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胜利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怎样胜利的？

——国、共两党争斗成败原因析

钱昌明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残余势力退踞台湾；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长达22年之久的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终于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而告终。

还在1947年5月，正当国、共两党内战正酣之时，美国国务院似乎有点感受到形势不妙，特遣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裴斐，专门前来考察、评估中国局势。经过一番努力，专家随后发表《细说中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的结论是：“也许经济的崩溃可能引起现政权的瓦解，但这并不就是说，中共一定能统治全国。比这更有可能是，中国又恢复二十年前四分五裂的老样子。每一个军人割据一块或几块地方，国家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此外，甚至也许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现在的政府退守扬子江流域，继续掌有富庶的工业城市，而中共则割据一块地方。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一定的：任何一方都无法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就在美国国务院刚读完裴斐的“考察报告”几个月，1948年9月三大战役打响。同年11月中旬，美国特使魏德迈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又急忙向国民党政府建议，“如徐州失守，惟有退保中国东南与台澎地区。”美国希望傅作义牵制解放军南进，“以便布置防守东南半壁的战略基地。”一时间国内外“鼎足而立”、“三分天下”、“划江而治”、“南北朝”的鼓噪甚嚣尘上。

然而，形势发展并未按照美国的愿望，随着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共产党又粉碎了国民党的“和平”阴谋。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23日一举攻克南京，国民党政权顷刻瓦解，接着就是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式的向全国进军，至此，国共两党自1927年（以8月1日南昌起义为标志）以来长达22年的斗争，终于以共产党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 直到今天，许多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西方学者、专家，仍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何以能够统领那支孤立无援的弱小的共产党队伍，打败比它强大得多的对手——蒋介石领导的执政的国民党？无论从哪个方面的条件去分析，蒋和国民党都要强大得多，根本没有失败的必然性依据。这个结局，据说令全世界甚至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外国政治领袖们都瞠目结舌，感到不可思议。

为什么仅仅靠着上井冈山打游击起家的中国共产党，经过22年的奋斗，能够推翻有美国支持的掌握着全国政权的国民党统治的呢？共产党又是怎样凭借人数悬殊、装备极差的人民解放军，却能战胜具有美式武装的800万国民党军队的呢？

这么多的美国专家、学者和国际政治领袖们，为什么会对当时的时局评估屡屡失算？说到底，是因为这些老外们对中国历史的无知造成的。相反，凡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人却不会对此大惊小怪，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奇迹或神话早已上演过多次了：

早在2200多年前，刘邦不是仅化了3年时间就推翻了强大的秦王朝？接着又经过4年的楚汉相争就夺得了江山，建立起刘汉王朝？前后全过程仅为7年！

600年前，朱元璋推翻元王朝统治的斗争，前后也不过17年。

相比较而言，300多年前的李自成的军事斗争，虽历经挫折，几经起落，其成功甚至比历史上类似的胜利更显得辉煌。这位农民英雄仅历经16年的奋斗，终于率领他的一支骑兵部队，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推翻了有270多年统治历史的大明王朝。

要问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迹与神话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一言以蔽之，曰：贏得了农民的支持。

贏得农民就能贏得胜利

近代史上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所以能取得完全胜利，其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贏得了农民。

古代中国与近代中国，在时间上尽管相隔了几百年上千年，但社会的本质结构并没有多大改变。虽说近代中国已经萌生了一些近代经济，但它始终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国家，占80—90%以上的人口仍是农民。所不同的仅仅是，农民们过去是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现在则演变成为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而已。或者说，古代中国是个封建社会；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农民仍然是近代中国人口的主体，那么也只有农民的政治动向才能真正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谁如果能够贏得占全国人口极大多数农民的拥护，谁就必然能贏得天下。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都是中国人民为了摆脱外来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中华民族寻求解放之路的政党。两党都曾经为共同的目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携手作过共同斗争，曾经都得到过农民阶级的支持。1927年国共分道扬镳，国民党把共产党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展开了长期无情的斗争。那么，在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中，国民党是怎样失去农民、共产党又是怎样贏得农民的拥护与支持的呢？要了解这个问题，那还得从两党的政治纲领讲起。

