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读陶德麟先生的相关论著有感

鸶学与时代

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

——读陶德麟先生的相关论著有感

陈学明

摘

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所谓“去意识形态

化”．“去价值取向”。“去理论立场”的倾向。有人热衷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所谓“纯客观”、“纯学术”的研究，心甘情愿地让自己的研究“放逐”于现实之外，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本文通过对陶德麟先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等文章的解读．提出陶德麟先生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学养之深与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坚定是成正比的．他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陶德麟；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目标；理论立场中图分类号：Ａ８ｌ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４０９（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１８一０６

有一个问题总盘旋在我脑际：像陶德麟先生这样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为什么能持之以恒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为什么他们的研究能对社会现实产生深远的影响？是由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学养深厚吗？这当然是重要原因。但好像又不全是。我认为。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的学养之深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坚定是成正比的。他们并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只是一种“纯粹的知识”来加以研究和接受．而是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真理来加以追求。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最近．我认真地再次拜读了陶德麟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期）上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以及收集在

《陶德麟文集》中的其他若干篇文章，加深了我的这一想法。

当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哪里？陶德麟先生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一文中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二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这两个问题提得太好了．这两个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是一些前提性的问题”［¨。他一下子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明确地摆在世人面前．从表面上可以归结为他的洞察力．而更深层地追索，则可以归结为他研究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

本文是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项目‘苏东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研究＞（批准号为：０２ＪＡＺＬ）Ｄ７２０００６）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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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我们为什么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为什么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一个研究者应当把这一问题一直留在自己的脑海里。我们绝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从陶德麟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为了中国的现实．即为了使当今中国人的实践活动能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二是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即为了坚持、弘扬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这两个目标在他那里又是统一的。正因为陶德麟先生怀着这样一种目标去研究和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才能看到问题的关节点。揭示出问题的本质所在。对于马克恩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许多人都把重点放在“必要性”上．但陶德麟先生另辟蹊径。他把文章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上。在当今中国．对于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可能很少有人持异议．问题在于。人们很少去思考在中国究竟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还谈论什么“有必要”这样去做。在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一些人只是表面上认可马克思主义．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接受．没有想过真正付诸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告诉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全是有可能实现的．才有希望使人们认识到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一个同时心系当代中国命运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命运的人．才会想到这一点，而陶德麟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另外。当今有些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只是停留在“过程”之中．很少关心其结果。在他们那里，研究的“过程”就是一切。而“结果”是无关紧要的。陶德麟先生则把目光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上。他提出“检验马克思主义成败得失的标准问题”．认为这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阶段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与中国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１】。

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问题”的具体论述是富有针对性的。他针对当前影响人们认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突出的三大思想障碍作了具体分析．通过回答人们的这些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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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

一是有人认为中国人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具有可能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中国革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这是完全可能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处于深重的灾难之时成立的。当时，人们为了把中国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从西方引进各种各样的思想和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人鲜明地提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把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这双重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其具体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革命的成功实际上不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要的．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但有人偏不这样认为．以为中国共产党入实际上所做的充其量是把“列宁主义中国化”．而列宁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原则性区别的．从而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范围内．可以用中国革命的成功来说明“列宁主义的中国化”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推论出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是可能的。陶德麟先生把这些人的疑虑表述如下：“他们发现．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苏俄‘送’来的．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读的书籍无非是从苏俄介绍来的论著．充其量也只读过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几本书。加上苏俄理论家编写的转述马克思主义的书．马克思本人的书读得很少很少。连马克思的《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还不知道，他们头脑里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少得可怜．而且是变形走样的‘马克思主义’，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不过是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中国革命的一些实际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然后把这个理论体系自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罢了。”［１１陶德麟先生深切地认识到．面对这样一种思想认识。论证中国人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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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赝品”．论证恩格斯的思想．特别是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思的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想．包括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不仅是理论问题，而是直接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有可能的重大现实问题．因而他强调：“把恩格斯的理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我认为没有根据”．“说列宁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曲解”，“无论列举斯大林多少错误。也说明不了他的理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由于他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己多年的思考与研究的基础上的．所以显得“底气”十足。

二是有人认为中国人即使面对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读懂。确实正如陶德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学术界有人在那里鼓噪中国人实际上根本无法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在他们看来。理由十分简单。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语境”．是整个西方文化传统发展的产物．而要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就必须有西方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而囿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的。对此，陶德麟先生说：有论者认为“中国人要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得首先把自己的思维方式、语言习惯彻底西方化．跨过这个鸿沟．否则即使把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摆在面前也读不懂．自以为读懂了其实也是歪曲的，与文本的原意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过是中国共产党人拿着被误解了的‘马克思主义’在那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把这个过程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已”，“于是结论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至少到现在还没有这回事，将来即使可能，也是难于上青天的事”［１］。在这里陶德麟先生把中国人是不是能读懂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视为２０

否认有马克思主义“大道”的存在．认为所存在的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理解和解释．另一方又强调我们永远无法“走近”和“走进”马克思．我们永远无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陶德麟先生明确地指出：“这是从西方解释学的角度更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的观点．很容易给人以貌似合理的满足．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ｌ】他进一步对此进行了鞭辟人里、言近旨远的分析批判。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哲学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它在哲学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变革．是世界各民族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并不因为中国人一解读就必然变得面目全非。”【ｌ】我们从他这段话中不但感受到了陶德麟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也体会到了他对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心。

三是有人认为即使中国人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也不可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在上述三大思想障碍中．这一思想障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带来的阻力最大．危害最甚。还是先看陶德麟先生对这些人持有这种观点的“理由”的表述：“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欧社会条件和文化国就必定水土不服。变形走样。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如果一定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果只能是‘儒家化’、‘封建化’。或者民粹主义化．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了。＂［?１陶德麟先生剖析了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不是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学术界有人对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很热衷．那种由后现代主义和被曲解了的解释学所引发的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也充斥于一些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其主要表现为一方面

