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思考录

思考录-中西思维方式比较1

思考录——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05年7月）

我读大学已经三年了，这三年中有两年半是在读书和思考，随着思考的不断深入，有些问题我已经能够理出个大概的头绪，但由于深度和广度的限制，我还没有办法很深入地进行研究。这里写出的，只是一些线索，还需要查阅文献，做严谨的论证。

（一）思维方式与“人性的弱点”

我学人文学科是从心理咨询入手的，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意识地接触别人的心灵。我发现很多人都对自身的某些“弱点”有了认识却克服不了，加上受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这个书名的影响，我认为，人性确实是有弱点的，这种弱点就是一种类似于强迫症的类本质。后来在实践中我发现了一个悖论。

推论：

（1）既然是人性的弱点，这就是说每个人身上都能够找到。

（2）但是现实中，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陷入“人性的弱点”的困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3）既然程度有大小，这就说明可以用某些方法让“人性的弱点”的影响最小化，这样“人性的弱点”在某些人身上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既然可以忽略不计，就说明对人的影响不大，那就不能称之为弱点了。

通过上面的推论，我开始倾向于否认“人性的弱点”的存在。

“人性的弱点”的理论来源于“性恶论”的西方，而中国人信奉“性善论”，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人性的弱点”的存在，然后再加以克服。我认为，类似于强迫症的类本质的根源，不在于“人性的弱点”这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于思维方式的冲突。

我发现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错误的思维方式导致错误的选择，错误的选择导致了错误的后果，错误的后果累积起来就使人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中，就像叔本华所说，人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中摇摆。

错误从何而来？我认为在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冲突，就是潜意识和意识层面的思维方式的对立。

这里我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得到一些启发。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的经历，将对一个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潜意识的，本人并不知道，只有通过精神分析，才能揭示出来。

我们可以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决定论存疑，但却无法否认童年对我们自己的深刻影响。作为中国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儒家道家的文化中，思维方式与西方是迥然不同的。

改革开放的一代，受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影响很大，思维方式有别于老一代，很多人以为自己的思想已经“全盘西化”了，并开始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中国，更可怕的是用这种思维方式来为人处事，这样必然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长此以往就可能怀疑“人性的弱点”的存在，走向某种宿命论的悲观主义。

思考录-中西思维方式比较2

我不认为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人的潜意识能够被“西化”，“西化”只能是意识上的，是表面的。当一个人的潜意识与意识各被两种对立的思维方式占据时，矛盾就发生了：

由于对中国社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中国的“潜规则”不甚了解，所以对中国社会的规则的合理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由于自己从小生长在中国，骨子里面已经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深层次的东西，当真正遭遇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时，又会本能地抵抗，从而无法真正融入西方社会中。

这种痛苦正是改革开放一代所面临的比较特殊的痛苦。这里举个例子。 在选择的问题上，萨特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因此他必须对自己负全部的责任。所以在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个人的自由的代价是自己承担后果，在信奉集体主义的东方，集体替个人承担责任的代价是个人受到约束，这是搭配式的思维方式，各有利弊。

可是现在的一些人，既要西方的个人自由，又要东方的集体承担责任，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悖论，这种思维方式的不配套，必定导致对社会的不适应感。

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是克服民族自卑感。这是新文化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随着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儒家文化为底蕴的国家的经济奇迹和中国的和平崛起，加上新儒家和一些华人学者、国际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人文精神越来越得到世界的肯定，这点我们是应该多接触的。如果对自身的文化有全盘否定的倾向，最好就是看看外面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思维方式的赞美。

二是深入了解民族规则的合理性。举个例子，有人认为中国人问候的方式很“俗”，比如“吃饭了吗？”，只关心物质层面。这就是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说“吃饭了吗？”，是因为中国人曾经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而在饥饿状态中，“吃饭”就是最大的幸福，吃饭在这里就等同于幸福。由于习惯成自然，当没有处于饥饿的中国人问候对方“吃饭了吗？”，也就忘掉了这句话隐含的潜在含义。

台湾学者曾士强的中国式管理，在管理层面上使很多中国人明白了中国社会“潜规则”的合理性，这对我们解读自己的民族是很有帮助的。而深入了解中国社会，也能更好地克服民族自卑感。

三是考察当今中国现状。由于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我们的社会已经在很多方面“西化”，但另一方面本土化运动也轰轰烈烈。作为中国人应该分清哪些思维方式需要“西化”以配合全球化，那些需要“中化”以配合民族化。

这里首先仍然要要分清哪些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性的思维方式，这种根本的思维方式既然存在了五千年，并定有它的合理性，这是我们要坚持的；若是非根本性的思维方式，我们大可不必在意这些思维方式被“西化”的危险，我们还可以帮忙推动。

（二）基督教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东西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都经历了一个“罢黜百家”的官方主导的文化运动后。中国以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为标志，确定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西方以罗马皇帝的皈依基督教，确定了基督教的统治地位。这两场运动真正让东西方思维结束了多元化的时代，从此东西方走上两条相异的道路。

