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者天助——记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博士

自助者天助——记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良博士

作者：涂俊,张川 来源：《中关村》2005年第08期

王良，男，1981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1991－1997年，留校任教。1997－1998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电力电子中心访问学者。1998年，他回国创业，时任爱博精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总是对创业的历史感兴趣。创业总是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前景莫测的起点，意味着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意味着创业者及其团队的勇敢、汗水和坚持，因而，创业史能够充分展示人的能力、努力和价值。创业在当代中国尤其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在现实的层面上也在风起云涌的进行着。我们习惯性地赋予“留学”二字以一种光环，“留学”意味着去更好的环境中去学习，从而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经验，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留学后归国创业，意味着创业者将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眼光与经验和本土的现实情况相结合，这一结合既复杂，又很具生命力。

创业开启新人生 走进王良办公室，迎面墙上就是一块匾，裱着一幅字：修德敬业。王良博士给我们的印象和这幅字给人的感觉是契合的，他四十出头的年纪，看起来沉稳、内敛，有儒雅之风。

回顾创业的历史，王良感慨良多，回忆起早年的岁月。他是1981年考入北方交大上大学的，他笑着说，文革之后的那几届学生我都赶上了，都认识。他上的专业是电力电气自动化，当时是盲目选的，很偶然，就觉得和电有关，大概不错，以后能当个工程师什么的，很好。大学毕业后，他赶上了好机遇，在他这一届之前，一个班大概只有一个人能被招上读硕士，到了他这一届，一个班就有五六个可以上硕士了，于是他顺利地读了硕士，等硕士毕业了，他这个专业的博士点刚好申请下来了，所以他又不间断地读了博士。博士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所以，王良笑着说自己一直很顺利，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成果，那些年正是国家教育投入一年一年在增大的时候。

王良毕业留校是1991年，工作到1997年，到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电力电子中心做了一年访问学者，是公派的，拿的是教委的钱，当时又是一次很好的机遇，而之前，像他这样出国有年龄限制，45岁以下不能去美国和加拿大，40岁以下不能去澳大利亚。王良当时三十多岁，按照这个限制只能去日本。到他这一年，刚好放开了限制，30多岁也可以去北美、欧洲。他最后去了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电子电子中心是美国相当大的一个研究中心，这一年王良的眼界大开，看世界、看自己的眼光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不过，接下来他到中关村创业园来创业，这里面也还有一定的机遇性。当时他在国外，使馆里有人民日报海外版。 1997年的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创业园在中关村成立，鼓励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当时他就心动了，在北方交大做教师的时候他就朦胧地盼着有个机会，能够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有几个同事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产品开发，大家伙想一起来做点事情。但是当时在学校里这种

愿望很难实现，在学校里他们不光要承担教学任务、科研任务，还要负担各个职能部门交给的工作，包括党政工团，所以当教师的很多精力都没法用在科研上。

而且，关键的是，在学校里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只能跟很多人共用一个实验室，你想研究某一个产品，先要看你有没有立项，再看学校允不允许你做，给不给你时间，受很多因素的制约。所以早在还没出国的时候，王良就考虑过辞职创业的问题，但当时，他不敢，他的眼界还没有打开，虽然当时已经有很多人开始在中关村创业，都做的不错，他也有点向往，但还是觉得自己手里的铁饭碗是有保障的，舍不得丢，尽管当时他的月薪才500块钱。 可是出国之后，他终于发现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活法，渐渐地，他看问题的角度就改变了，看世界的角度也变了。他开始突破自己以前关于保障的观念，形成新的认识，王良说，其实所有的保障都是自己给自己提供的，而不是靠任何别的东西给保障的。不管是在哪个制度下，所有的保障都是自己为自己提供的，没有人能够给你提供任何承诺和保障。“自助者天助”，这个道理不管在美国和中国都是一样的。 所以，创业不可怕，丢掉铁饭碗不可怕，说到底是一个人尽其所能挑战自己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人对自己最终有没有信心的问题。在学校里一直做下去又能如何呢？无非是像他导师那样做到教授、博导，最后也就是做到系主任，也就到头了。在学校里做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人生的句号，而出来做就不一样了，可能做的很好，可能做的很糟，变数很大，看不到前边是个什么，王良说，这其实这是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看不到一个句号。如果你这辈子你觉得现在就看到句号了，那就太没意思了。这样想清楚以后，王良就扫除了心理上的障碍。1998年，他回国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从5月份开始创业。

创业的甘苦与压力

刚开始，他们是在中关村创业园，当时创业园提供的条件在王良看来是很不错，提供了一间50平米的免费房子，对小企业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创业园提供的房子第一年不收房费，只收物业管理费，大概一年下来只有一两万块钱的样子，第二年收房费的40％，第三年收房费的70％，第四年才全收。当时他们的启动资金是五十万，都是他们自己投入的。王良解释说，当时没有人投资我们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拿到任何资助，之所以没有人投资，因为自动化这个行业不像别的，IT行业或者做半导体的会有比较大的发展。自动化和传统行业结合得比较紧，所以，自动化行业的发展虽然比传统行业会好一些，机会多一些，但是也不会发展很快，是属于比较平稳、不会立竿见影的行业。所以王良对中关村管委会是充满感激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多种优惠政策和实际帮助，爱博科技可能根本就走不到今天。

