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_栗治强

　　DOI:10.16524/j.45-1002.2014.08.037

　　转型期中国民众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栗治强，王毅杰

　　[摘要]通过分析CGSS2010全国性数据发现，民众的社会公平感不高。从分配结果、程序和主体三个

　　角度分析其影响因素则发现：分配结果方面，阶层地位中的受教育程度对公平感有“中庸”式影响，个人收入无显著作用，职业地位影响公平感，但不符合自利假设。社会比较中，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地位变化对民众公平感都有显著影响；而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民众公平感更高，社会医疗保障却对公平感有负向作用。分配程序上，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公平感越高，越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公平感越低。分配主体方面，对公司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其公平感越高。

　　[关键词]公平感；阶层地位；社会比较；归因；信任

　　[作者简介]栗治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王毅杰，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8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434(2014)08-0099-07

　　公平感是民众对不平等的感知和判断，它将普通民众与社会分配体系联系起来，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其作用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不平等也逐渐加剧，如若不平等的扩大转化为民众不公平感的增高，则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一些研究探讨了收入分配引发的公平感问题，发现民众的公平感较高，认为由不公平感导致的社会风险相对较低[1][2]。但也有研究显示，民众有较强的再分配偏好，其再分配不公平感较高[3][4]。那么，结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民众的公平感又如何呢？在公平感的生成机制方面，已有研究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境，从分配结果和分配程序角度分析了公平感的来源[1][5][6]，却忽视了民众对分配主体的认知情况的作用。那么，三个视角对公平感的作用究竟如何？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映不平等状况的阶层地位往往被视为对其最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者相信，民众对不平等的态度受制于阶层地位，因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取决于自我利益，而阶层地位越高，其在分配结构中就越有利，从而感觉越公平[7][8]。

　　不过，有研究者发现，阶层地位对中国民众公平感的预测效果不佳[5]。他们认为，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民众更关注社会比较[5][9]，即民众的公平感是其与特定参照对象比较产生的，当自身处境优于参照对象则公平感较高[10]。就此，研究者指出，“与自己过去相比”和“与周围他人相比”对公平感影响显著，且比较结果越是好于“自己过去”或“周围他人”，其公平感越高[5][11][12]。

　　不过，无论是阶层地位，还是社会比较，都是从民众对分配结果的认知角度来研究公平感的来源。有些研究则跳出这一囹圄，从分配程序入手，分析民众的归因偏好对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公平感越强；而越将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不公平感越强[6]。

　　因为公平感是民众对不平等的感受，所以，反

　　当然，完整的分配体系除了分配结果和分配

　　一、文献述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2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SH015）；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99

　　程序外，还应该包括分配主体和分配客体。如在企业中，经营者是分配主体，员工是分配客体，绩效原则是分配程序，工资是分配结果。类比影响公平感的因素，可以看到，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分配结果和分配程序，对分配主体关注不够。

　　分配主体对公平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配客体对分配主体的信任上。一些研究指出，人们对当下公平的判定会受到原初公平印象的影响，这种原初印象是对当时分配结果和程序是否公平的感受，随着时间的延长，这种感受会逐渐内化为对分配主体的信任[13]。这种信任会提升民众对不平等的包容程度，在极端条件下，民众相信分配主体是公正的，甚至可以忽视分配程序和结果。另外，研究指出，当微观组织处于组织合并、规模缩减、组织成立、文化变革、结构变革和多种竞争目标并存的局面时，信任会使员工抱有积极心态，对维系组织机能、度过危机产生积极作用[14]。而在宏观层面，中国仍处于转型中，社会改革不断深化，不平等也逐渐凸显。在此情况下，对分配主体的信任，无疑有助于提升民众对不平等的包容程度。

　　育程度、收入和职业地位。不同要素对公平感的作用也有差异。教育对公平感的作用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民众，因教育而获得的利益较多，其公平感较高，即自利假设。但也有研究认为，更高的教育水平会导致民众更具有批判意识，致使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降低了公平感，即启蒙假设[15]。对此，我们

