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贡献

□　尤学工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民族危机孕育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推动他开拓了近代历史教育的道路。梁启超以“新民”和提供“国民资治通鉴”为目的,以近代报刊为推行历史教育的主要手段,将丰富的历史内容和近代观念传达给国人,以期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种历史教育思想孕育着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雏形,顺应了中国社会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要求。虽然它还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显示了很高的社会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

关键词:梁启超;历史教育;社会价值;局限性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收稿日期:2005-10-11

文章编号:1671-7023(2006)01-0070-07

作者简介:尤学工(1972-),男,河南周口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思想界之陈涉”

[1]专集三四,65

新,搞变法,他的手段是温和的,及至发觉温和的路走不通,急转直下,想采取激烈的手段,不惜以流血方式,希冀实现理想。但一番尝试之后,他发觉国民并未普遍觉醒,未能获得他们一致的支持。他又退回到温和的态度,想从教育方面先下手,先新民而后兴国”

[2]4-5

,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变的

影响是许多学人无法企及的。他在清季发起的“史界革命”对中国史学、中国历史教育,都有开拓性的意义,成为中国史学和历史教育向近代转变的一个主要标志。本文的主旨即在讨论梁启超对中国历史教育向近代转变所作的贡献。

。其实,梁启超

的“多变”只是在探索不同的救亡道路,而救亡图存始终为其“不变”之宗。“变”的结果是“从教育方面先下手”,“史界革命”就是他在历史学和历史教育方面“下手”的一个宣言。

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史学和历史教育进行“革命”,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地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认识到发展史学对民族自觉自强的必要性。他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这个结论是他在考察西方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之后得出的。19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是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势力大张的历史,也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历史。中国史家的眼光,多集中于西方列强强盛之故,民族主义之兴起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而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兴起,成为国家凝聚力与民众认同感的来

一、民族危机与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不断加重。虽然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挽救国家、遏制危机的方法,但都没有能够真正遏制危机的发展。甲午一役,中国战败,打破了洋务派的迷梦,也使一部分中国人清醒过来,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重新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于是,由器物而制度,戊戌变法应时而生。

作为变法主将,梁启超抱有深深的“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是他的思想、行为的动力之源,使他产生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是多变的,“最初他追随其师康南海弄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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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史学确有莫大之功。无论是普鲁士统一德国,还是意大利建国,都有史家以民族历史宣扬民族主义,激发国人爱国爱种之心,形成全民族之共同意志。历史教育的这种巨大作用,连俾斯麦这样的“铁血首相”也不能不予以承认。这种情况,无疑对当时正在努力从西学中探寻救国道路的梁启超有很大的示范作用,使他产生改造中国之旧史、以“新史学”提倡中国之民族主义的激情,所以他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这种看法,反映了梁启超对史学之与国家、民族、社会关系的透彻认识,字里行间也充溢着他以史学激扬国民的民族自觉和民族精神的热忱之心。虽然后来他曾有过“为学问而学问”的想法,但终归还是回复到“经世致用”的传统。这种反复恰恰说明了历史教育意识始终在梁启超思想中发挥着作用。

第二,提出“史界革命”与“史之改造”,以适应历史教育的需要。既然要以“新史学”提倡中国之民族主义,对旧史的“革命”与“改造”就是逻辑的必然。在梁启超看来,旧史实在不堪承担如此重大的社会责任。他批评旧史之“四弊二病”,使人们“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势而立于万国者”。这是与近代社会对历史教育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要克服旧史的弊端,则必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

[1]文集九,1-7

。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鉴”,这是史学研究本身对史家的要求。虽然他后来对因果关系不再坚持,但基本要求并未大变。另一方面,史家还要承担国民教育之责:“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失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

[1]专集七三,3-4

。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

总之,是要为中国养成“个性圆满发达之民”,促进“国民之自觉”。只有这样,史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梁启超在这里明确了史家的责任,并且表示“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

[1]专集七三,28

,这种明确的认识反映了其历史教也”

育意识的高度自觉。

在紧迫的民族危机意识和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驱动之下,梁启超提出了他对近代历史教育目的的认识。