所谓政纲就是政党的一面旗帜，也就是一个政党为之奋斗的政治目标，它是动员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号角与凝聚剂。说白了就是，哪个政党最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哪个政党就能贏得群众。在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说到底，也就是看谁能贏得农民大众的心。 先看国民党的政纲。

国民党前身为中国同盟会，1905年创建时的政纲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始人孙中山把这十六字纲领又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其主要目标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一政纲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因而于1912年随着清政府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实际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国民党也失去了战斗力。

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把新三民主义（又称“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明确作为它的政纲。新三民主义的内容为：

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民权主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民生主义：“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重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以上引文均见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再看共产党的政纲：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制订了它的第一个纲领，亦即最高纲领：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又根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制订了当时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又称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比较国、共两党的纲领，显然，均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只是共产党还具有下一个阶段的最高纲领）这就为1924——1927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共同反对军阀进行国民革命奠定了政治基础。

1927年，正当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胜利进军，封建军阀势力连遭失败之时，国民党

却发动了“4·12”政变与“7·15”政变，从而使国、共两党反目成仇，并使国民党的政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摒弃了三大政策，原先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色彩被模糊了：反帝的民族主义软化了，扶助农工的民权主义废弃了，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的民生主义被取消了。显然，此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虽然仍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已再不是其原先的内容了。

有一位西方学者、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洛伊宁格尔曾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认为：

1927年的中国社会，本质上仍是典型的封建农业社会。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在政治上尖锐对立。由地主阶级脱胎而出的官吏、工厂主和知识分子集团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又控制着思想文化阵地。而政党、政权和军队的中坚力量和骨干成员几乎全部由地主阶级的成员所组成（中共在早期阶段亦如此）。国民党在与旧军阀的争斗中是相当自由的，它可以既支持农民反地主的斗争（指北伐战争中国民党一度支持过工农运动）；又支持由地主、工厂主和知识分子构成的城市上层社会集团对维护秩序的要求（指后期取缔工农运动）。可是国民党一旦夺取全国政权（讨伐军阀武装成功）从而成为执政党以后，它立即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无可避免的选择：要么是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要么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结果它选择了支持地主阶级和城市利益集团。这样，国民党在反共的同时也就背弃了中国的广大农民。

实践证明，国民党的这一选择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样做不仅把共产党逼近了农民的怀抱，使它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为几亿农民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组织者。走投无路的共产党和同样无出路并急于翻身的中国农民一拍即合，迅速汇成一股足以能够推翻旧有社会秩序的社会主体性力量。（参见《第三只眼睛看中国》）

反观共产党，不仅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且对反封建的内容有了更为具体的发展与完善。

1927年“7·15”政变后，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大屠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进而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开辟了井冈山根据地，领导农民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这样，共产党根据地的农民，得到了他们几千年来未能得到的梦寐以求的土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翻身的农民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纷纷参加红军，支援革命战争，从而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无穷的人力、物力资源。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力量也就不断地壮大，并帮助共产党四次有效地击退国民党优势兵力的围剿。显然，共产党贏得了广大农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组成统一战线抗击日军。这时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的，为了民族团结，共产党虽然被迫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做法，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农民的利益，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开展“减租、减息”活动，它使农民再一次感受到共产党是保护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为中国农民谋利益的努力，甚至也感动了一些以客观眼光观察问题的西方记者。

美国《华盛顿周刊》曾有一位著名评论员在30年代末写过这样一段话：无论你是国会议员、金融家或将军，甚至你是美国总统，只要你到中国中西部的农村去走一趟，认识了那里的农民，那么你将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拥护者和信徒。

这位评论家并没有危言耸听。30、40年代曾由一批北美、西欧等世界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去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后来，他们几乎全部皈依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甚至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如加拿大的白求恩、美国的李敦白、爱泼斯坦、印度的柯棣华，等等。

更有说服力的事例还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1945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

地，眼前紧迫的工作，“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的运动，是生产运动”，“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见《毛泽东选集》1127页）这里核心的工作就是“減租”，以此取得东北农民的支持，以保证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实践证明，这歩棋对后来取得三大战役的第一战——辽沈战役的胜利，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1946年5月，就在国、共两党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名为《关于清算减租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又称《五四指示》）的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拥护农民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仅一个多月时间，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立即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有2，0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东北解放区有4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山东和苏皖解放区有3，000多万农民获得了土地。

