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三国演义_的三重悲剧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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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表意成分。也就是说,汉字既可以以其字音来译写外来词之音,又可以因声循义,因声谐义,显示出该字的汉语意义,满足人们“望文生义”的语言心理。

　　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日趋形成,异域文化间的不断碰撞,网络文化的兴起,使得各类外语词,尤其是英语词语正以空前的规模涌入汉语系统。面对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人对汉语发展的前景产生了忧虑,他们把大量的新生外来词看作是洪水猛兽,大呼小叫“狼来了!”在他们看来,这种现象是文化侵略的一种集中体现,它会使我们民族的共同语失去其自身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尤其是大量英文字母词的出现,甚至会使汉字从此走上由象形文字向字母文字的过渡的道路。但笔者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杞人忧天式的忧虑,它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缺乏信心的表现,是对语言发展历程缺乏认识的结果。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新生外来词,如何看待汉语外来词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当前汉语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三、如何面对新生外来词

　　谈到对待大量涌入的新生外来词的态度问题,笔者想引用本文题所提到的那句广告词:“天生我型who怕who”。

　　所谓“天生我型”,指的是汉语外来词的产生、发展,是汉语为了适应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好地为交际职能服务,所进行的自然选择的产物。可以说,它是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赋予汉语系统的一项基本生存能力。外语词的借用已经成为汉语词汇系统构造新词的一种基本手段。而这种基本手段的形成方式则是“天生我型”是在其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是由全体使用者共同约定俗成的。

　　哲学上讲,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联系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一种语言都不可能生存在真空当中,它必然同其他语言相联系,在联系中求生存,求发展。从古至今,汉民族的共同语就始终同其它各民族的语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语外来词则是两种语言间交流和影响的纽带和结晶。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所决定,各种语言对汉语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如,在西汉和唐代,由于丝绸之路的兴起,与西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大量的西

　　域语言中的词语进入中原,如“骆驼”、“苜蓿”、“琵琶”等。唐代以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大量佛教中梵语词被引入汉语,如“魔”、“和尚”、“罗汉”等。在近代,由于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殖民侵略,中日文化也发生了剧烈碰撞,这也就为大量的日语词进入汉语创造了条件,如“教员”、“共和”、“料理”等等。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欧美经济全球霸主地位的先后确立,以及英语在世界上作为国际语的特殊地位,使得越来越多的英语词正以前所未有的趋势涌入汉语。“蒙太奇”、“比基尼”、“克隆”、“英特网”……,正潮水般地涌入我们的耳趴,这可以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一个最好例证。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汉语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

　　当然,如此大量的外语词在短时期内的疯狂涌入,也会带来一些相应的问题。现代汉语一方面以这种方式努力地适应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现代交际的需要,另一方面大量外语词的借用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引进的仓促,没有经过汉语系统彻底、完善的改造,使得一些新生外来词成为半成品。有的外来词在引入后,甚至只是在某一行业,某一领域,某一阶层的人士中流通,无法为全民所接受,从而演变成为新一代的洋泾浜,如一些网络词语,商业品牌和高科技用语等。在汉语外来词中,许多原来是音译词,后来都改成了意译词,为人们所广泛地接受。由此看来,当前大量的新生外来词也应经过这样一个逐渐规范的过程。我们要看到现代汉语的强大生命力,和它自身所具有的调节能力,坚信这些不规范的现象将会得到汉语系统的彻底改造,因此,对其应是“恐惧之心不可有,规范之心不可无”,还是那句话:“天生我型who怕who”。参考资料:

　　①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

　　②史有为《汉语外来词》商务印书出版馆2000年1月第一版。

　　③姜恩庆《现代汉语新外来词研究》《天津商学院学报》1999年第19卷,第4期

　　④李树新《因声循义———汉译外来词的文化倾向》《汉字文化》1998年第4期。

　　　︽三国演义︾的

　　三重悲剧构成

　　刘召明

　　︵山东财政学院?济南250014︶

　　摘　要:《三国演义》的悲剧构成表现为三个有机联系的层面,即命运悲剧、时代悲剧和道德悲剧。其中命运悲剧是最基本的方面,它直接促成了时代的和道德的悲剧。这三重悲剧构织了作品中浓重而惨烈的悲剧氛围,给人以悲怆沉仄、抑郁苍凉的心理感受。

　　关键词:《三国演义》;命运悲剧;时代悲剧;道德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154(2003)01-0110-2.3

　　《三国演义》是何种性质的悲剧?它是如何生成的?学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观点:1.《演义》描写了美德的代表蜀汉集团被恶德的代表曹魏集团战胜的“道德悲剧”,其根源是“腐朽吃人的封建社会制度。”①2.与上一观点相类,认为《演义》所描写的不仅是蜀汉集团的悲剧,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刘备、诸葛亮等人乃是民族雄伟的历史典型,他们“更大程度上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性格”,而他们的毁灭则意味着民族的悲剧命运。②3.探讨作品中具体人物形