二、近代历史教育的目的

梁启超提出的近代历史教育目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新民”。“新民”是梁氏的一个政治主张,但也可说是一个教育主张。他认为,国家是有独立的国民构成的,只有“个性圆满发达”且“自觉”的国民才是具备现代资格的国民。拥有这样的国民,才能建设独立而强大的国家。他在《新民说》中批评一般中国人不懂合群之义,不讲公德和私德,缺少国家思想和进取冒险精神,更缺乏权利和自由思想,又探讨了自治、自尊、义务、毅力等现代国民素质与修养问题。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探讨成为现代国民的基本条件,按照这些条件,一般中国人还不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所以,欲振兴中国,必先“新民”。如何“新民”呢?除了“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

[3]272

“新史学”是建立在对旧史学的批判基础上的,梁启超借助对旧史学的批判,重新确定了史学的界说、范围、目的、方法等。这种以适应历史教育需要为目的的“革命”与“改造”,鲜明体现了梁启超自觉的历史教育意识。

第三,认识到历史教育是史家崇高的社会责任。进行“史界革命”,推进历史教育,离不开史家,故史家责任尤其重大。梁启超对史学的界说反映了他对史家责任的认识:他先要求史家“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后要求史家“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之资

之外,

历史教育也是一条重要的“新民”之道。他认为“学术之革新”是西方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作为借鉴,中国也应该从学术之革新入手,即其所谓

[1]文集一三,1

。而史学是“学问“新之有道,必自学始”

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所以学术革新,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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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第1期　

“史”始。具体的办法就是“史界革命”,“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氏历史教育的基本思路就是以“革命”后的史学教育民众,使之成为理想之新国民。由此可见,将历史学由“养成士大夫君臣之学”改

[4]

,以历史教育养成“新造为“养成国民之学”

三、近代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途径

梁启超对历史教育内容的设想其实在他批判旧史、界说新史学定义、目的和范围的时候就已见端倪。随后,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要作一部“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列举了二十二项研究内容,主要有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民族同化融合,中华民族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信仰、文化发展等问题。概而言之,可总为四项:“第一,说明中华民族成立发展之迹,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无衰败之征。第二,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冲突之迹何如?其所产结果何如?第三,说明中华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明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征,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

[1]专集七三,5-7

民”,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教育目的。

其次是提供“国民资治通鉴”。这一目的是上一目的的延伸,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内容上说,提供的是“国民之史”;二是从对象上说,是供“国民之鉴”。在梁启超看来,以上两点正是旧史所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内容上则多“无用之事实”,缺乏“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故“往往有读尽一卷,而无一语有入脑之价值者”,其效果也只能是“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他将

[1]文集九,1-5

。这此归为“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

里,梁启超对于二千年之史学与史家近乎一概否定,其思路可谓与《新史学》“四弊二病”之说一脉相承。这种批判的局限显而易见。不过,批判只是手段,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于梁氏所欲表达之主要目的。他在《新史学》中对旧史的批判,主要是为了让人们从思想上认识旧史的弊端,为建立新史学开路。所以我们应该注意的“不是任公见解的得失正误,而是这些指责所衬中国历托出的‘新史学’雏形”。同样,他在《史研究法》中对旧史的否定,也主要是为了证明“史之改造”的必要和急迫,从反面提出了新史学应有的内容和应服务的对象。然后,他又从正面作出说明:“今日之史,其读者为何许人耶?既以民治主义立国,人人皆以国民一分子之资格立于国中,又以人类一分子之资格立于世界;共感于过去的智识之万不可缺,然后史之需求生焉。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史之目的,乃为社会一般人而作,非为某权力阶级或某智识阶级而作,昭昭然也”。

[1]专集七三,3-4

[5]11

。梁氏所

规划的这部中国史,可以认为是他计划用来教育国人的教材,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就是他设想的历史教育内容。

梁启超并没有完成他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但他流传后世的文字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教育内容的范围比他最初的规划要丰富、具体得多。据《饮冰室合集》,其中有关历史教育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用西方的各种社会学说与历史观念改造国人思想。《泰西新史揽要》是清末影响很大的一部西方史书,其销量为晚清所译西史之冠。书中贯穿着浓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和“经世致用”的色彩,对康梁维新派起到了启蒙教科书的作用。梁启超将其列入《西学书目表》,称赞它“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

[6]455

,希望国人借以学习自强之道。而佳之书也”