到了2001年4月，爱博科技已经成功地生存了下来，并取得了稳步发展，按照创业园的规划，他们达标了，于是从创业园搬到了发展园。他们去年的营业额是1450万，纯利率差不多百分之十几到百分之二十，毛利率很高，大约有百分之六十。王良说，其实从营业额来说，我们的营业额不大，几个人做就可以了，但是自动化行业有个特点，除了产品以外，项目跟踪，包括项目的完成，都需要人，所以公司的人员比较多。说到产品，王良显出很自豪的神情，他说，即使和国外的同行相比，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好的，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梯队里面。目前我们正在推出的是第三代产品，但第四代产品已经在研发之中了。

说起公司这几年的一步步成长，其中的甘苦与压力，王良感触很深。他说，我们当初刚出来做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将来做的很大，只是想实现当初在学校里工作时的相法，当时我们的想法真是很简单，第一，有自己的实验室；第二，有自己的产品，在领域里面能够打响。要说这个目标，现在已经实现了。但是，从学校里出来做了，真是完全不一样。学校里有很多限制，出来了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你想开发产品，完全在你自己，但是，你做成做不成，以后做好做坏，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你这个做决定的人肩膀上，你的决定做好了，这个方向做好了，皆大欢喜，做不好，你要承担全部的责任。这对个人是很大的挑战。 公司这几年是稳步走过来的，他们是一步一步做产品，做完了第一代产品，第二代马上就要做，第二代推的过程中，第三代已经在研发了。几乎容不得停下来思考，必须一步步跟着，产品要不断地升级换代，靠一个产品就吃五年六年的事情，现在不太现实。必须不断地跟随市场的变化，根据客户需求的变化，他们现在市场主打第三代，但是在做第四代。 这个公司做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停不下来了。这个情况从负面来看，是骑虎难下，从正面来看，也还是有很多乐趣在里面，和国外的国内的同行竞争，得到用户的肯定和承认，公司招了很多能人，很多技术高手，这都是蛮有成就感的事情。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想停也停不下来，公司这么多人，接近50号人，都靠这个吃饭、生活，不能甩手就不管了。说到这里，王良的目光中很自然地流露出深深的责任感。

创业的大环境和小环境 对于目前的市场环境，王良既有忧虑也很乐观，他认为，国内的大环境还是不错的，相比于国外，机会更多，但对于小企业来说，现在生存并不很容易。毕竟，国内的市场环境还在一步步规范化，在成长之中。很多时候做事不太规范带来很多的问题，他举例说，和用户打交道比如说签合同，签合同他愿意给你签，但付款的时候他不愿意付。如果项目完成了，但是款却老是不到，这对企业来说是很可怕的，人力物力都投进去了，却没有现金投入进来，对公司的运转影响比较大。 还有就是，公司人员做事不太规范，比如市场部招的职员，你请他过来，付给他工资、待遇，他应该为公司服务。但个别人道德观念比较差，他拿到合同以后自己做私单，或者转到别的企业去。王良坦言，这种对企业的伤害目前还缺乏有效的惩罚措施，对这种人应该是惩罚的，整个社会在制度层面应该对企业有个保护，这不是说一个企业光靠自身可以做到的。尽管有这些值得忧虑的问题存在，但是，王良还是强调，现在，大环境不错。而且他对小企业的技术活力始终非常有信心。 王良因为在爱博科技主管管理和市场这两大块，所以谈到制度规范问题、管理问题，他非常关注。他自己经常读管理方面的杂志，来了解别的企业是如何管理的。当我们问及他这些年自己有没有总结出什么管理心得的时候，他很幽默、很谦虚地说：“管理是我需要好好学习的一门课程，我一直都想躲开你们的采访，就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总结出来。但我有个总的感觉，作为一个公司，要很好地运转，有些必要的制度必须定下来，否则大家不知道怎么做才对，不把边界定清楚，大家有的时候比较迷茫，不知道往这个方向做，会不会碰到公司不允许做的，这些搞不清楚，就没办法在一起做事情。所谓制度，就是把一些边界定清楚，这些界是不能碰的，出了这个界就超出了我们的合作范围。制度是越早订越好，但是有时候也是很矛盾，人少的时候，你制度订的很多也没什么意义。但人多了，制度建设、团队建设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在表面的谦辞之下，王良其实对公司内部的管理及制度问题有过很深的思索，他在国外当然见识过高水平的管理模式，但是，从他的深思和慎重的表达中，我们感到他是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之间不停地琢磨，想努力找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有效管理方式。他在和我们的谈话中也谈到，希望以后有时间去学习学习管理，只是目前没有时间、机会。他认为，管理本质上是实践，应该是在一个工作岗位做一段时间，然后去学习，这样比较好，要是纯粹去读书，然后来做管理，那读书那段时间的收获可能不大。

