本使我大吃一惊。章节的数目改变了;章节的顺序也改变了;许多段落都被删掉。”(段苏红,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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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外,他还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副刊》上发表了抗议信,要求读者不要接受《玩笑》的英译本,不要把它看成是他的小说。

我国清末民初的家林纾的译作也经常背离原作的结构。如果要从他的译作中找到原作的原句或原章节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清末翻译家周桂笙的译作也经常改变原作的结构。比如,他翻译的法国作家鲍福的小说《毒蛇圈》就与原作的结构相背离,改成了我国的章回小说体,将原作分为了几十回,还给每一回拟定了标题,并在结尾处加上了章回小说体常用的“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说”等话语,以增加与目标语相同的部分,达到便于读者接受的效果。

4.2 “解构”翻译弱化甚至消解原作的内涵

很多国外的名著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对本国的不同时期及政治进行了揭示。但在翻译介绍时,因作者个人的目的及读者的异同,译者在翻译时常以不同的视角,采用了不同的手段,使译作弱化甚至消解了原作的内涵。例如,英国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作品《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本是一部政治色彩很强的一本书。该书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描述格列佛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惠马国的奇特经历,借此影射英国政治的腐败、人的贪婪等社会罪恶。作者借小人国的两个政党影射英国当时的辉格党和脱雷党;借小人国的经历影射君主和大臣们的贪婪、残忍、党派间的勾心斗角和争权夺利,及国家间的战祸不断。作者本想借此书告诉读者,如果人类让贪婪战胜理智,人类就有可能堕落成卑劣的动物。但该书被译介到我国之后,因读者只关注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描绘出来的怪诞异趣的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反而忽略了它的政治锋芒。更让人惊讶的是,该书被列入了“少年文学故事丛书”和“世界少年文库”, 成了一个主要是开启读者想象力的儿童读物,其政治内涵荡然无存。

4.3 “解构”翻译使原作的信息失真甚至丢失

“解构主义”派认为,原作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被暂是固定下来的。因此,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挖掘原文存活的因素,并利用转换使原文更加成熟。但在现实的“解构”翻译过程中,因为译者个人喜好和目标的异同,对原作进行删减和添加,使原作的信息在译作中体现不全,失真甚至丢失,这些都对原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正如现代著名诗人、杂文家和语言学者刘半农在其1918年写的《复王敬轩书》就对林纾先生的译作作了如下评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第二是误谬太多,把译文和原文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第三是林先生……‘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文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本国文。”(王克菲,1997: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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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束语

“解构主义”理论形成之初,就以令人惊诧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德里达在完善“解构主义”理论的过程中,使“解构主义”理论在与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博弈中不断得到人们的认同和接受。“解构”翻译观深化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使译者的思维方式获得了解放,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使原文的意义得到了扩大和创新。但同时,由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缺少相应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的研究,其对翻译实践的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解构”翻译也常常导致原作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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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恩科,李昕,奉霞.文化视角与翻译实践[M].国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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