《西学书目表》中的其他历史著作亦为数不少,于此可见这些西史著作及其中包含的思想已被梁启超视为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其后,梁启超对西方学术和历史多有研究与介绍,其中既有对西方学术和社会历史观念的介绍,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卢梭学案》、《斯片挪莎学案》等;也有对欧洲重要历史人物

这就把新史学的对象

和目的说得比较明确了。

其实无论是“新民”,还是提供“国民资治通鉴”,都是为了救亡图存。从这个意义上说,救亡图存是梁启超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这个根本目的也是20世纪中国的时代主题,是许多学人追求的一个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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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与介绍,如《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欧洲战役史论》、《俄罗斯革命之影响》、《英国政界剧争记》、《葡萄牙革命之原因及其将来》,等等;还有他根据自身的经历对西方历史文化的反思,如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就分析了一战前后欧洲政局与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这些变化也促成了梁氏自身思想的一大变化,其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就是他思考的结果。梁启超的研究与介绍始终遵循其教育旨趣。比如,他之所以写《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是因为“求其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一辙者,莫如意大利;求其爱国者之所志所事,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三杰”,“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国其乌可无如三杰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国,夫安得有如三杰其人者?”如果“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人人勉为三杰之一之一体,则吾中国之杰出焉矣,则吾中国立焉矣”

[1]专集一一,2

帝的依恋之情,既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又希望通过这段历史的回忆,使人们认识到变法是爱国救国的必由之途。其他如《记自强军》、《南海康先生传》、《袁世凯之解剖》、《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护国之役回顾谈》等,亦多类此。他对中国历史人物的选择也是本着教育目的,以从中发掘精神财富,“一民族所崇拜之人物,各有其类。观其类而其民族之精神

[1]专集八,1

。他选择的历史人物,既有中国可见也”

历史上开土拓疆、勇于革新的人物,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赵武灵王传》、《王荆公》,《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郑和传》、《管子传》等,也有重于民族气节、勇敢反抗外族入侵的人物,如《袁崇焕传》等,还有在中国历史文化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孔子》、《屈原研究》、《戴东原先生传》等。他尤其对近代变法与革命中的先贤充满敬意,《戊戌政变记》中即以“六君子略传”表示纪念之意,后来又有《番禺汤公略传》、《南海王公略传》、《新会谭公略传》、《邵阳蔡公略传》、《麻哈吴公略传》、《贵定戴公略传》、《都匀熊公略传》、《永川黄公略传》、《书刘道一烈士传后》等传记面世,足见他希望以这些先贤的事迹激励国人,并继承发扬他们的事业。他常常为这些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被埋没于“沉沉蠹简之中”,“不得以姓氏表见于后世”而愤懑不已,“吾滋愤,吾滋惧,吾滋惭”。而“国民失其崇拜英雄之性,而国遂不可问;国民误其崇拜英雄之途,而国遂更不可问”。这些英雄人物被摈弃于中国历史,“其毋乃即中国民族见摈于今日生存竞争界之表征也。吾述此,吾有余痛焉

[1]专集八,4-5

。这种沉痛心情正可解释梁启超表耳”

。可见,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历

史与政治文明观念,都是作为救治中国的药方引入的,也是和他的历史教育目的相契合的。

二是用殖民地的历史来教育国人,吸取教训。梁启超不仅注意输入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与历史文化观念,也很注意对殖民地的历史“引以为鉴”。如他写《越南亡国史》,就是鉴于“我国今如抱火厝积薪下而寝其上,犹举国酣嬉若无事”的现状,而“语以危亡之故,藐藐听之,亦将

[1]专集一九,1

。他认为波兰之亡,就亡于“内政赖之”

不修,积弱滋甚,家有狐鼠,乃欲倚虎狼以自壮,乃至择肉以食,始相顾失色,无可为计,谥为至愚,不亦宜哉?”所以“波兰者,其亦自亡也,而非

[1]专集一四,3

。这不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俄之亡也”

彰这些英雄人物的心理动机,而这些英雄人物自然成为他对国民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是为国人指导学习历史的路径。如针对学生学习历史的入门路径,梁启超不但以《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为其理论上的指导,以学术史研究为其梳理学术路径,而且制订了《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作文教学法》等具体的指导方法,还作《为学与做人》、《人生观与科学》等文,将治学与做人的教育结合起来。如此细致入微的指导正可反映出梁启超对培养历史人才、发展历史教育的殷切之望。再如,他在《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中,批评“现行之教科书及教授法,实

