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云南省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研讨会纪要

一、会 议 概 况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大喜日子里，在举国上下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活动中，经中共云南省委批准，由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社科联、昭通地委联合举办的“红军长征过扎西理论学术讨论会”，于1996年10月9日至12日在云南省昭通地区威信县扎西镇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昆明、昭通等地区党史部门的领导同志和专业工作者，以及社科界、大专院校、军事院校的专家、教授、学者共70多人，提交会议的论文共36篇，专著2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派专家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副会长郑惠同志派代表出席会议并代表他发了言。程中原同志受郑惠同志的委托，以《胡乔木传》编写组的名义，向扎西纪念馆赠送了珍贵的关于陈云同志《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手稿形成时间考定的历史文献（复印件）。中共云南省委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省委副书记令狐安就开好这次会作了重要指示，省委常委、秘书长张宝三同志还作了书面发言。昭通地委、威信县委为会议的圆满召开做了大量工作，热情周到地接待了与会人员。

这次会议的主题词是：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光荣革命传统，胜利迈向21世纪。会议向扎西红军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篮。与会代表就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历史事实、历史地位和如何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讨和学术交流;参观了扎西会议陈列馆，瞻仰了扎西会议旧址即扎西镇江西会馆和水田寨、花房子，实地考察了红军长征过扎西的天险两合岩；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还考察了红军长征经过的大河滩并参观了彝良县的红军将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与会代表应邀参加了昭通地区在威信举行的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观看了原川滇黔革命根据地10个县在威信举办的“赤水河之声音乐节”的开幕式和文艺表演。

这是一次高规格、高层次的专题理论学术讨论会。会议就中央和省、地、县提供的史料和研究成果，集中地、有重点地对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与会的专家、教授、学者通过广泛的交流意见，把扎西会议纳入红军长征的全过程中来考察，放到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国革命正在实现历史性大转折的背景下来考察，对扎西会议的界定、扎西会议的内容、扎西会议的历史地位和如何发扬红军长征精神等问题，基本上统一了看法，大体形成了共识。

会议认为，发掘历史资源，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弘扬长征精神，对促进老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扎西会议的界定。

1935年1月下旬，遵义会议决定的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

水后，于2月4日进入、并于2月14日离开云南威信。当时由于敌军四面进逼、战斗频繁、军务紧迫，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途中，中央政治局5日在水田寨花房子、6日至8日在大河滩、9日在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所以当时中央首长的电文、后来众多老红军的回忆和专家学者的论文，都称这几次会议为“扎西会议”。据此，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把中央红军2月4日进入云南威信在向扎西集结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于5日至9日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界定为“扎西会议”，是适当的、正确的。

（二）扎西会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广泛深人的讨论，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扎西会议的内容，主要的有以下七个方面：

1、完成了“常委分工”，由洛甫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

陈云同志1935年初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形成的文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说：“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

根据中央档案馆的文献记载，1943年12月2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央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到云南，中央书记由博古换给洛甫”。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同志发表了题为《党的历史教训》的重要讲话，指出：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据中央档案馆的文献记载，1972年7月5日，周恩来同志又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

朱德同志2月4日23时半签发的《关于我军五日的行动部署》的命令说：“军委纵队应进到水田寨宿营”。2月5日21时半，朱德同志给林彪的电报说：“军委一梯队到滇境之水田寨，滇军一部守老堡与我对峙，明拟续向扎西前进”。

据查，川滇黔边区没有叫“鸡鸣三省”的庄子，只是习惯上把三省交界的三岔河及其附近三四十里的地域称为“鸡鸣三省”。而威信县水田寨距三岔河三十里，历史上素有“鸡鸣三省”之称。

与会的专家学者根据1980年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云贵川三省的党史部门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根据毛主席的警卫员和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同志，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同志以及房东老太太提供的证据，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核实推断，认定洛甫同志接替博古同志在党中央负总责的时间是1935年2月5日，交接的地点是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一致认为，洛甫同志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张闻天同志在1943年12月16日的延安整风笔记中，满怀深情地写道：“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教育”。《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一文中又说：遵义“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同志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央红军能不在李德的荒谬指挥下被消灭，而能渡过长征的困难，实因在遵义会议后得到毛主席的领导"。

