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思想略探_从毛泽东的_祭黄帝陵文_说起_张治江

　　DOI:10.16479/http://www.wendangwang.com43-1160/d.2008.01.003

　　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１８期）

　　湖湘论坛

　　Ｎｏ．１，２００８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１８

　　ＨＵＸＩＡＮＧＦＯＲＵＭ

　　?党史党建?

　　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思想略探

　　———从毛泽东的《祭黄帝陵文》说起

　　张治江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海淀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１９３７年４月５日，中共中央派代表林伯渠参加国共两党的公祭黄帝仪式，参加黄帝陵扫墓礼，这在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祭祖。毛泽东亲写祭文，远绍先祖功绩，号召国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以抗击日寇。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地使用民族主义的旗帜来整合人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政策逐步走向成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前夕；民族主义中图分类号：Ｄ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１６０（２００８）０１－００２３－０２

　　族”、“列祖”等词汇，在文中较多地使用关于祖先、民族等词汇，并且明显地以追溯祖先丰功伟绩来整合人心，而不像此前一贯强调的阶级、阶级斗争等口号。考虑到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象征的“始祖”等符号的运用已经十分重视，而不像此前在国人面前表现得过分强调阶级、意识形态面目出现。这显示中国共产党开始以民族主义来整合社会力量，开始以“始祖”、“吾华”等民族符号来增强民族认同感，以抗击外来强敌。

　　联想到此前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这种民族主义态度的特别强调就可以理解了。尽管海内外学者、政治家对“西安事变”中的人物形象及其作用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分歧，卷帙浩繁的文献对研究者的观点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他们的观点无论怎样，却几乎都认同这次事变在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华报》发表了中央苏维埃代表林伯１９３７年４月６日

　　渠“参加民族扫墓礼”的消息，全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宵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磋跌；越文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履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尚飨！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拜祭黄帝，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拜祭始祖。考虑到以前中国共产党没有拜祭黄帝、远绍先祖的机会，人们可能对这次拜祭并不太重视，后人对这次拜祭的研究当然也不十分注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海内外掀起“寻根”热潮，西方学者提出“民族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危机，人们才重新开始注意对地处偏远的黄帝陵及其拜祭文献予以重视。但往往其中的宣传性质重于学术研究，并且对这种拜祭以及文本后面所蕴含的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缺乏深度的分析。

　　毛泽东饱含深情的祭文，不仅仅是远绍先祖功绩，更重要的是要以维护先祖“黄帝”之业绩为号召，以凝聚民心，誓死与日寇决战。其文辞中无不透露出维护国土、挽救民族的决心与民族自信心。

　　我们注意到，这篇祭文中提出了“始祖”、“吾华”、“民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１６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举世闻名的西安事

　　变中扣押了蒋介石及其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已经与张、杨达成实际上的停火，周恩来在更早的时候与张学良会晤过，提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且在西北军、东北军中有一些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及其同情者，进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统一战线宣传与鼓动工作。但这次事变还是让中国共产党出乎意料，甚至有些措手不及，以至于在蒋介石刚被“杀蒋”的声音。毛泽东等人仔细分扣押时，红军中确实存在

　　析了时局，指出如果蒋介石被杀或被无限期扣押，南京与西安之间很有可能发生一场严重的内战。届时中国脆弱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国防系统极有可能崩溃，至少失去南京政府支持的宋哲元可能投向日本人。这无疑正中日本人惟恐中国不乱的下怀。日本人将是这一次事变的最大受益者，而中华民族极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毛泽东意识到当时中国唯一的希望在于国共两党再次

　　作者简介：张治江，男，湖南洞口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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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共赴国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他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５项条件，并派出周恩来等人赴西安调解争端，从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毛泽东的态度与周恩来的作用在争取民族与国家利益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在民族利益与两党恩怨之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选择的是民族大义。

　　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中华民族在抵抗外辱，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中，空前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民族主义的旗帜上凝集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认同，在维护民族独优秀儿女的鲜血，人们对

　　立与生存的严酷斗争中进一步深化。蒋介石也在此时表示：要“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中国民族既已一致觉醒，绝对团结，自必坚守不偏不倚之国。［１］策，集中整个民族之力量，以抵暴敌，挽救危亡”

　　国共两党之所以能抛开意识形态的分歧走到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民族主义的粘合。国共双方共祭黄帝陵，表明双方都暂时抛开意识形态而采用民族主义的符号来整合民众力量，如以“中华民族”、“黄帝”、“始祖”为号召，以为“抗日救亡”。

　　当然，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认识是渐进的，在每个时代也是不同的，它随着中国外部环境和内部社会条件的改变而重新认识与不断修订。但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并且现在仍在发展之中。

　　从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其政策、活动更多的还是限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之下，其反帝运动还不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性质，而是站在被压迫民族国家共同反帝的国际主义立场上的。出现这种观点与中国共产党本身不成熟、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上下级关系等因素有很大关系。

　　但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成熟，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开始摆脱苏联的阴影，并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在整合民众方面的重要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坚决一致地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２］“一?二八”事变后，又发出《中国共产党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号召“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上海”。［３］这一系列决议、通电、宣言，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号召和领导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图存。

　　这时，中国共产党开始由“武装保卫苏联”转向“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１９３２年初，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有代表提出“武装保卫苏联”，毛泽东一言不发，会议不得不中途更换主持人。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与市民奋起反抗。毛泽东发表《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也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４］

　　机进一步加深，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新的变化。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和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实行全体同胞总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５］这一宣言获得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拥护。

　　在《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为了不致“亡国灭种”而“救亡图存”。在文献中首次以“种”的概念与口号来代替一贯宣扬的阶级口号，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运用民族主义的常用符号，诸如“种”、“国”、“民族”等符号来整合社会力量，从而有力地实现自己的策略。虽然，《八一宣言》与共产国际以及莫斯科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与“武装保卫苏联”也有很大联系。但这时毕竟已经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已经注意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协调。

　　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毛泽东于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７日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以“人民共和国”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６］这就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面前开始政策重心的转移，开始以“民族”为旗帜号召国人。他又指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

　　［７］

　　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中国共产

　　党开始自觉地以“民族”、“民族利益”“中华民族”等符号将民族资产阶级拉入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从成立到抗战前夕，中国共产党在谋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进步的路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并实践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思想。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及时地为争取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调整，开始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整合社会力量，走自己革命的特色之路。参考文献：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中央抗日民族统［１］中央统战部、

　　（下册）［Ｍ］．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４．一战线文件选编

　　８２４．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中央抗日民族统［２］中央统战部、

　　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Ｍ］．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８４．２．（第８册）［Ｍ］．北京：中共中央［３］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

　　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００．

　　［４］王桧林．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

　　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Ｊ］．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０１，（１）．（第１０册）［Ｍ］．北京：中共中央［５］中国共产党中央文件选集

　　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２２～５２４．

　　（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５８～［６］［７］毛泽东选集

　　１６０．

　　责任编辑：黄有泰

　　１９３５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民族危２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