吗?其他如《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朝鲜灭亡之原因》、《日本并吞朝鲜记》、《日本之朝鲜》等,也大多是论述这些殖民地国家如何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下陷于灭亡之地,呼吁国人认识中国面临的危险,防止重蹈这些国家灭亡的覆辙。

三是以中国历史文化的伟大成就与优秀人物激发国人的自尊自强、爱国爱种之心。这方面的论述很多。从时间上说,既有古代历史,如《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又有近代历史和他自身亲历的历史,如《戊戌政变记》中对封建顽固势力的鞭笞,对殉难六烈士的崇敬,以及对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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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与教育目的相应”,指出其主要缺点在于偏重政治史,不能说明政治趋势之变迁,对于社会及文化事项不仅记述简略,且不能连贯。由此导致学生缺乏对国史的明确全面的印象,不能激发其爱国情感,割裂学问与生活,使学生昧于机诈黑暗之政治现象而徒增其保守性或其他恶德,与民治主义之教育背道而驰,最后的结果就是“令学生对于国史一科,不惟不能发生兴味,而且有厌恶之倾向”。“今为矫正固有缺点顺应时代新要求起见,提出本案,其主要之点有二:第一,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第二,以纵断史代横断史”。他还详细规划了各个部分所占的比例与进度,以及中学国史教本的参考目录[1]文集三八,26-27。后来,梁氏就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民国史学界培养了很多人才。由此可见,梁启超对指导学生和国人学习历史是十分重视的,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也应该是其历史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四个方面,是梁启超历史教育之主要内容。有了这些内容,还需要通过特定的途径将之传递给教育对象,并为之接受,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近代报刊以其特有的传播优势成为梁启超进行历史教育的主要途径。梁启超与近代报刊很早就有接触,甲午战后他曾担任《中外公报》(即《中外纪闻》)的编辑工作,戊戌维新时期又是《时务报》的主要编辑者,大概就在这时,他就已经认识到了报刊对于传播思想、教育民众的重要意义。他一生中所创办而亲自主持的报刊,不下十余种,其中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中外公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政论》、《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九种(除《中外公报》外,其他均为期刊)。梁启超大多数的关于历史教育的文字就是通过这些报刊传达给国人的。

这里试以《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例说明近代报刊在梁启超历史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三种报刊都创办于中国近代史最关键的转折关头,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种转折,所以它们更能说明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和活动对当时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文章中,《变法通议》最为重要,他在其中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其他如《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宣传了民族民权思想;《论报

馆有益国事》强调了近代报刊在“去塞求通”、“起天下废疾”方面的“耳目喉舌之

[1]文集一,100-用”

101

;《西学书目表序例》、《西书提要》

等对学习西学的重要性和学习途径都有宣传。另外,《日本国志后序》、《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国春秋夷狄辨序》等篇章也体现了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特点。《清议报》时期,梁启超的文字贯注着民族和民权思想,其中有抨击清廷失政者如《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等;有鼓动革命者如《瓜分危言》、《少年中国说》等;有介绍各种学说常识者如《各国宪法异同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爱国论》、《国家论》、《读春秋界说》、《读孟子界说》、《饮冰室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尧舜为中国君权滥觞考》等;有介绍进化论者如《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灭国新论》、《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也有历史、传记如《中国史叙论》、《南海康先生传》等

[2]278-280

。这些内容主

要集中于论说国家积弱的原因,以进化论刺激国人的爱国心,鼓舞他们认识自身的责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

[1]文集六,54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所办各报中

发行量最大、影响也最大的报纸。他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有关历史教育的文字很可观,除了继续抨击清廷者之外,还有激发爱国心、鼓舞进取精神者如《斯巴达小志》、《雅典小传》、《朝鲜亡国史略》等;有提倡“新民”、反对专制、倡导革命责任者如《新民说》、《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世界将来之大势》、《俄罗斯革命之研究》等;有推崇民族英雄、激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者如《张博望班定远合传》、《袁崇焕传》、《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郑和传》、《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有介绍西方学理、引导国人认识竞争进化之大势者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论民族竞争之大势》、《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等。还有一些关涉专门问题者,如《生计学学说小史》等对经济财政问题的重视,《教育政策私议》等对教育问题的研究。这里面的许多文章是为和《民报》论战而作,不论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