　　假设1a：受教育程度对民众的公平感有显著影响。

　　在微观组织中，收入对公平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就全国而言，中国地域差异显著，个人收入在不同地区的相对价值存在差别，其对民众所处不平等结构的标示作用会有所削弱，对民众公平感的影响也会下降。基于此，我们

　　假设1b：个人收入对民众的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

　　作为阶层地位的核心变量，职业地位往往最能体现自利假设，即职业地位越高，公平感越强。不过，也有研究指出，由于对职业操作化中存在的差异，其预期效应并非总是得到证实[15]。在本研究中，我们

　　假设1c：职业地位对民众的公平感有显著影响。

　　就社会比较而言，其发生机制主要基于相对剥夺，条件包括：（1）知道别人有X；（2）自己期望得到X；（3）感觉自己应该得到X；（4）认为自己得到

　　X可实现[11]。因而，社会比较会受比较范围的限制，

　　局限于自身可知的范围内。现如今网络、新媒体、自媒体等信息渠道蓬勃发展，无疑扩展了民众的可知范围。故此，仍“与周围他人”比较则略有局

　　图1

　　公平感影响因素结构图

　　限，本文以民众对自身主观社会地位的估计作为社会比较的一种体现。本文

　　假设2a：主观社会地位对民众的公平感有显著影响，主观社会地位越高则公平感越高。

　　当然，社会比较不局限于与当下的比较，因为当下是过去积淀而来。故而，与自己过去的比较也不可或缺。通过与自己过去的比较，人们能切实地感受到社会流动，而已实现的社会流动给人们带来的受益或受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公平感[16][17]。因而，本文

　　假设2b：社会地位变化对民众的公平感有显著影响，越是向上的流动则公平感越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影响公平感的因素分为对分配结果、分配程序和分配主体的认知（图

　　1）。国内从分配结果入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初次

　　分配领域的阶层地位和社会比较两方面，本文则添加了再分配领域的社会保障；分配程序方面，不平等归因是核心，本文将其分为能力归因和特权归因两类；最后，对分配主体的信任并非是对具体经营者或官员的人际信任，而是对抽象组织的系统信任，包括初次分配领域的企业信任和再分配领域的政府信任。

　　二、研究假设

　　，罗尔斯（JohnRawls）在其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原则中强调，正义的分配“最不利

　　者”处境，增加其希望，缩小其与他人差距。尽管这种社会安排会产生某种“不公平”，但其最大程度地保证最不利者群体的利益，因而是正义的[18]。作为再分配的重要体现，社会保障正是体现这种正义原则的分配形式。它有利于缩减社会的不平等，提振社会公平感。本文将关注社会医疗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障的作用。我们

　　假设3a：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民众，其公平感高于未享有社会医疗保障者。

　　假设3b：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民众，其公平感高于未享有社会养老保障者。

　　不平等归因首先基于对分配程序的共识。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民众已认同了以个人绩效为基础的分配规则[19]。因此，当民众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绩效时，他们会认为分配是公平的；而当民众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绩效之外的原因，如特权，则会产生不公平感。所以，本文

　　假设4a：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则公平感越高。

　　假设4b：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则公平感越低。

　　在分配主体信任方面，微观组织中，由于分配程序和结果的可见度较高，员工对程序和结果是否公平很容易判定，因此，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往往被视为影响组织信任的前置变量。但是，当组织处于前文提及的变革情境时，此前建立的系统信任则会转换为员工对组织行为的认同，相伴随的积极心态也会提升其对不平等的包容度。这种组织信任与公平感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一些研究的证实[20][21][22]。相对而言，在社会层面，由于民众只能有限获取分配程序和结果的信息，其感知具有一定的局限[15]。而对分配主体的信任则在某种意义上替代了部分信息，扭曲了这种感知。而当社会遭遇巨大变革时，这种作用会更明显。如今的中国，恰处于改革深化阶段，利益诉求多元，社会矛盾频发，不平等有所加剧，信任的作用更加凸显。因此，本文

