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礼鸿：“浅议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辛亥北伐之湖北战区”

一、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偏正结构词语。“辛亥”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本词中对应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至1912年2月18日。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成功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响应，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

“革命”是本词的中心语。汉语中最早出现“革命”字样的是在《周易》第四十九卦革卦中，其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名言，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对“汤武革命”作了注解，他说，商汤、周武王“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革命一词可理解为变更天命，改朝换代。[1]

据何广考证，民国初年即有以“辛亥革命”命名的书籍出版，其一为1912年6月，署名为渤海寿臣者出版了《辛亥革命始末记》一书;其二为同年廖少游(宇春)编辑(署名草莽余生)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2]

因此，一般而言，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就是指发生在辛亥年间的改朝换代。至于说广义的辛亥革命，则无论是从时间跨度上，还是在内容涵盖上，则要宽泛得多，有人甚至将其理解为整个中国的民主革命。

武昌首义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应该是从打响第一枪开始，经由攻克湖广总督署，到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为止，史称武昌起义或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应该是从武昌首义开始，经由阳夏战争、辛亥北伐、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无论是武昌首义，还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这是值得庆祝的伟大胜利。

1912年4月，宋庆龄正在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攻读文学专业，当她得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欢欣异常，立即满怀激情地撰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宋庆龄凭着她的一腔青春洋溢的爱国热情和大学生富于新知的敏锐，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她认同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是“滑铁卢战役后最伟大的事件”;认为“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一业绩也标志着一个王朝的覆灭”;指出几个月以前，“无论怎么放任不羁地梦想也不可能想到会成立一个共和国”。辛亥革命结束帝制、推翻清朝统治和建立共和的丰功伟绩以及划时代的意义，已在这里得到了明晰而透彻的说明。[3]

1930年国民党宣传部门发出的标语，有如下的表述：“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辛亥革命是推翻满清创立民国的日子;辛亥革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辛亥革命是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纪念日。”1936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国庆致辞中，特别提到辛亥革命成功的意义首先“在民族方面，就是推翻了满清，造成了五族的平等地位;第二，在民权方面，就是结束了四千多年的专制政体，造成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家” [4]。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二、辛亥北伐之湖北战区始末

1911年12月至1912年1月，湖北军政府在与清方交涉停战议和的同时，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北伐，以图用武力战胜袁世凯的北洋军，攻克北京，推翻清廷。

(一)湖北军政府吁请援军及各省增援湖北

论及1911年至1912年之交的‘北伐’，必须先从湖北军政府吁请各省援鄂说起。1911年11月，面对北军的威压，湖北军政府向各易帜独立省份发出请援通电：“连日汉阳剧战，因我军力单薄，半系新募之兵，不能支持，只得退保武昌。窃思武昌关系中国全局，武汉危，即全局难保。元洪当督率将士，誓以死守，以维大局。惟敌人以全力争武汉，同胞必以全力援助，方能取胜，务恳诸大都督，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枪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或另分兵他出，以牵敌势，统希裁夺施行，并祈示复”!请援电发出后，几日内收到复电不少，计有：湖南谭延闿、九江马毓宝、南昌彭程万、镇江林述庆、上海陈其美、浙江汤寿潜、清江浦蒋雁行、全州赵恒惕、蒙古赵复轩、海丰黄钟英、桂林沈秉堃、广东胡汉民、云南蔡锷、贵州杨荩臣等。离汉赴沪的黄兴，仍对湖北战事念念在兹，他在南京光复后，立即致电黎元洪：“武昌黎都督：南京光复，联军克日来援。黄兴。文”。 [5]

其时声称援鄂的省区不少，实际派兵来援的，就有湖南、广西、江西和安徽、江苏、贵州等省。湘军援鄂，最先抵达武汉，人数也比其他各省援军为多。湘军曾参加汉阳保卫战，此后，在汉阳失陷、武昌危急之际，湖南又派出一个协。各地派出的都是其省内的最强劲旅。例如湖南军务部便派出了自己的战略总预备队，即“兵经训练，官长多有学识，器械最新，治军亦有法，故为湘省各军之冠”的独立混成第二协，这支部队是原新军第五十标扩编而成，他们在湖南的战斗中战功卓著。由协统梅馨、第一标标统姚宏陶、第二标标统田镇藩、第十五标标统杨万贵率领，编入湘桂联军。梅部1911年12月5日自长沙乘船出发，抵武昌上游金口，后过江驻扎大小军山。湘桂联军在日后与北洋军对决的黄孝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