基督教其实是一种希腊理性主义和希伯来信仰主义的产物。由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合”式，所以想当然会认为理性与信仰是势不两立的，可是基督教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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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两种“不相容”的东西融合得很好，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分”式。

有一位清华大学的学者认为，西方世界的思维方式来自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这话没错，但亚里士多德只是形式逻辑的集大成者，他把希腊人的这种思维方式意识化、文字化、系统化，他并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发明者。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正是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把世界一分为二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这个观点对基督教的影响非常深刻。

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哲学变成神学的婢女，基督教的思维方式也被意识化、文字化、系统化，于是基督教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成了主流，也就是说，基督教的思维方式仍然秉承的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

在这里我把西方式的形式逻辑思维称为“分”式，把中国式的辩证逻辑思维称为“合”式。在我看来，基督教所继承的这种“分”的思维方式在古希腊很早以前就有了，比如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叫泰勒斯，传说他因为观察天象而掉入坑里，被路人讥笑。不管这个传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它赞美的是古希腊人探索真理的那种精神，却也反映了古希腊人的“分”的思维。

中国人的思维是“合”式。什么时候被意识化、文字化、系统化：《易经》。按照《易经》的说法，伏羲氏是观看天象，得到灵感做出来的。阳代表天，阴代表地，天地在远方交融在一起，而人就在天地之间，既要学习天的“健”——自强不息，又要学习地的“坤”——厚德载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这个图景中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展现。所以，中国人的思维是辩证的，就像天地一样，分分合合，对立统一。

当我们追本逐原去探讨两种思维的差异时，不得不借助于人类学的帮忙。古希腊是一个海洋国家，周围有地中海可以航行，他们的文化是海洋文化，所以“分”的思维来源于海洋文化；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地形是很封闭的，土地又适合种植，所以是一种农耕文化，“合”的思维来源于农耕文化。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这里就无法深入了。

正是我们用“合”的思维使我们无法理解西方人是怎么将理性与信仰是如何统一的，我们也无法理解，自然科学是如何从基督教里面产生的。

一年前我曾经听过北师大张百春教授的《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课。他对西方文化何以称之为“基督教文化”的问题也做过一些深入浅出的分析，他认为，基督教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以用一条抛物线来表示，基督教促进了西方世界的发展，可是发展到顶峰后就开始把西方世界导向没落，起到一种“兴奋剂”的作用。

中国人一向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其实这表明的是一种启蒙的呼声。如今很多人回头去看这段历史，会发现没有经过这段“黑暗”历史的酝酿，西方永远都是落后于东方的。

基督教参考柏拉图对世界的划分，把世界一分为二：经验世界（人界、自然界）与超验世界（天国、地狱）；人也被一分为二，半个人生活在经验世界里（日常生活），半个人生活在超验世界里（宗教生活）；学科也分为哲学和神学。由于加入了基督教的另一因素——信仰主义，所以这种对世界的一分为二并不意味着平均分配，而是超验世界高于经验世界，宗教生活高于日常生活，神性高于人性，哲学是神学的婢女。至于希伯来信仰主义，我还没有相关的学习，这里无法深入讨论。

由于自然界是上帝创造出来的，而人又是上帝派来管理自然界的，这样就把自然界边缘化了，那么研究自然界的自然哲学就离神学最为遥远，只要它的发展不触犯教条，不会导致杀身之祸，因为它根本不受到重视。反倒是神学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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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翼翼，很多非主流的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都惨遭宗教裁判所的制裁。基督教的产生已经埋下了征服自然的近代科学精神的萌芽。等到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受到神学教条的严重阻碍时，自然科学就脱颖而出，这就是人文主义运动。

中国人都认为，人文主义运动发现了“人”。但由于受到“合”的思维的影响，我们把这个“人”当成整一个人，还以为人文主义运动的性质是反宗教的，其实都有失偏颇。

① 其实它发现的只是半个“人”，那就是与自然界打交道的那个“人”，上 帝不再阻碍“人”与自然打交道；但另外那个与上帝打交道的“人”仍需要侍奉上帝，这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上帝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只是从台前退居幕后而已，对人的影响只是从直接变成间接而已，根本不是从有神论的人变成无神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戈德曼的《隐蔽的上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②大多数人文主义大师反对的只是教会，而不是宗教，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新教普及并与天主教平分天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近代的科学仍叫自然哲学，它用的仍然是哲学的方法论。基督教继承的“分”的思维方式必然地产生两种科学方法，一种是从事物世界到理念世界的归纳法，一种是从理念世界到事物世界演绎法，前者就是培根开创的经验主义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欧洲海洋国家的传统；后者就是笛卡尔开创的唯理主义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

如果从当今世界的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来看，也是如此：英美法是判例法为主体，是一种分散立法；大陆法以成文法，追求体系化的法典。这仍然是两种不同的“分”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的结果。