背景的产物。是离不开西方土壤的东西。一到中“这种说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另一种说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那一天起．反对者总是以“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来反对和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个世纪的２０、３０年代是如此，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也是这样。确实。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符合中国国情这一点心存疑虑．那怎么还有必要和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陶德麟先生对这种“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论”的驳斥是非常有力度

的，他说：“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

阈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而不仅是西欧。它不是地域性的理论．而是世界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并不只是西欧情况的概括．而是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特别是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对人类社会是有普适性的。中国的特殊性诚然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中找不到具体论述．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中国化：但中国的特殊性并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适性．倒正是这种普适性的特殊表现和印证。”【１］陶德麟先生还通过引用黑格尔肯定理论民族化的可能性的一段话．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具有可能性。黑格尔在给Ｊ．Ｈ．沃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乜］（９蚴陶德麟先生认为黑格尔的这段话“不仅适用于哲学．也适用于一切社会历史理论；不仅适用于德国，也适用于中国”。他从黑格尔的这段话引申开来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学会说中国话’．也就是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１］这是我最近在国内看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可能的相关表述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

在我的案头上还放着ｌｏｏ多万字的《陶德麟文集》。陶德麟先生研究马克思主义所持有的那种明确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学术活动中．这是他著述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陶德麟文集》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问题和探索”，而第一部分又设上、中、下三编。我们且从下编中挑出几篇文章．来进一步分析他在进行理论研究特别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时是如何坚持鲜明的价值目标和坚定的理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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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说明他的这种可贵的理论品格的一贯性。

第一部分“问题和探索”下编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共产党的宏大事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这种内在联系的：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共产党的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中最基础的东西。因此．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党的纲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自觉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

斗。”［３］（嗍）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路线之间

的内在联系。他对这种内在联系表述如下：“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党还必须在具体条件下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是否正确．又取决于思想路线是否正确。思想路线说到底是个哲学问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据以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反之。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路线．只能导致错误的

政治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３】（聊，其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论述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时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不能‘保证’人不犯错误．但是在它的指导下对事物认识的全面程度和深刻程度是大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开辟了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果严格地遵循它的原则．就至少可以不犯全局性、方向性的错误”．“通过学习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以它为根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我们就有了认识上的正确向导．就能够使我们

的认识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就能够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比较容易找出错误的原因和纠正的办法．把错误的教训变成宝贵的财富．变成走向真理

的阶梯”［３］（刚嗡）。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陶德麟

先生确实是一个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伟大事业时刻挂在心上．自觉地让自己能够为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做些什么的有深切使命感的学者。

下编中一篇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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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杂感》的文章，以“杂感”为名。实际上是陶德麟先生为了实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宗旨．针对目前国内的研究现实．向国内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在文中。他提出我们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注视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不要以为研究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就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过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吃透．有的论述还需要深入发掘，重新理解。“但是。更迫切的还是研究经典作家还没有研究或者没有深入研究过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地做文章．认为这些新问题不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不予理睬。不提出自己的看法．那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变成离开文明发展大道的褊狭理论，变成落后的哲学，谈不上发展，也说不上坚

持了。”［。】（ｒｔｅ嗍）陶德麟先生在这里明确地把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注视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与增强其自身的“解释力”联系在一起。他在文中进一步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坚定地指出：“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他富有感情地向我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发出呼吁：“在世界格局大变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他们有那么多的疑团、困惑和苦闷．那么希望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希望得到一种合理解释这些现象的方法。他们求助于哲学”．面对这样一种局面．“我们这些以哲学为职业的人能够没

有一种责任感，不尽一点微薄之力吗？”［３】（晰）他

在文中还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做科学的朋友”。他认为，“科学毕竟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是可以为人类造福的有力武器．它的功能是无可替代的”。他提出我国的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固然不能让哲学成为“科学的侍从和跟班”．但也不应让哲学当“科学的保姆和训导员”．而应让哲学成为“科学的

朋友”［３】（嘲瑚）。他在文中还提出我国的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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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哲学研究必须“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他这样告诫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研究哲学的人不可无“为万世开太平”的气度和胸襟．但不可真以为有“为万世开太平”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能够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把人类的智慧向前推进一步．为人类留下一些有永恒价值的思想财富．这就已经是了不起的功绩了。他说：“２１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如何？应该有什么样的新形式？我没有能力说清楚。我想这也不是哪一位高手提出一套精密的方案．或者开一个会议作出一个权威性的决议．大家就会一体遵循。齐步向前的。而且如果果真是这样，倒又成了死水一潭。毫无生气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又被窒息了。在哲学这个最需要个性和灵感的精神世界里搞‘计划经济’是行不通的。事实上还是只能各人按自己的理解去‘走’．在许多不同的领域里去探索问题。这些看似不大整齐的足迹汇集起来。ｔ路’也就踩出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

就逐渐成形了。”［３］（嗍）陶德麟先生所提出的当前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４个问题．确实讲到了要害处．如果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像陶德麟先生所揭示的那样去做．那必然是没有希望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陶德麟先生何以能提出这样４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突破点．以及他所提出的这４个方面的突破点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展开的。我希望人们在进行这样的思考时记住在陶德麟先生的论述中所出现的一些词汇．如“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责任感”、“气度和胸襟”等。

下编中题为《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全面论述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还是方法问题．一般的人谈论这一问题都是从方法人手的．似乎只要方法对头．我们就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了。但是陶德麟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强调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要解决的是态度问题。他说：“首先是态度问题。即

到底是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