继湖南之后派军队援鄂的是广西。援鄂桂军，先以混成协为主力，加入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共约三千人，由协统赵恒惕率领，桂军参谋耿毅随行。耿原为同盟会广西主盟人，故军中革命空气较浓。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桂军从桂林出发，后来汇同湘军组成湘桂联军，继而被编为左翼军，又改称北伐第三军，沈秉堃任总司令官，耿毅为参谋长。据耿毅回忆，桂军被指定由金口渡江，经黄陵矶到蔡甸，直捣汉口、汉阳北洋军后路。当地人民踊跃支援，集中了大小渔船，三千人六个小时即全部渡毕。当地百姓还准备了猪牛肉馒头犒劳。桂军要付钱，百姓们都说：你们不辞劳苦，远道援鄂，些须小意思，还能收你们的钱么?由此可见当时军民间和主客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1912年1月初，桂军到达蔡甸，不见清军踪迹。耿毅连夜到汉阳侦察，当地老百姓说：黎都督与袁世凯讲和，清军已撤到孝感。桂军开到东山——毛陈渡一带，闻前面有清军驻扎，正拟乘夜渡河袭击，而清军已事先退却。桂军推进到孝感，清军又向广水退去。因为湘军一标是先锋军，桂军耿毅他们是预备队，所以耿毅说没有看见清军。广西援鄂部队另有一支，由广西都督沈秉堃率领。沈秉堃先派赵恒惕出兵，自己则带少数卫队继行。1912年1月6日沈部到达湖北金口，黎元洪特派水师统领赵钧腾前往慰劳。沈经长沙时，湖南都督谭延闿电告黎元洪，推举沈秉堃为湘桂联军总司令。

江西援鄂军最先到达湖北的是冯嗣鸿标。冯原任江西新军第五十五标教练官，起义后升标统。彭程万当都督时派他率本标援鄂，他在汉阳失陷后开抵阳逻。因为他与湖北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是亲戚，后来就留在湖北。继冯嗣鸿之后到湖北的是李烈钧。李原是九江都督府参谋长，因支援安徽反正，做了安徽都督。武昌屡电请援，李烈钧将都督职交给胡万泰，自己率皖军吴懋松、李明扬、郭寿山等部二千多人西上，在九江又有二千余陆军和几艘兵舰加入，一起开到湖北，驻防黄州一带。李烈钧到达黄州后，先派卓仁机往武昌联系，复自赴武昌同黎元洪商谈军事。黎元洪编他为右翼军，又改称北伐第二军，李任总司令官。

贵州援鄂军由都督杨荩臣亲自率领，行至湖南常德，闻武昌停战议和，就地待命。[7]

(二)吴兆麟调整武昌防区

南北停战以后，各省援军相继来鄂，湖北民军方面的形势大有好转。

12月10日，军政府在教育总会召开军事会议，公举吴兆麟为战时总司令。

12月12日，吴兆麟重组总司令部：参谋处吴元泽负责，副官处周定原负责，秘书处李明负责，军法处陶俊负责。吴兆麟重新调整武昌防区：第一区司令窦秉钧，辖步队第三、第五、第六三协，马队一队，由青山至大堤口各炮队属其指挥;第二区司令何锡蕃，辖步队第二协、近卫军第一协，马队一队，凤凰山、蛇山、黄鹤楼各炮队属其指挥;第三区司令张廷辅，辖步队第一、第四两协，马队一队，工程第一营，鲇鱼套至石嘴各炮队属其指挥;第一支队司令官罗洪升，辖步队第八协，马队一队，工程第二营，石嘴至金口各炮队属其指挥;第二支队司令邓玉麟，辖步队第七协，马队一队，敢死队第一营;总预备队司令官王安澜，辖先锋军第一混成协，先锋军步队第二协，马队一队。吴兆麟还发出命令，加强武昌城防御。又令水师统领赵均腾，派水师一营占领煤炭港至东江垴，防御由汉阳北来之敌;以一营防御坪场峰及柳关附近;以两营防御新堤至沔阳香炉山、黄陵矶一带;以一营防御邓家口及新洲对面之青滩附近。又令江西援军冯嗣鸿部占领阳逻、仓子埠。