　　③

　　象的悲剧。4.从主题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三国演义》反映了天命观的主

　　④题。上述种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但是或欠全面,或欠深入。具体地说,这些探讨没能对作品作立体观照,烛幽抉隐,把握作品深处复杂的悲剧构成。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悲剧性表现不是片片断断、枝枝节节的东西,而是一个浑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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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其丰富和复杂几无可名状,其多维与深刻若可拭可触。其构成则在三个有机联系的层面,即命运悲剧、时代悲剧和道德悲剧。在这三重悲剧的架构中,命运悲剧是最基本的方面,它直接促成了时代悲剧和道德悲剧。这三重悲剧构织了作品浓重而惨烈的悲剧氛围,给人以悲怆沉仄、抑郁苍凉的心理感受。

　　一、命运悲剧:“天数茫茫不可逃”作为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总体上笼罩并在各个局部浸透着一种神秘无情的命运感。在这部映象如大江东去的历史小说名著中,数百个人物的生命过程,无数大小事件的生成和完结,各个军事集团、割剧势力的旋起旋灭,总括即由汉入晋百年历史的演进,都无所不在地深蕴着令人敬畏和忧惧的天命观念。《三国演义》很少直接正面地写到鬼神,但是在作品中作为神秘、抽象、既属封建迷信又有哲学意味的天、天理、天数等出现竟高达一百三十多次;作为天之意志表现的灾异谴告、祥瑞、星象等也屡屡出现于作品中;谶言、卜筮、妖法等亦不少见;许多自然现象如梦、风、童谣也被赋予了神秘的意义。所有这些在作品中弥漫交织,使《演义》笼罩了一层迷离淌恍、荒诞怪异的神秘色彩。很明显,这些描写意在表明:决定事件发展、人物命运、历史走向的,不是现实的情势,不是众庶,不是英雄,甚至不是皇帝,而是天,是宿命,是人所无可奈何的神秘上苍力量。作品的这种天命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天道好还———“治极生乱,乱极生治”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三国时代的重大历史变革以及这个变革时代中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示了东汉覆灭、三国形成至消亡的原因,总结了封建王朝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些经验,无论作者或读者看来,都应当是多方面的;但作者之意,从汉末到晋初的百年,不过是由治入乱又由乱入治的一个历史的循环。造就这一循环,使历史在原地打转的不是社会现实的因素,不是各阶级力量的对抗,而是冥冥之中的天理、天数。这集中体现在刘备一顾茅庐时崔州平的一段话:“自古以来,治极生乱,乱极生治,如阴阳消长之道,寒暑往来之理。治不可无乱,乱极而入于治也。如寒尽则暖,暖尽则寒,四时之相传

　　也。———秦、汉不足而化为黄巾,黄巾不足而化为曹操、孙权与刘将军等辈,互相侵夺,杀害群生,此天理也。往是今非,昔非今是,何日而已?此常理也。”这段话由清人毛宗岗概括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置于卷首,又略变为“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置于卷未。这样首尾绾合,《演义》的内容便被置于天命循环的历史观念之中了。

　　《三国演义》不仅在整体构思上,而且在其内容各不同层面的把握上,也贯彻了历史循环的宿命观念。如书中写东汉的衰落至于灭亡,乃是“汉室倾危天数终”、“汉朝天数当桓灵”。而曹氏集团的兴起,在作者看来也是天意的作用,所谓“大汉气数终矣”,“天命有去就———承汉天下者必魏也,能安天下者必曹姓也。”于是后来果有天命的显示,“麒麟降生,凤凰来仪,黄龙出现,嘉禾瑞草,甘露下降。”这些固然都是胡说八道和借天命以行其志,然而作者是认真的。作者把这些出自《后汉书》、《三国志》的内容化入小说,表明了笃信天命、以天命觇人事的用心。在作者看来,不惟魏代汉是天意,晋代魏也是天意。

　　(二)天命难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三国演义》讲天命,但它更多地写人,而且一部大书,尽其可能地写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这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极致不得超出天命的范围,此即书中诸葛亮火烧上方谷不成后长叹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质如毛宗岗评曰:“天之未可强也。”这在小说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中表现得很充分。如马腾定计在点军时杀操,不料机谋泄漏,为操所擒,马腾死前大骂:“两番欲杀国贼,不幸泄漏,此苍天欲兴奸贼而灭炎汉也!”把事情的成败归因于天命的向背,表达了对于天命的不满和无奈。蜀汉灭亡后,姜维假降钟会,以图复兴汉室。不料谋事不密,终不见成功,姜维仰天大叫曰:“吾计不成,乃天命也!”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其他如铁笼山司马昭祈天得甘泉,吉平行计不成以为“天数”之故,诸葛亮禳星不成等等,都宣扬了人事不敌天命的消极观念。