博古同志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2、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了部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讨论了中央苏区问题，并给“项转中分局”发出了“万万火急”电，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令中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局，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

2月11日，中革军委又给“省委和二、六军团负责同志”发出电示：“目前湘鄂敌人向你们进行的‘围剿’·?情形是严重的。但在你们正确与灵活的领导下，是能够打破的”，“新的胜利正摆在你们与全国红军的面前”。“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的活动”。“你们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当必要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中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向“中央分局各同志”发出指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忍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该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该认识中区的斗争对于全国仍有极大的意义。”“中区党内存在着对时局与当前环境的悲观认识是不对的，震骇于一时的困难是不应该的，

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认识不足是最大危险”。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一连人左右的游击队，应是基本队的普通方式，这种在中区及其附近，应有数百支。”“游击队应紧密地联系群众，为群众切身利益斗争。”“在边境及敌后有计划地部署游击战争。”“湘南游击区也应由你们去加强它”。“要加强秘密工作，使之与游击战争联系起来，占领山地，灵活机动，伏击袭击，出奇制胜是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蛮打硬于，过分损伤自己是错误的。分兵抵御是没有结果的。”应“极大的给以地方党及游击部队以独立领导权”，“分局手里应有一独立团。利用蒋粤接邻，在赣南、闽西一带活动，最忌胶着一地。”“确切地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选派许多适宜的工作到白区去，汕头、厦门、香港、上海及其它地方的工作，你们都应该设法去建立。”

2月16日12时，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电，指出：“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和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地区继向西北前进时，川敌的十二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1月28日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我野战军在向金沙江前进中，已调动川敌十二旅向兴文、长宁、高珙、筠边、横江地域集中，滇敌主力亦向威信、镇雄防堵。因在该处作战不利，现我野战军已折向赤水河东、乌江以北活动，并以黔北敌人为主要作战目标。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应予配合，牵制金沙江沿岸川军和驻黔东地区湘军的行动”。

由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作出了上述一系列的指示和部署，彻底改变了项英等中区来电批评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被动局面，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3、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陈云同志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中指出：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估计的”。

2月5日3时，朱总司令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调整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着手制定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在给林彪、彭德怀等人的电报中，他指出：“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的机动。”

2月6日1时，朱总司令在给一、三军团的命令中指出：“根据目前敌情及渡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

2月7日19时，根据敌情的变化，中革军委在给林彪、彭德怀等各军团主要负责人的

电报中明确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这一新的战略行动方针，我野战军要“迅速并立即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进行与滇敌作战的一切准备”，“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及蒋介石的部队”。

新的战略行动方针的确定和实施，避免了红军钻入敌军预设的口袋，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4、讨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拟定了“决议大纲”（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在中央红军中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洛甫同志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油印珍本，现存中央档案馆，上面印有“1935年2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字样，而2月8日，正值党中央率红军进至威信县大河滩。由此可以断定，“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议上通过的。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拟定了“决议大纲”，下发部队，作宣传教育之用。

2月8日在扎西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李德、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出：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问题上，博古、李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未实行主动的战略退却，“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这样，就使决议得以在部队中迅速传达贯彻。

2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营科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等同志，又分别到中央红军各部传达贯彻，并将“决议大纲”电告中央苏区和红二、红六军团及红四方面军，令其认真传达贯彻。

“遵义会议决议”和“决议大纲”的传达贯彻，对于总结和吸取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经验教训，明辨大是大非，统一全党思想，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巩固红军，振奋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

5、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缩编问题。

2月10日2时，中革军委于扎西发出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出：“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军委特决定实行缩编各军团的战斗单位”。

缩编的具体办法是：“一、三军团均取消现成师部的组织，各以新颁布团的编制表编足四个团”，“五军团将现有的三个团依新颁布的编制为两个团”；“九军团将现有人数（军团部在内）以五分之三的人数依新编制编为一个团并入五军团为其第三个团，其余五分之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