(三)湖北战区北伐军组成及北伐进程

12月12日南京会议，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将全国民军编为四支大军，统归大元帅节制，大本营设于武昌，以北京为进攻目标，部署北伐：一军由武昌向武胜关进发，一军由山西、陕西出河南，一军由江宁出颍宿，一军由秦皇岛进军北京。黎元洪还提出从武昌出发的这支军队的具体作战计划是：以主力固守武昌，乘机转入攻势，以一部由武昌下游赴黄陂方面，一部由武昌上游赴孝感方面，威胁阳夏清军侧背;湖南、广西、江苏、江西、安徽各省援军在武昌上下游集中，集中日期应在停战时限以内。

12月27日，战时总司令吴兆麟下令各部在各自负责的区域严加防守。

12月30日，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发出命令、通知各部：明日“午前八时停战期满，如不续行停战，准备以主力防御武昌附近，右翼军明日准备向黄陂方面前进，威胁清军之左侧背。左翼军明日准备向孝感方面前进，威胁清军之右侧。海军则在阳逻、青山游弋，援助右翼军渡江袭敌。”其他各部均有安排。由此拉开了辛亥北伐的关键一役——黄孝战役的序幕。

黄孝战役是辛亥革命中最大的一次会战，革命军方面投入了来自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广西、安徽、河南等省市的精锐兵力3个军、3个支队、一个舰队共10余万人;清军方面投入了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主力组成的两个军数万人。这一战役，双方投入兵力大大超过此前的汉阳、汉口保卫战和革命军攻克南京的作战。这一战，是革命军最精锐兵团与清军最精锐兵团的一次决定性会战。[8]

12月31日凌晨一点整，革命军各部开始行动，鄂军按计划开始佯攻汉口、汉阳，右翼军、左翼军则向黄陂、孝感方向突破。鄂军炮兵从凌晨一点至八点不断轰击清军阵地，下午两点，革命军沿江堤一线发起进攻，清军亦发炮猛轰武昌革命军阵地，并依托阵地阻击鄂军的进攻，双方激战一整天，鄂军的佯攻目的达到了。在鄂军掩护下，左翼军、右翼军主力未受多大阻力便渡过长江，左翼军先头部队第一日便到达了大小军山，清军蔡甸外围的两个营畏惧被歼灭，遂向湖南革命军独立第二混成协联系投降，革命军予以接应，至日末，共有200余人前来投降;右翼军也有相当进展。

1912年1月1日，革命军继续扩大战果，左翼军先头部队将蔡甸攻克，蔡甸守军仓惶逃往汉阳。右翼军先头部队也已夺取黄陂外围阵地，形势十分有利。然而部队此时接到了上海方面由湖北都督府转发的停战十五日的消息，黎元洪下令各军停止进攻，巩固已占领阵地。

1月5日，汉阳清军除留下一千余官员、巡警“保护治安”外，其余全部退往汉口。

1月6日，清军在汉口守军也开始乘火车向黄陂孝感退却，革命军招降机关在蒋翊武的领导下，招降了其中400余人。英国领事通知黎元洪：清军撤退时，民军不得追击。然南京临时政府又致电黎元洪，清军已获命令准备作战。和议难成，势必用武力解决。

1月8日，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组织北伐军，以战时总司令官吴兆麟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官;右翼军李烈钧为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官;左翼军沈秉堃为北伐军第三军总司令官。第一军所辖为鄂军第三镇，即原第三防区各部，另增混成协第八协、机关枪一营、督战敢死队二营、护军队两队、卫生队六分之三部。第二军所辖为皖军混成标，浔军混成标及混成营，赣军混成协，宁军第一镇，鄂军第三协，卫生队六分之一部。第三军所辖为桂军混成协，湘军混成协，河南奋勇军混成标，卫生队六分之一部。长江舰队司令官马埙钰率楚泰、楚观、楚国、江贞、江元各舰。防御各处部队为第一混成协，步队第四协，步队第一协及先锋队一标。留守队为步队第七协、第二协，近卫军一部，炮队第一、第二标及工程营各一部。