　　(三)天罚无道———“天理昭然施报应”在《三国演义》中,除了直接代表天

　　这些怪异事物带有浓厚的超自然的神秘色彩,预示吉区祸福,垂示天意定数,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作者的天命思想。首先是灾异谴告。在中国古代社会,灾异谴告往往被认为是天的意志表现,警戒失道的君主或国家,反映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迷信思想。董仲舒在《举贤良策一》中说:“国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在《演义》中,除了写到的几次自然灾害外,作者着墨更多的是怪异、伤败。如汉灵帝时天降灾异,蛇蟠龙椅,雌鸡化雄,黑气入殿,虹现玉堂,预示汉朝失道,国势衰颓。曹魏将亡之时,“天降一人,身长三丈余,脚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苍髯,着黄单衣,裹黄巾,拄藜头杖,自称曰:“吾乃民王也。今来报汝;天下换主,立见太平。”蜀吴国势衰亡之时,也有种种灾异垂示天意。在作者看来,这些灾异谴告是天意的表现,是某一朝代早已注定的命运所致。此外,灾异谴告作为天人感应的一种模式,还常常昭示个人的凶祸。除了这些近乎怪异的灾变事物的描写之外,许多本属自然现象的东西也被赋予了宣示天意的功能。这些描写在人物命运与情节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了人物与情节的结局。如作品中的梦境描写有二十几处,预兆之梦就有十几处。崔毅梦两红日坠于庄后,果有少帝与陈留王逃奔于此;董卓夜梦一龙罩身,果应汉帝治其罪;曹操梦三马同槽,后有司马氏篡权,等等。这些梦已脱离自然状态,具有了非常意义。书中出现的童谣也是代天宣命,如董卓死前有“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犹不生!”庞统死前东南早有童谣暗示等等。这些童谣的运用使人物的命运蒙上了浓厚的宿命色彩,加重了人物不能自主其命运的悲剧氛围。风在作品中也被赋予了超自然的预兆功能,兹不一一。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天的意志不止惩恶,而用扬善。但在全书中除刘备跃马檀溪外,天佑善人的情况很少。较多的倒是恶人侥幸,善人遭殃,这尤其使人对上天恐惧。《演义》中的这些超自然事物的描写互相交织,彼此附会,有机地穿插于人物和事件之中,对于古代读者来说已以成为不可或缺的构成,客观上透

　　之意志的天数、天运、天理之外,还有许发出扑朔迷离、幽玄叵测的超自然的神多怪异事物作为天之代言者充斥其中。秘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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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代悲剧:“今古茫茫叹《黍离》”作为时代的悲剧,《三国演义》写了汉朝如红日西沉、暮色苍茫中众生的苦难。上至帝子王孙,下至布衣平民,无不挣扎在战祸、灾害、疫疠风行的动荡时局中。汉朝曾经有过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岁月和伟大成就,然而降及汉未,时移世变,岁月沧桑,大汉帝国的辉煌成为过去,代之以民生维艰、军阀混战。《演义》充分表现了这一末世的悲惨景象。具体描写恰是从皇帝开始。如写少帝被废时作者的怜悯叹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后来曹丕篡位,献帝受逼,作者又连用七个“哭”字,并写道:“台下军民、夷狄、大小人等见之,伤感不已。”可以看出,作者在写到汉朝未路时的心情是沉重的。这其中有封建忠君意识,但是他所写的人物乃是一个时代某一政权的代表,并且他们被赶下台的命运意味着更大的社会危机的到来,所以其对皇帝末路的悲悯也是对乱世的伤悼。若联系元代民族压迫,中原“人心思汉”,渴求恢复汉官威仪的历史情况,更容易体察作者的一番苦心。宋元二代,中原板荡,汉民族政权衰微以至中绝,处于民族压迫下的中原人民不能不向往古代汉朝全盛的景象,从而对汉朝的灭亡产生极大的愤慨。“人心思汉”既是思汉王朝,更是思汉民族昔日的荣耀,其局限性中有历史发展的合理因素。

　　《演义》对乱世民生的苦难表现出更多更深切的关注,读来令人心悸神痛,忧伤满怀。历史上汉末三国的战乱是中国人民遭受的空前劫难,那时的情景诚如曹操在《蒿里行》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演义》从“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写起,对军阀混战带来的死亡枕藉、白骨如山的惨象颇多涉笔。如董卓围杀百姓,焚烧其头,其残忍令人发指;曹操兴兵报父仇时,发掘坟墓,惨绝人寰;渭桥之战,“舟中之指可掬”。即使仁君贤相也只是驱百姓于死地,如虢亭之战,蜀兵“死尸重叠,塞江而下”;盘蛇谷三万藤甲兵遇火丧命,等等。张尚德在《三国志通欲演义引》中写道:“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欲演义篇。”《演义》正是“三国苍生苦”的悲剧性画卷。