　　假设5a：对企业的信任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公平感。

　　假设5b：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提高民众的公平感。

　　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18-70岁的受访者，最终使用的有效样本为

　　10681份。

　　（一）因变量

　　测量公平感有两种方法：基尼系数比值法和主观判定法。前者以指定一组职业，让受访者估计每个职业从业者的“实际收入”和“应得收入”，最终以应得收入基尼系数与实际收入基尼系数的比值来测量分配公平。后者则直接以单一问题询问民众的公平感，如马磊、刘欣以“考虑到您的能力和工作状况，您认为您目前的收入是否合理呢”来测量[5]。

　　此前的研究，或只关心微观分配公平感，或仅分析再分配领域的公平问题，并未将二者统一纳入公平感研究。本文则以“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这一主观判定法，将问题对准整体社会状况，既包含初次分配也囊括了再分配。此题的选项为“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完全公平”。结合选项的频数分布，我们将其合并为“不公平”、“居中”和“公平”3项。

　　（二）自变量

　　阶层地位包括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以“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包括目前在读的）”测量，依据频数分布，我们将选项分为“小学及以下（含私塾）、初中、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大专及以上”几类。个人收入以“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加以测量。职业地位则基于个人的公权力和市场能力划分为七个层级[23]，分别为“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小职员及小业主、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农民、从未就业”。

　　社会比较维度方面，主观社会地位以“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下面是一个从上往下看的图，‘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加以测量，得分范围1-10分。社会地位变化则由“目前主观社会地位”减去“10年前主观社会地位”（以“您认为您10年前在哪个等级上”测得）获得，得分范围-9到9分，分值越高表示越向上流动。

　　社会保障以“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测得，社会医疗保障主要指“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社会

　　三、变量设置与描述

　　使用的数来自2010年的国

　　养老保障指“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

　　归因偏好方面，能力归因由“社会不平等主要”测得，分值在1-5间，分

　　101

　　值越高则表示越赞同；特权归因由“社会不平等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掌权者的控制、操纵所造成的”，分值范围同样在1-5分，得分越高表示越赞同。

　　企业信任和政府信任分别以“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测量，企业信任指对“公司企业”的信任，政府信任则包括对“中央政府”和“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的信任。得分范围都

　　是1-5分，分值越高则信任度越高。

　　此外，本研究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出生年份。以上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1。其中，民众的公平感并不高。认为“公平”的只有37.4%，“居中”的有24.9%，明确认为“不公平”有37.8%。这和以往研究中，民众较高的分配公平感形成一定反差[1]。

　　表1各变量的基本情况

　　变量受教育程度

　　样本数

　　均值（标准差）/比例小学及以下32.7%初中30.9%

　　高中20.0%

　　106749150

　　大专及以上16.4%

　　个人收入（万元）

　　1.66（2.27）

　　社会上层1.0%中产上层5.1%中产下层6.1%

　　职业地位10564小职员及小业主18.7%工人及个体劳动者30.1%

　　农民32.8%从未就业6.2%

　　主观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变化社会医疗保障社会养老保障能力归因特权归因公司企业信任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

　　性别

　　10638106261061810282105941057410538106351062010679

　　4.06（1.72）0.70（1.65）

　　参加了86.8%没参加13.2%参加了44.4%没参加55.6%

　　2.54（1.15）3.42（1.09）3.13（0.92）4.36（0.80）3.65（1.10）

　　男47.8%

　　女52.2%

　　1940-1949年14.0%1950-1959年21.5%

　　出生年份

　　106751960-1969年24.9%1970-1979年21.7%1980年以后17.8%

　　公平感10655不公平37.8%居中24.9%公平37.4%

　　著影响，但其作用方式却不同于已有研究中的两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研究使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根据不同的参照组合，我们完成了三个模型（表2），模型I为以不公平为参照的公平模型，模型II为参照不公平的居中模型，模型III为参照公平的居中模型。