1月10日，清廷发现在革命军数面夹击下战局已十分不利。当日清廷内阁奏片中写道：“武昌开战，长江各兵船早属匪有，江权尽失。浙江、江西各匪均由兵船运集阳逻一带，人数约两万以上，拟攻黄陂，捣我左翼;汉阳府属之潜江、沔阳各匪，进据蔡店，袭我右侧。十月内，安陆府天门、京山两县为匪占据后，应城、云梦、德安(现安陆)、应山等处万分吃紧。孝感站距云梦仅五六十里，广水站距应山不满四十里，此两站极受危险。十一月初，襄阳、樊城失守，枣阳即为匪占，信阳隐受抄袭之患。而孝感、广水、信阳各车站，均属湖北军队后路，运线既受革匪重重包围，计长约三百余里。汉口、汉阳实为绝地，后路万一有失，大局何堪设想。故籍唐、伍两代表议定退兵之约，于本月十六日退至孝感、广水一带防堵。汉口、汉阳仍留文官、巡警保护地方治安，由两面协商，免为战地。谨奏。”此日，段祺瑞亦转移其总司令部到孝感，将所部主力集结于杨店附近，一部集结于孝感附近，以此完成清廷内阁的指示。

1月11日，黎元洪以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对第一、二、三军下达进军命令。

1月14日，熊秉坤部奉命由宝积庵出发，九标早六时出发，十标午后二时出发，至午后五时十分抵青山，晚上至阳逻对岸之民房内宿营。[9]

1月15日，熊秉坤部五时半起床，八时早膳，九时出发。九标至仓子埠宿营，十标及协署均在毕家铺宿营。[9]

是日，大元帅府对武昌各部队进行重新编组：张廷辅为第一支队司令官，邓玉麟为第二支队司令官，熊秉坤为第三支队司令官，高尚志为总预备队司令官，何锡蕃为武昌守备司令官。该日湖北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下达作战令：我军为攻击敌人起见，拟准备向甘家店、祁家湾、孝感附近前进。第一军于开战期前由阳逻经三山铺准备前进，占领甘家店附近，但须派一部占领黄安附近，警戒罗山方面之敌。该军之兵站线利用阳逻、三山铺通黄陂之道路。第二军于开战期前由原地准备前进，占领祁家湾附近，但贵军之兵站线俟停战期满占领祁家湾时即将原设之兵站线变换利用京汉铁路。第三军于开战期前由原地准备前进赴孝感西南附近占领阵地。但贵军之兵站线利用金口经蔡甸、新沟通孝感之陆路及水路。长江舰队于开战时须游弋于阳逻、青山一带以任警戒。第一支队利用停战时间准备完善，俟开战时即行渡江占领汉口谌家矶制纸厂、藤子岗、岱家山附近一带，但须派一部占领姑嫂树及长丰附近。第二支队利用停战时间准备完善，俟开战时即行渡江占领汉阳兵工厂及赫山附近一带，但须派一部警戒琴断口、三眼桥方面。第三支队于开战前占领麻城附近警戒我军右侧面。武昌守备队保守武昌城内外附近之地面，但须筹备野战军各事宜。总预备队利用停战时间整顿完善，于下列地点待命。甲、近卫军(城内左旗营房)乙、 步队第七协(塘角附近)。又令兵站总监、军务部、交通部积极准备战时所需粮秣、军械和交通器材。

在此命令下达后不久，湖北军政府接到南京孙中山大总统的来电，孙总统下令停战期经双方同意再延续十四天。湖北军政府于是16日凌晨撤销前令，但第二军、第三军因已按照早已预备好的计划开始了行动，当日仍展开了战斗。第二军进展尤为顺利，当日他们的先头部队即与清军交火，清军在战斗中仅阵亡即达一百余人;第二军亦付出相当代价。此后，第二军接令就地转入防御。第三军此日由蔡甸出击，在蔡甸上游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新沟、汉川前进。在占领新沟以东阵地后，该军遵令停止前进，就地转入防御。第一军接到停止前进令较早，但他们当时也开进至三山铺以西一带高地，接到命令后该军就地展开防御。

就在这一天，袁世凯进宫面见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溥仪，袁世凯很沉痛地上奏，因兵力对比十分不利，已不可能在陆路阻止革命军进攻北京的计划，此外，因海军已倒向革命军，京津海防也无从谈起。谈话间隆裕太后与袁世凯都痛哭流涕，溥仪年幼，并不懂得他们为什么那么悲痛，但那情形的印象，使他毕生难忘。会后袁出宫至东华门，即遭到革命党人袭击，此后袁世凯便不再进宫。

