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史

中

国

制

度

史

读书笔记

外二 张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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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感慨吕思勉先生的生平，所以特在摘抄前表达下自己对这一伟人的仰慕之情。吕思勉，我更乐意像其他人那样称呼他为诚之先生，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享有不仅史学界甚至其他领域的高度赞扬，查阅吕思勉的个人简介后不禁惊叹于他的博学与天资禀赋，五岁时便开始读较为难懂的书籍，而七岁时开始与史学结缘，十三岁已能作文，也许与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吧，大多书籍是由他的母亲和姐姐讲解教授，其中母亲教授的《说文解字》大概对他影响较深，在这本书中，发现多处语句或注释出自《说文解字》。除了敬佩诚之先生的史家风范，更加钦佩他作为一个爱国学者的气魄。他的一生都在热切注视着祖国的发展，关注妇女权利的解放，为学校制度建设及改革提出意见，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历经抗日战争的他，战时慷慨激昂执笔抒写愤懑，战后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将自己与祖国紧紧牵连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学者该有的品质，而不是像如今的专家一般泛泛而论。《中国制度史》一书行文古雅，很是厉害，光是读古文繁体字的功夫我就颇感吃力，好在读得多了也能感觉顺当一些。

神农事迹明见易系辞传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确为教民稼穑之君。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

这段摘自《易经·系辞下传》的话语描述神农氏制作耒耜，教授百姓如何播种和收割庄稼。除此之外，还有“后稷稼穑”的神话，不论是神农氏，还是周代先民后稷，这种神话传说都寄托了中国古代先民歌颂劳动、创造，向往和平幸福的理想。从骨针到石器再到耒耜，真正意义上的耕种农业才得以实现，耜是河姆渡遗址中常见的出土物，并且还出土了大量的稻谷，说明河姆渡原始居民已开始种植水稻，这是世界上据考古考证最早的。神农制耒耜，教民播种五谷，从采集狩猎转变为农耕生产，我国的农业文明从此开始发展。农耕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经济大变革，也在世界人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自此，人

类实现了由从大自然中猎取经济向通过劳动生产经济转变，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动植物在人类的干预下开始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发展，随着人类改造自然，逐渐地也出现了“人定胜天”的理论。

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契者，九家易曰：“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共事。”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盖周官质剂之论。农业盛，故通工易事，随之而盛也。

文字发明以后，人们不再结绳记事，而是变为写字，不过那时纸张还没有出现，所以文字大多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或者青铜器上，“文武百官用文字来治理政事，百姓用文字来知晓事理”，《说文解字》中写道：“韧，刻也，从丰，从刀。”丰，即为在木板、木块上刻记号的刀痕。汉字最早被称为“书契”，传说是由仓颉创造，意为刻痕于木，这是汉字产生的源头，可见早期的文字与木业息息相关，而农业发展繁盛以后，相应的木业也繁荣起来，而木业的繁荣从侧面说明文字的发展与发达。作者从文字这一方面来讲述农业带来的变化，实在新颖，也对农业的认识更加全面了一些。

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治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法家的重农要义，大抵就是以上的一番论述，简言之，就是“于国求其富强，于民求其治理”。诚之先生引用《管子·治国》中的话语来阐释统治者为何要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国家富强那么粮食就多了，粮多来源于农业，农业的发展还可以解决无业游民的问题，有利于富国、强兵以及扩张，而又从反面举例说明君主不发展农业则国贫、人逃、法律废止以及战

败，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粮食缺少的危害。因此，“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绵长千年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主体，小农经济虽然是脆弱的，但却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这也就保证其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小农经济的这种再生能力也就是只要具备了一定得恢复条件，小农经济很快就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的赋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则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小农经济的稳定，国家的繁盛取决于小农经济的繁盛。小农经济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历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都注意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业生产，以维护封建统治。如西汉初年的“修养生息”政策，让农民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自汉高祖开始，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减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鼓励农耕。休养生息政策推行六、七十年，农民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生活和生产，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人口也得以增加，并出现了“文景之治”。唐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有一定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轻摇薄赋，劝课农桑，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在古代，衣食住行无一不和农业相联系，农业创造直接的价值，民以食为天，民又依土地而生，农为本，商为末，统治者注意利用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情结来稳定社会秩序。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还是一家人人生的希望。先对土地有了拥有权，确保了住的权利，农民才能够安心进行耕种，其次才是对经济起到促进作用。自古以来，农民对土地都有着浓厚的深情，除非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才会背井离乡，否则，就会世世代代都扎根于那片土地。到现在，农民也不愿政府征收将土地贱卖给政府作为其他用途的用地，一方面是出于对这一土地的依恋之情，另一方

面是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生产来源，不得以转换为游走工人在城市中找活干。

然古代部落，率皆共产，力之出不为己，货之藏不于己，取公有之物而用之，以己所有之物资人，皆无所谓交易也。惟共产限于部落之内，与他部落固不然，有求于他，势不能无以为易，而交易之事起矣。往来日数，交易日多，则敦朴日漓，嗜欲日起，而私产之习渐萌。私产行，则人与人之相资亦必以为易，此则商业之所由广也。

原始共产时代，部落之间实行群体劳作，互尽相生相养之道，氏族酋长掌管部落中的财物及其他分配，在这一小型团体中，《大道之行也》中所提及到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成为现实，诚之先生也认为这些皆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遗规，但仅限于这一血缘相近的宗族部落中，形成一个类似于马克思宣扬的共产主义体系，一旦当这边土地有其他部落扎根时，本部落所有之物接近于匮乏，如果不采取强行争夺的手段，那么就不得不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商业的发展便是起源于早期的物物交换，长此以往，随着交换的次数及规模增加，商业便逐渐形成，诚之先生在《秦汉史》中也有说道，“交易愈盛，则分工益密，相与协力之人愈众，所耗之力愈少，所生之利愈多，人之欲利，如水就下，故商业之兴，沛乎莫之能御”，商业始兴，百姓间通功易事，分工协作的能力得到提高，相较于农业与手工业的固定性，商业具有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市场形式上的多样化，自汉代起，市场不断发展，其经营时间也逐渐不受限制，出现了晓市、夜市和草市；贸易方式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边疆、外国、海路通商由来已久，而柜坊、飞钱以及纸币的产生使得交易更加便捷。在重农抑商的社会背景下，商业税收有时解决了政府财政的燃眉之急，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而随着商业的发展是人们私欲的膨胀，经商者多富贵之人，但农民看到“万利皆入于商人矣”自然倍感不公，不利于社会稳定，古之皇家王者大多重视统治权，所以重农抑商占据历史主流，以此稳定社会，但农工商三者间又有着微妙的关系，“无农不稳,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三者相辅相成能够使社会经济发展更加稳定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