　　可以看到，种解释，即自利假设和启蒙假设，而是表现出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对民众的公平感有一种“中庸”式的作用。在模型I中，相比大专及以上的民众，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民众公平感更高；而在模型II和模型III中，大专及以上的民众更倾向于选择居中。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现实复杂性的认知越深刻，更少作出较为极端的“公平感”选择，反而倾向于居中。

　　表2公平感的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N=8536）

　　公平（参照：不公平）

　　居中（参照：不公平）

　　居中（参照：公平）

　　B

　　受教育程度（参照：大专及以上）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

　　个人收入（自然对数）

　　职业地位（参照：工人及个体劳动者）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小职员及小业主农民从未就业主观社会地位社会地位变化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能力归因特权归因公司企业信任中央政府信任地方政府信任性别（参照：女）

　　出生年份（参照：1980年后）

　　Exp（B）1.2231.0520.9721.0151.0900.9421.0430.8821.4111.3601.1541.1010.7661.1121.0850.7851.1681.4311.5351.1181.5301.2891.1261.130

　　B-0.214！-0.174！-0.261*0.003-0.332-0.040-0.368**-0.1030.145！-0.0110.071***0.064**-0.0390.0360.091**-0.268***0.028-0.0220.352***-0.0500.1300.0620.0030.043-1.205***

　　Exp（B）0.8070.8410.7701.0030.7180.9610.6920.9021.1560.9891.0741.0660.9621.0371.0950.7651.0290.9781.4220.9511.1381.0641.0031.044

　　B-0.416***-0.225*-0.233*-0.012-0.4180.020-0.410**0.023-0.199*-0.318！-0.072***-0.0320.227*-0.0700.009-0.025-0.127***-0.380***-0.077*-0.162**-0.296*-0.192！-0.117-0.0792.833***

　　Exp（B）0.6600.7990.7920.9890.6581.0200.6641.0230.8190.7280.9310.9681.2550.9331.0090.9750.8810.6840.9260.8510.7440.8260.8900.9241.691E41.436E3***

　　0.175

　　0.201！0.051-0.0280.0150.086-0.0600.042-0.1260.344***0.307！0.143***0.096***-0.266**0.106！0.082**-0.242***0.155***0.358***0.428***0.111*0.426***0.254**0.1190.122-4.038***

　　1940-1949年1950-1959年1960-1969年1970-1979年

　　常数

　　-2LogLikelihoodx2

　　NagelkerkeR2

　　注：p0.1，*p＜0.05，**p＜0.01，***p＜0.001

　　个人收入对民众公平感并无显著影响。职业地位方面，结合三个模型，农民和从未就业者相比工人及个体劳动者有更高的公平感，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与工人及个体劳动者没有显著差异，而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则相比中产下层更为倾向于居中的公平感。综合而言，职业地位对公平感的作用并不符合自利假设，和此前研究中的发现颇为相似[1]。

　　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地位变化都显著影响民众的公平感，表现为，主观社会地位越高，其公平感，。

　　社会保障对民众的公平感有显著作用，表现为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民众其公平感更高；而享有社会医疗保障的民众公平感却更低。前者符合研究假设，而后者则与设想相悖。可能的原因是，尽管目前社会医疗保障覆盖率较高，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高达86.8%。但由于医药价格高昂，报销范围、方式、比例等不完善，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却较低。结果导致了一种托克维尔式的“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不公平感[24]。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对公平感的作不于是否获得保

　　103

　　障，还在于保障水平的高低。

　　就不平等归因而言，因变量参照不公平时（模型I和模型II），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则公平感越高，越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则公平感越低。而若比较不平等归因对民众选择居中和公平的效果时（模型III），归因偏则没有显著影响。

　　对分配主体的信任方面，公司企业信任、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在模型I和模型III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仅地方政府信任在模型II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而言，对分配主体越信任，民众的公平感就会越高。在以往研究中，信任对合作或交易过程的作用被广泛认可[25]。本研究则证实，信任还有助于人们更认可交易结果。从宏观视角看，信任对社会秩序也具有维护功能[26][27]。对分配主体的信任，使得民众对分配结果有更高的包容度。