本次行动因接到孙中山的停战命令停止较快，但革命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对清廷的压力实际上已使隆裕太后为首的清廷决策者失去了打赢战争的希望，为下一步北伐奠定了基础。

1月16日，熊秉坤部六时，九标自仓子埠，十标自毕家铺同时出发，向三山铺前进。至午后二时二十分，后尾部队均先后抵该地，自叶家店至三山铺皆为宿营地点。[9]

1月17日，鄂军河南籍军官马得胜、马骥云、刘风同等，以鄂豫毗连，鄂省首义，河南寂然，深引为恨，在河南旅汉同乡的支援下，报请鄂都督府组织河南奋勇军赴豫，作为北伐之助。黎元洪当予批准，并规定出发路线为：走新沟、云梦向孝感以北;或经应山向广水;或过平靖关向信阳。

刘公认为亦屡次向黎元洪表示：如能躬率一旅，出襄阳邓县北伐，实所深愿。

1月24日黎元洪委刘公为北伐左路军总司令官，带部队两标，会合季雨霖部，向北进攻。河南奋勇军，亦受刘公节制指挥。

1月25日，熊秉坤部早八时，以九标为前卫，于三山铺附近项家山集合出发，向甘家店前进。队伍先头于午后四时即抵黄陂县城，而接济至晚七时始到。[9]

1月26日，熊秉坤部早八时，在小西门外集合出发，向陈家岗前进。[9]

1月27日，汉阳留守清军一个宪兵营和四百余名巡警共计一千余人在停战即将结束，民军即将攻击的压力下，毅然决定自行独立，欢迎革命军。27日下午，该部在大别山(即龟山)打出白色旗帜，宣布反正。他们派出代表过江与革命军接洽，投入革命行列。

1月28日，据熊秉坤《行军纪事》载“早六时早膳后，七时出发。九标在前，十标在后，卫生、接济又在十标之后，向达家铺前进。一面派侦探向前方搜索，一面访问土人。据土人云：前三四日尚有敌兵来兴隆集买食物，至二十三日夜间全行退尽。其退甚速，而且利用夜间。余料必是兵穷粮尽，后援已绝，不得已乃出此退兵之策;不然北人彪悍善战，岂肯得而舍去耶。上午十一时，队伍抵罗家寨，百姓放鞭打旗欢迎，并备酒席款接。所谓‘箪食壶浆’重见于今日，只缘军旅事烦，酒席却之不受，有赏其来使。百姓见我军谨恭有礼，益加敬服。至下午一时，饬令宿营，九标在严家湾宿营，十标在达家铺宿营，协部在两路口宿营。旋后奉统制命令，速将占领各阵地绘图呈报，统领着刘参谋及徐参谋出外勘测，至午后四时二十分完毕，随即呈报统制矣。”[9]

同日，黎元洪再次发出进攻命令：第一、二支队于29日上午八时以前，开始渡江，分别占领汉口、汉阳各要点。有关各部作相应准备。北伐左路军和安襄郧荆招讨使两处，则电报下达，并致电季雨霖率部向南阳前进，“窃敌之侧背”。

此后，各路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挺进，势如破竹，如法国陆军部档案中高拉尔德(1912年1月29日，北京)致陆军部长先生的电报所言，“皇帝的军队—它也同样变成了共和派军队—不愿意战斗”，“不久前还被人们描述得急于重新参加战斗的朝廷军队，现在好像被革命党人的宣传征服了。在湖北的两千士兵(尤其是第十九步兵标)，几天前站到了革命党方面，尽管段祺瑞将军采取了预防措施，将部队撤至汉口以北二百公里的湖北一河南交界处(位于广水和信阳州之间)”。“第一镇由于士兵逃跑而大量减员，共和派军队向北方挺进，一路均无战事”。 [10]

1月29日，革命军各部队全线出击，尤其以第三军攻势最为顺利，该军攻占新沟附近，向孝感(当时清军第一军、第二军总统官段祺瑞及其司令部均驻孝感)发起了攻击。这一攻击立即迫使清军将其集结在应城、云梦附近的部队收缩至德安(安陆)以策应孝感。第二军攻占祁家湾后再次向三叉埠突击，第一军则在攻占甘家店后进入对杨店驿附近进攻准备中。

