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上传者：刘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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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7-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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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一、毛泽东迈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既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由毛泽东完成的，那么它的第一步应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分不开。根据毛泽东自述，他在1918年秋天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时，思想上还处在迷茫状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到1919年底他第二次到北京时才找到了另一种感觉:“我第二次到北京期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97间，读了很多有关俄国情况的报道，并热心地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文献。有三本书对我的影响尤其深刻，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旦接受了它，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正确阐释，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着作;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柯卡普作的《社会主义史》。到1920夏天，我在理论上和一定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这时起，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按照毛泽东关于世界观转变的理论，他在1920年所经历的这一思想转变，具有脱胎换骨的性质，因此对他来说也是刻骨铭心的。所以1941年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他的这一思想经历:“记得我在一九二O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着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②这两段自述说明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掌握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方法。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种选择性理解，除了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还有十分深刻的现实原因。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和萧子升等人的信中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③。一个月后，在新民学会长沙集会上，毛泽东再次说道:“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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