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国策》中歌谣谚语运用的研究

引言

歌谣与谚语作为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中的文化创造，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中。因此，自《尚书》始，歌谣谚语便与史传文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歌谣与谚语，本为两种言语形态，即歌谣大多可以歌唱而谚语则不能，歌谣主要以实时或即兴演唱的姿态出现，而谚语则以口耳相传的世代承袭方式存在。关于两者之别，清人杜文澜有着较为准确的解释:“谣、谚二字之本义各有专属主名。盖谣训徒歌，歌者咏言之谓，咏言即永言，永言即长言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直言即经言，经言即捷言。长言主于咏叹，故曲折而纡徐;捷言颂其显明，故平易而疾速。此谣谚所由判也。”

但是，“二者皆系韵语，体格不甚悬殊”，存在着更深层次的一致性。正如赵世瑜先生所说:“谣谚之间还是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的。但之所以二者可以合称，也由于它们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在形式上或因押韵而朗朗上口，或因对仗而便于传诵，在内容上多反映一种比较深刻的道理，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农谚亦如此)，这是其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所在。”基于此，将二者合并研究，是学术界久已有之的传统。本文遵循这一惯例，拟对《战国策》中歌谣谚语的运用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以期获得学界同仁的教正。

第一章

相对于其前的《左传》《国语》和其后的《史记》，《战国策》中出现的歌谣数量并不多，仅有八首，但其在歌谣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左传》和《国语》所载录的春秋歌谣往往以集体演唱为主，传达的是集体情感。如《左传·宣公二年》中讥刺华元的宋城者之讴和《国语·晋语三》中讥刺晋惠公等人的舆人之诵。《战国策》中亦有反映集体情感的歌谣。如《战国策·齐策六》载齐相田单攻狄三月不克，于是齐国出现了讥刺他的儿谣“大冠若箕，修剑拄颐。攻狄不下，垒于梧丘”(470)，民众的不满情绪充溢于中，从而引起了田单的忧惧。《战国策·中山策》载司马熹言“观人民谣俗”(1243)，足见歌谣作为政治风向标的舆论功能仍受到战国政治家的重视。但受时代影响，集体歌谣产生的文化土壤已受到严重削弱，远不如昔。《战国策》的歌谣更多地以个体吟唱、抒发个体情感为主。如《战国策·齐策四》中，冯谖为孟尝君门客，“左右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381)，于是“居有顷，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 食无鱼。’”

(381)弹剑而歌的典型动作，彰显了冯谖洒脱不羁的奇士形象。歌谣极短，却颇富艺术张力。整首歌谣以与长剑对话的口吻唱出，幽默谐趣，是其机智性格的展现，“食无鱼”是借口腹之欲诉求“比门下之客”的平等待遇，这是其自尊、自信心理的展现。在孟尝君满足了他这一要求后，“居有顷，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 出无车。’”(381)在他看来，享受门下车客待遇才是真正受孟尝君尊重和礼遇的标志，而自己的才能是应该享受这一待遇的，歌谣中其自视甚高与狂狷的心性显露无遗。可是在这一愿望实现后，“后有顷，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 无以为家。’”(381)通过这首歌谣冯谖又提出了看似“贪婪”实则“合情合理”的要求，以此来探察孟尝君是否以待“士”的态度对待自己，从而最终确定自己同孟尝君的关系。主君为士养亲而士效死于主君这一伦理关系从春秋末年开始萌生，在战国时期完全确立。战国士人将权贵礼敬双亲视作对自己最高规格的恩遇。冯谖所歌“长铗归来乎! 无以为家”即将孟尝君能否为己养亲作为最终考察，故在孟尝君供养其母后即“不复歌”。冯谖的三首歌谣，是他的即兴创作，是其独特心灵世界的形象展示，凸显了其机智风趣的个性和自尊自信的心理特征。

《战国策》歌谣中，以荆轲《易水歌》最为着名。《战国策·燕策三》载:“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徴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193)先秦史传文学中的歌谣多不具备独立的文学史价值，但《易水歌》的艺术魅力和影响足以使其彪炳文学史册。衡量中国古典诗歌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情景交融的意境，《易水歌》即具备了这一审美品格。“白衣冠以送之”“士皆垂泪涕泣”的情境触发了荆轲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壮士一去不复还”是其生命情怀深挚动人的传达。面对此去必死的命运，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丝挥之不去的感伤，慷慨豪迈中夹杂着对生命的一丝淡淡的留恋。“壮士”的人格自诩显示了他的豪侠情怀以及对自己即将以生命托付的伟业的高度肯定。他“在死亡面前展示的气节风骨具有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的美”。歌谣所揭示的作者人格之美和生命之美是通过“风”与“水”两意象浑融生成的审美意境来完成的。风意象与水意象使创作主体的内在生命体验对象化与外化，达到了内在之情与外在之景的浑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荆轲的《易水歌》称得上真正的诗人个体创作了。

《战国策·楚策四》载荀子受小人陷害，被缺乏主见、猜忌多疑的春申君弃用奔赵，春申君悔而欲招其返楚，荀子作书回绝，并在信后赋歌谣以表达自己贤而见疏的悲愤之情:“宝珍隋珠，不知佩兮。

褘布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583—584)荀子在歌谣中用一系列比喻鞭挞了暗昧之君不知重贤却信用小人的政治现实，这无疑是作者基于自身遭遇的一种愤懑情感的抒发，表达了其对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的污浊社会现实的愤激与绝望之情。

冯谖、荆轲和荀子等人所唱之歌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向:反映士阶层丰富内心世界的个体吟唱在战国时代开始盛行。这种趋势是与春秋到战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的。在春秋时代，以鲜明的个体身份活跃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主要是贵族阶层，对于普通的士庶民众而言，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主要是作为一个群体来展现。歌谣往往是他们表达美刺并进而对时政产生影响的语言形式。迄至战国，士的社会自由空间加大，他们的个性自由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施展，心理世界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因而借歌谣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便非常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