　　在《三国演义》的作者看来,社会的动荡、民生的苦难是注定的,是“治久”的

　　必然结果。是天命注定了一个时代的悲剧,造就了一个悲剧时代。一度恢弘强大的两汉文明被战争、灾荒和废墟取代,曾经强悍无比的帝国一统为军阀割据混乱所撕毁。历史就这样无情地翻过了两汉的一页。两汉文明的足音已经远去,历史所创就的辉煌荡然无存,世事人生变幻所引起的今昔盛衰之感,不仅仅是罗贯中个人对历史的凭吊,也包含了古代中国人的悲剧意识,乃至全人类对过去所创造的价值与文明的深痛怀念。

　　三、道德悲剧:“苍天有意绝炎刘”作为道德悲剧,《三国演义》是一曲“仁政”的挽歌,反映了千百年来中国人苦苦追求和向往的“仁政”思想的幻灭。在这里,仁君不胜奸雄,权诈欺骗了正义,以封建道德为核心的“仁政”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彻底粉碎了。而作者又把这一悲剧结局诉诸天命,似乎告诉读者:“仁政”理想的毁灭不是奸诈邪恶造成的,而是天意、天数,“苍天有意绝炎刘”。这表明了作者对蜀汉结局的困惑、迷茫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心情。以《演义》所写,蜀败魏胜是人类历史的演进中的一个悖谬结局,它所带来的心灵痛楚和情感重负使人产生深沉的道德失落、乃至幻灭,由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政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产生强烈悲剧性心理体验。如果说,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欲天下人共哭一“情”字,罗贯中则欲中国人同哭一“仁”字。

　　《三国演义》写了中国人世代苦苦追求的“仁政”之梦。刘备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仁政”的仁君典型,在他身上体现了古代君主的理想人格。这集中体现在他说过的一段话:“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

　　冲突的是曹操。他的行为滑向了道德的

　　反面。《演义》中曹操是最有作为的人,以封建道德衡量,他甚至还做过一点好事。但以“仁君”的尺度相较,则奸诈、阴险、残暴,无一是处。他曾误杀和故杀吕伯奢一家,冤死王后,借刀杀祢衡,逼死

　　荀与,杖杀崔琰,嫉杀杨修,枉杀华佗,以及多次逼宫杀后,残杀百官,屠戮民众,真是罪恶滔天。把刘备和曹操相比,刘备正如“仁政”天堂的天使,曹操恰是阎浮地狱的恶魔,美丑高下泾渭分明。从道德理想看,无疑应是刘胜曹败了,然而并不如此。赤壁大战前,刘备屡败于曹操,曾匹马奔冀州,败走荆州,败走江陵、夏口,最终虽建成基业,然而偏居一隅。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终未灭曹魏,反而为其所灭。刘备集团的最终毁灭给人以巨大的心灵苦痛和深沉的悲剧况味。何以如此?因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主导地位,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乃至民族文化心理、国民性格。传统的伦理道德信念在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并形成很强的道德感。中国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偏重道德层面,并坚信邪不压正、善必胜恶。表现在文艺创作中,不但作品中包含有明确的道德目的,而且结局多是善良战胜邪恶的大团圆结局。然而在《三国演义》中,作者遵照了客观上蜀败魏胜的结局,却渲染、强化了刘备为核心的道德优势,使刘备集团更加符合了人们的道德理想和要求,从而使刘备集团屡败于曹、最终毁灭的结局给人更大、更深沉无尽的悲哀,在使人对传统的道德价值取向产生动摇怀疑的同时,对自身的理想、信念、追求有

　　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历史的失落感。《演义》在道德方面的悲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剧性正在于此。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参考文献:忍也。”《演义》中刘备的为人处世正是如①齐裕琨、陈惠琴《〈三国演义〉的道此。如他不留徐庶以绝其母,不以陶谦困危而领徐州,不以吕布势败来投而杀之,不以百姓苦随而弃之,处刘表荆州不忍夺之,等等,处处以仁义为本,时时恭己待人。“三顾茅庐”见其诚,一见子龙而不舍,亲登黄权、刘巴之门不以为耻,哭刘表誓救荆襄之民———。在一般读者看来,其人其德,足为“仁君”。这与奉行“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的董卓和“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截然相反。在《演义》中,一直与刘备对立、

　　德悲剧》,《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

　　②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从魏蜀矛盾看〈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③郑春元《一曲济世贤才的悲歌》,《锦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

　　④潘承玉《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三国演义〉主题再探》,《晋阳学刊》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