直到现在，西方哲学家们仍然在走着柏拉图的道路，怪不得怀特海会说，全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脚。唯理主义和经验主义试图恢复理性的地位，当理性的地位发展到科学主义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举起人本主义大旗，试图调和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不过总的来说，西方精神世界虽然充满矛盾，却因为西方人的“分”的思维方式，并行不悖，除了个别时期（希特勒），基本上西方世界是“百花齐放”的。

最后总结一下基督教与西方世界的关系：

（1）基督教结束了西方世界思维多元化的时代，确定了“分”式的统治地位。

（2）基督教融希伯来的信仰主义和希腊的理性主义为一体，信仰与理性并行不悖，只要理性不干涉到信仰的权威。

（3）基督教把自然边缘化，西方科学精神开始萌芽。相反，中国人认为人是天地之子，对自然充满崇敬之情，所以没有征服自然的欲望，反而不利于科学的发展，虽然一度吃了亏，但如今这种“人定顺天”的精神反而更适合人类的发展。

（4）基督教“分”的思维蕴含着两种完全相反的追求真理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因为都比较极端，有利于西方人创造力的发挥，但它也有一些局限。

（5）基督教思维可以总结为：“分而治之、并行不悖。”

理解了基督教思维，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样的人：

一个最富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往往是一个最虔诚的教徒，如哥白尼是主教，牛顿往年献身于证明“第一推动力”，社会（物理）学创始人孔德致力于一种新的宗教——人道教。

《圣斗士星矢》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典型的西方人——双子星座撒加，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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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日本人能刻画出这样一个人物，功力不可谓不高啊。

（三）理性的局限

出于对基督教神学束缚的不满，西方世界打出了理性的旗帜，从信仰手中夺得一些地盘，但由于“分”的思维的影响，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走的是不同的道路，经验主义探求真理的结果是走向了休谟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唯理主义探求真理的结果是搬出了上帝作为逻辑演绎点。这样无论哪条路，都不抓住真理并使之停留在人类的手中。

既然走哪条路都必将走进死胡同，康德“从独断梦中惊醒过来后”，意识到必须将将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他所用的就是古希腊就有的辩证法，于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开始了，后人继续着康德的伟大创举，但至今仍没有人能完成这个伟业，而且也永远不能完成，这些伟大的尝试只能证明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人的理性是有缺陷的。正是人的理性的局限，以至任何一个哲学理论总是漏洞百出的，科学可以用时间轴，后面的人可以超越前人，可是哲学不可以，我们不能说黑格尔超过柏拉图，也不能说海德格尔超过亚里士多德。

当然，如果我们有了前提，给哲学理论定一个规则，我们就可以用“超越”的字眼，比如，我们曾经照搬苏联模式，把哲学史定义为“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的教条主义模式，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亚里士多德超越了柏拉图。但这里已经是带政治色彩的哲学了，已经不属于纯哲学了。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很多人以为“合”的思维能够解决“分”的思维的局限，并认为辩证法高于形式逻辑。其实这是受到黑格尔的影响，因为他给形而上学一个新的含义，以此把形而上学作为靶子，这种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中国哲学界。

但是用“合”的思维方式真的能够使理性的局限性克服吗？康德、黑格尔、卢卡奇、阿尔多诺、萨特都是辩证法天才，可是事到如今问题还是没有能够解决，现在的西方人至今仍没有把辩证法视为法宝。中国人非常推崇辩证法只不过是因为辩证法中华这片大地一起成长，老祖宗传给我们，我们也没觉得什么不好。但并不表明辩证法比形式逻辑高级，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可以说，形式逻辑的悖论，表明了理性的局限，辩证法仍然解决不了，充其量把悖论转化成另一种形式的悖论或者让人捉摸不定的话语而已。

辩证法要求人要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看问题，它强调世界的变化，它描写的愿景也是完美的。如果说形式逻辑思维是一种静的逻辑，它可以解决过去的问题；辩证法就是一种动的逻辑，它面对的就是未来的问题；形式逻辑可以把经验固定下来，变成规律，但它却不可能为未知的事物制定规律，既然凭借过去的逻辑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只能加入非逻辑因素——人的直觉判断。辩证法要调和对立的矛盾，但又不能对之量化，因为一旦可以量化就可以用形式逻辑解决问题，所以把握矛盾就需要很微妙的直觉来做判断，而这就会带一些“赌博”的色彩，它已经超越理性的范围。可以说，辩证法企图用非理性的因素解决理性的局限，这正是说明了理性的局限。

这样说明了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至今仍有广大市场的一个原因。

形式逻辑是一本历史书，任何人都可以学会；辩证法却不是，它夹杂了很多非逻辑、非理性的因素，也就是人的因素，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重视辩证法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观点常常是偏向于人治，反对民主、个人主义的。比如苏格拉底因为反对雅典的民主制度而被判死刑，黑格尔的法哲学也偏向于国家集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