当我们问及王良对公司前景有什么规划和展望的时候，王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都是一步一步，每走一步，再来定下一步的目标，根据上一年的情况来定下一年的情况。我们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投入，所以目前不需要从银行借钱，需要融资，或者上市什么的。 我们也问到王良自己未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很肯定地说，就是把公司做好，做稳定了，这是最重要的，再一个就是把产品做好，在这个行业里面，别人用了你的产品都说是最好的，那就了不起了。能真正拥有自己的产品，这是一个人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我们做了一个假设，问王良，如果现在不管什么原因，公司不成功，停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王良马上回答说：“公司停了，我们再接着往下做啊，公司停了，可能要裁员，开人，但事情我们还得继续做；公司一夜之间都没有了，都没关系，只要我们人在，还是可以继续做的。我前些天和公司里的人聊天还说，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怕什么呢，我们再找一件房子，甚至从我们自己家里腾出一间房子出来，从头再做就是了，关键的关键是对自己要有信心，一切都可以重来。”王良说，如果从头再来，再做到这样的规模可能就不用六年了，因为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了。 王良也总结了一番创业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他说，你看，比尔·盖茨高中毕业就出来创业，所以创业和读不读大学没关系，和读不读研究生也没关系，和结没结婚也没关系，这些都是不太相关的事情，创业本身就看你有没有机会。主要看有没有机会，把你的精力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以后，能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结合的好就可以开始做，至于具体时间，是无所谓的，退休以后也还可以创业。美国有些退休的工程师退休后，开咨询公司，也是创业，他们依据的是过去为大公司服务的经验，给别的公司提供咨询。重要的是把握好机会，机会有了，自然就会在这个方向上做下去。但创业不是简单的一步就完了的事情，即使创业了，创业之后会要投入很大的精力，这才是创业的要害所在。

创业者的生活内容 作为一个创业者，创业已经成为王良生活的核心内容，但是，创业毕竟不是一个人的全部，创业者的生活像常人一样有着方方面面，创业者也需要从繁重的工作中脱身来享受生活。创业者的休闲生活的安排恰恰能够鲜明地展现创业者的风格。王良工作很勤奋，但是他不只是在单调地工作，他有很多业余爱好。 王良说，他最近觉得还是要学点东西，老坐办公室不行，所以现在每周打两次羽毛球；还开始学习手风琴，这也是刚刚开始定计划，因为他觉得手风琴不错，一个是需要体力，因为首先你要把它扛起来，这样既锻炼体力，又能在音乐方面提高一些修养。他的学习方法是对着教学光盘练习，因为他没时间参加学习班。他还提到自己经常听交响乐、歌剧，觉得音乐对自己的身心很有陶冶作用。王良在谈到这些的时候，脸上也浮现出快乐的享受的表情，仿佛一下子卸去了工作的重担。 王良对社会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制度问题，他对我们这个转型期社会的体制规范化进程非常关注。他给我们举了美国的例子，他说，美国和中国差异比较大，在美国那一年，他感受比较

深的是美国教授和中国教授的工作强度相差太大。美国教授工作量比中国教授要大的多，真正的大教授，可能不仅要带几十个研究生，还要上课，甚至还有本科生的课程；美国教授还要和企业工业打交道，要拿课题，否则就会没有钱没法带学生；还要参加学术会议，那论文都是前沿性、开创性的研究。所以美国教授，特别是比较大牌的教授，很辛苦，从早晨七点钟到实验室，到晚上十二点多，有时到后半夜，都在工作。当然，他们也有放心的地方，他们就不用操心什么孩子入学啊之类的问题，美国有一套体制保障的，教授们不用操心这些，所以可以全身心的投入。而中国的情况则大家都明白。说起这些，王良有些唏嘘和无奈，但他接着说，国内的情况在逐渐变好，毕竟制度是在一个完善的过程中，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个过程。 王良也忧虑地谈到，人除了经济社会生活以外，还需要一种精神生活，目前中国社会比较缺乏精神信仰，生活在迅速地转变，在转变期大众思想有些乱，不知道该信什么，在这种情形下，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可能来了。王良认为，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其实对社会生活是很有好处的。 从王良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人如何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中逐渐摸索，把握机会，慢慢使自己有了稳定的人生目标和奋斗指向。他年轻时候正赶上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年代，机遇逐渐增多，选择逐渐变宽，需要一个人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中为自己的人生设计方向。从这一点来说，他的经历是有着代表性的。他选择了创业，选择了在变幻的市场中奋斗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不是仅仅为了金钱而去的，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的文化底蕴。他在努力经营好企业的同时，对社会体制和社会的道德风尚问题都有着很深沉的关注，这是非常难得的。也许正是像他这样的有着文化底蕴和社会关怀的创业者，是我们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最重要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