　　控制变量中，性别在模型I和模型III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男性有更高的公平感；出生年份在模型I和模型III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现为相比1980年后出生的民众，出生于1940-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并不高；第二，阶层地位中，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对民众的公平感具有“中庸”式影响，个人收入并无显著作用，职业地位影响公平感，但不符合自利假设；第三，社会比较中，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地位变化对民众公平感都有显著影响，其中主观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地位越向上变化，其公平感越高；第四，社会保障方面，享有社会养老保障的民众公平感更高，而社会医疗保障对公平感有负向作用；第五，不平等归因方面，民众越将不平等归因于能力，其公平感越高，越将不平等归因于特权其公平感越低；第六，对分配主体信任中，公司企业信任、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都显著影响民众公平感，信任度越高其公平感越高；第七，男性的公平感更高，“60前”民众的公平感更高。

　　不难发现，在对分配结果的认知上，阶层地位对公平感的预测作用确实不佳。个体收入对民众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职业地位的作用也不符合自利假设，教育的影响则更复杂，更高的教育程度反而使民众更中庸；而社会比较对民众公平感的作用则得以证实；社会保障对公平感的作用不仅与民众是否获得了社会保障有关，可能与保障水平也有关。就对分配程序的认识而言，由于市场化的深入，民众逐渐接受了绩效原则，因而如果不平等来源于能力则并不会引发民众的不公平感，如果不平等是因特权造成则会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在对分配主体的认知上，社会转型给社会结构和价值观都带来了巨大变化，而经过长时间积累的企业信任和政府信任则缓和了民众对改革中不平等的不满。

　　赫希曼（AlbertHirschman）在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不平等的忍耐度时提出了“隧道效应”：双向车道都堵在了一个隧道里，如果一名驾车者看到旁边车道开始挪动了，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会觉得愤怒，相反是觉得有希望了，因为会觉得自己这一条车道也会很快挪动。但是如果旁边那一道一直在移动，而自己这一道一直不动的话，他将会变得十分愤怒。

　　显然，中国的富人和穷人所在的两条车道仍都在移动，只是快慢不同。但这种速度差异不仅是因能力差别，还有特权者对规则的逾越。在这种不，分配主体如果没有对穷人给予更

　　1949年和1950-1959年间的民众，其公平感更高，而出生于1960-1969年和1970-1979年之间的民众公平感与1980年后出生的民众无显著差别。

　　在以往研究中，有的发现年龄对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28]，也有发现有负向影响[5][15]。而在解释上，研究者往往将拐点置于改革前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的经济转型中，市场化对中国民众的生活有普遍的改善，但也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分化。改革前成长的民众可能更能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所以较为容忍不平等[9]，而改革后成长起来的民众追求公平的意识更强烈，对不平等的容忍度较低[28]。不过，从另一面看，改革前成长的民众深受平均主义影响，可能会对转型后的不平等表现出比年轻人更强烈的不满[15]。因而，年龄对公平感的矛盾结论各有依据。

　　就本文而言，统计发现，年龄对公平感作用的分水岭在1960年左右，此前出生的民众公平感更高。我们认为，“60前”的民众，其青少年恰逢国家集体化和文革，因而，更能深切地体会从集体化到市场化的社会巨变。如今，这些人年龄在50岁以上，相对享受到了社会转型的好处。在城市，“60前”经历了单位制，更多享有社会福利和保障。在农村，“60前”的老人已逐步享有社会养老保障。这些都增强了“60前”老人从历史比较中获得的满。

　　普遍且高水平的再分配保障，这种局面终究会扭转穷人的乐观和希望，最终带来愤怒。此次调查就发现，民众的社会公平感并不高，说明愤怒已经有所增加。所以，在继续以经济发展普遍增加民众获利的同时，还要完善再分配机制，更要遏制分配中的特权现象。另外，处理这些问题时，免不了会触动一些群体的利益，国家应该相信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大刀阔斧，深化改革，减少社会不平等，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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