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腐败问题

中国的腐败问题

中国的腐败问题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了。本文深刻的阐述了，中国的腐败之根到底在哪儿？虽然中国不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但腐败问题已经从个体性腐败发展为制度性腐败和社会性腐败。 所谓社会性腐败，即主要由于文化习俗和行为环境等社会因素造成的普遍性腐败。它与制度性腐败往往有常态联系，但它已不仅存在于政府官员的群体，而是蔓延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中，譬如工商企业、社会团体、文艺体育、教育卫生等领域。

当代中国造成腐败泛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体原因，也有制度原因，还有社会原因。下面，我主要分析社会中产生腐败的原因。

一、腐败——在传统社会习俗中

腐败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成的，因此社会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都会影响到腐败的产生和蔓延。在中国的社会习俗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重人轻规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人就开始流行“办事找关系”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一些有关系的家庭把子女通过“后门”送去参军或返回城市。后来，那些没有关系的家庭也开始找关系让下乡的子女“返城”或安排较好的工作。后来，这种做法不断蔓延，以至于人们几乎在办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依靠关系或者去寻

找关系。

上学要找关系，看病也要找关系；去商店购物要有关系，去饭馆吃饭也要有关系；找工作要靠关系，做生意也要靠关系；开车违章了要去交管部门疏通关系，遇到纠纷了要到法院去建立关系。在官场上，关系更是至关重要的，成事靠人脉，晋升靠关系，于是，选边站队，拉帮结派，就成为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怪现状。

在重视关系的社会中，规则往往是被人轻视的，因为在关系面前，规则的作用可有可无——需要时即有，不需要时即无。特别是在规则不明确或不公开的情况下，有关系和没关系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 即使是完全正当的需求，没关系的人也会饱受刁难。即使是不太正当的请求，有关系的也会一路畅通。于是，人们就千方百计去寻找关系，建立关系。而且这关系的用途也不断升级，从抢购鸡鸭鱼肉等紧俏商品到争拿黄金地块等开发项目，从中获益的金额也从几十元攀升至数亿元。

与之相比，先天不足的法律规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更为弱化。那些敢于无视规则的人被视为有魄力，那些善于规避规则的人被视为有能力。当规则在关系面前大举溃败之时，腐败就必然在社会中暗流涌动。

送礼成风

请客送礼与“找关系”和“走后门”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中国人本来就有逢年过节给亲友送礼和请亲友聚餐的习俗，后来这请客送礼的对象就演化为有权有势或有用之人。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经济公有制和生产力低下，许多社会资源都处于短缺状态，于是那些能够掌握或支配这些资源的人就成为有用之人。且不说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一些职业也成为许多人希望结交的对象。

当时的社会中就流传着关于好职业的说法：第一是听诊器(医生)，第二是方向盘(司机)，第三是商店的售货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这三种人的关照，于是在逢年过节时就要送礼上门。 那时候，中国人整体的生活水平都不高，所以主要礼品就是烟酒、糖果、糕点。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送礼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昂贵，请客的方式也越来越排场，越来越多彩。 于是，一些手握大权的官员就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以至于在一些重要节日前出现送礼排队和宴请连场的状况。其实，请客送礼往往是行贿受贿的开端。

公私不分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决策者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都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急促地推行公有制，从工商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试图在短期内全面颠覆私有财产制。与此同时，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指引下，“大公无私”等道德号召流行一时。然而，这样的理想和号召是超越现实的，也是超越人性的，因此就会在人们心底生成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

公家的东西就是大家的，每人都有一份。因此，偷拿别人的东西是盗窃，偷拿公家的东西就不算盗窃。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相当普遍。

事实上，许多公有制的企事业单位都允许员工享用共有财物，大到汽车房屋，小到纸笔信封。在这种公私不分的思维习惯下，人们在违反规定占用或消费公共资产的时候就会心安理得，甚至在盗用公共财物的时候也没有犯罪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越来越富裕，公家的财物越来越多，于是公私不分的行为也越来越上档次。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已司空见惯，公车私用和公产私占也屡见不鲜。

一时间，有人在请亲友吃饭之后就把能够“报销”作为炫耀的资本；有人在为小集体利益而侵吞国家资产之时还欢呼“共同致富”。由于多年来在公私之间没有明晰的界线，所以一些掌握实权的官员就在不知不觉或半知半觉中滑入腐败的深渊。

喜爱特权

长期的封建等级社会已经把特权观念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上。“人民论坛”2012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50%的调查对象明知特权不合理，但是并不拒绝使用特权。也许，中国人都不愿意别人享有特权，但是却希望自己享有特权。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北京人经常在大街上看到因国家领导人出行而交通管制的情况，也经常看到一些特权车违章行驶的情况。此时，许多市民都会表示厌恶甚至愤慨，但是内心却希望自己也能享受类似的待遇。于是，有些人就想方设法地追寻这种特权，譬如冒用军警车牌、非法安装警灯警报器和警用喇叭、违规办理各种通行证等。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官员特权的多少与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之间

存在一定联系。官员特权多的地方往往腐败问题比较严重，而官员平民化的国度则腐败问题较为轻微。

其实，腐败既是特权追求的产物，也是追求特权的产物。且不说那些贪官污吏都要享受特权，就是一般人送礼行贿的目的也是要享受特权，或者说“特殊的优待”。由此可见，喜爱特权的社会习俗也是生成腐败的一个原因。

二、腐败——在社会转转型期中

过去三十年，中国处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拉大，另一方面是私有观念的复苏和道德信仰的崩溃。社会没有建成稳态的法治行为环境，人们也没有养成良好的法治行为习惯，再加上各种规章制度尚不健全，于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在各种诱惑下就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腐败犯罪就处于多发状态。具体说，社会转型期中生成腐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信仰缺失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一个高尚的理想，以便吸引那些激情燃烧热血的青年为之奋斗乃至献身。但是在成为执政党之后，这种崇高的理想就逐渐在权力的侵淫和现实的反衬下变成虚幻的口号。无可否认，当下中国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就是信仰缺失。曾经占统治地位的共产主义信仰已经黯然失色，而复苏或外来的宗教信仰也难成大道。虽然在我们的身边能够看到许多自称信仰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人，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