此日，段祺瑞电告清廷内阁称，“汴、鄂清军日来逃降民军者不计其数，非军法可制伏，军心已失，万难续战”。随即派出代表要求与革命军停战，他表示愿意赞成共和制度。但此时他的部队未更换旗帜，而且清军仍在猛烈进攻陕西革命军。

1月30日，第三军、第二军继续进攻。双方在孝感、三叉埠继续交战，第三军已逼近孝感县城。南京临时政府连电湖北军政府不要再进攻，为此，湖北军政府开始制止各军的突击。是日，黎元洪直接下令给第三军司令官沈秉堃(因该军追击最猛)：“北军已向我表同情。该处各员所上清廷之摺业饬报馆刻日登出，现敌军北退。已约定不得接触，免生意外冲突。湘桂各军务暂扎四汊河及新沟附近，万不可进扎孝感为要。”但革命军官兵已展开作战，加之连续几次停战，各部队都很不满。

1月31日，第三军、第二军抗令继续向前推进，此日，第三军攻克孝感，湘桂联军的一个混成团纪律严明，作战英勇，清军由于纪律废驰，已无斗志。当混成团乘火车进抵离城约三里地的大士阁附近时，故意拉响汽笛，惊扰清军。清军果然闻汽笛而狂逃，遗弃枪弹，服装，粮秣甚多。这样，第三军不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孝感。第二军占领三叉埠。清军此时已开始北退，遭遇这两个军的冲击，被迫丢下大量粮食、弹药、物资而去。清军在乘火车北退时，又连遭第二、三军猛烈追击和革命党人爆破，死伤颇重。

2月1日，第三军、第二军在完成既定战役目标后终于暂时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各部队对于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停止进攻都很不理解。当日上海《申报》第三版报道，“武昌军政府现分各军为三路，第一军由黄州进攻，所部凡两镇;第二军则由黎统制(即黎天才)联合江西、安徽兵攻武胜关;第三军由沈秉堃率湘桂联军为后援。各军分拨既定，俱厉兵秣马以待，不料停战屡次展期，各军俱有忿色。”

2月2日，湖北革命军第一支队全部占领汉口，第二支队渡江与汉阳反正部队会合，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被革命军收复。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革命军的到来。

2月3日至5日，湖北境内清军逐步退却至广水、武胜关。

2月6日，清军继续向河南信阳退却。并在后撤中丢弃大量武器装备，许多人开小差或投降民军。直到2月9日，第一军接受了一个整营的清军投降。以下第一军发给湖北军政府的电报可以证明：“顷据窦统制(即第一军第三镇镇统窦秉钧)报告，广水附近有敌约一营……破指请降。应否收留及收留后如何处置。祈赐覆遵行。”

其时，共和派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奋勇前进，所到之处，北洋军丢盔弃甲，望风而逃，溃不成军，甚至成建制的反水，真可谓兵败如山倒。至此，清军主力在湖北这个决定性的战场上彻底失败。黄孝决战的胜利和革命军在其他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导致了清廷的覆灭。迫于辛亥北伐造成的巨大军事与政治压力，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长达四千多年的专制帝制，迎来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

(作者简介：蔡礼鸿(1949—)，男，农学博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武汉市洪山区政协常委)

参考文献

[1]何广·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湖北社会科学(1)，2009

[2]何广·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见：王兴科主编《辛亥革命研究及其它(续集)》第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武汉

[3]王兴科·宋庆龄论辛亥革命·团结报·1995年10月4日

[4]林森·纪念国庆当切实奉行三民主义·《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6年10月10日，第717页

[5]冯天瑜 张笃勤·《辛亥首义史》第539-540、544-5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武汉

[6]姚惠·黄孝战役中的革命军第三军·辛亥革命网，2014年12月3日

[7]严威·黎元洪与北伐黔军的命运·辛亥革命研究动态(4)，2004

[8]刘剑·辛亥革命中的黄孝战役·团结报·2011年9月22日

[9]熊秉坤·行军纪事·见：曹波，熊永铸主编《共和先声》第42-45页，团结出版社，2014年，北京 [10]高拉尔德致陆军部长先生·1月29日的形势·见：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7，第407-40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