1947年9月，共产党又出台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在全国范围内将分批地实施：“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规定要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以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平分土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同时，规定要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经营，使之不受侵犯。

《中国土地法大纲》无疑点燃了全国农民要求满足土地的强烈欲望，并在共产党所控制的解放区立即得以实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整个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有1亿农民分得了土地。土地改革在解放区的胜利进行，不仅促使共产党控制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大提高，更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群众积极参军支援反国民党内战的革命热情。

据说，共产党军队干部在解放区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时是这样鼓动的：

“现在，国民党要打回来，地主老财要从你们手中把胜利果实夺回去，你们怎么办呢？” “给我一支枪，让我跟你们一起上战场”。这就是争着要参军的青年农民的回答。

1947年1月，山西文水县年仅十五岁的少年共产党员刘胡兰，因被叛徒出卖落入国民党手里。当国民党连长张全宝在审问刘胡兰时，见刘年纪轻轻却不畏威逼与利诱时，不禁问道： “你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为咱穷人办事！”刘胡兰竟毫不思索地作了回答。

曾经指揮过淮海战役的共产党元帅陈毅，曾深有感触地讲过一句名言：“我们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衷心支持共产党的客观事实，更揭示了国共22年斗争共产党必胜的真正秘密。

政党的统一、廉洁，是成功的保证

国、共两党争斗20多年，双方全面对抗可谓施使尽手段，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方休。其中统一战线、合纵连横，分化瓦解、军事围剿，其手段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得靠各自政党去组织进行，因此从这一角度讲，成败的保证就在于谁的政党坚强。正如毛泽东所讲，“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这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什么的，实质上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有战斗力的领导力量。

那么，怎样才算是一个坚强的政党呢？其实，主要的就是两条：团结统一；廉洁奉公。 撇开政治纲领等政治思想因素不谈，对比国、共两党在党组织的坚强与统一，则明显反映出国弱共强的特点。也许真是这一点保证了共产党的胜利，又决定了国民党的惨败。 1949年蒋介石引退奉化后，曾经痛苦地专事反省过国民党的失败问题。

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首先在于他的正确的决策得不到贯彻。他说：“抗战以后，我确

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蒋在这里没有反思自己，但他的“埋怨”也不是毫无道理。

国民党的致命伤，首先就在于缺乏坚强的团结与统一。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的领袖，表面上建立起了“蒋家王朝”。然而其内部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它只不过是新旧军阀的一种混合，除了蒋的嫡系势力外，其他比较主要的派系就有粤系的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原直系的冯玉祥和晋系的阎钖山，等等。这些地方实力派一个个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地盘，一不如意即会公然开战。1929年就发生了蒋、桂战争，1930年又爆发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这些战争表面上虽都以蒋的胜利告终，但蒋并不能消灭他们。由于各个派系的利益不同，政见主张也不可能真正一致，因此国民党就不可能有坚强的团结与统一。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军事斗争中，各个派系的武装，往往是为了保存实力，各怀鬼胎，以致影响、甚至延误战机，遭致败局。

仅以1947年5月间山东战场上的孟良崮战役为例。这是一场双方的战略意图及战术方案都很明白的硬仗，双方的主将也都是指挥高手，没有哪一方是糊涂虫。从整体兵力上看，当时，国民党军有24个整编师（有的师相当于军建制）共45万人，比在山东的解放军多10几万人，且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坦克与飞机助阵。结果国民党军还是惨败于解放军，其精锐之师整编第七十四师遭全军覆没。

此战役开始，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统率国民党45万大军，一字摆开，步步为营，向山东的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解放军（9个纵队、一个地方军区共27万人）推进，意欲将陈、粟部逼至胶东海边，予以包围、剿灭。为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摆脱被动，华东解放军副司令、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第一主将粟裕，主动出击寻求战机。最后，定下了“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战略，全力围歼敌之精锐、王牌军第七十四师的战略，以达到既能威震对方，又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目的，以求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

解放军从正面以5个纵队（10多万兵力）对七十四师施实围攻：以4个纵队分别从左、右隔开其与国民党军第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的连接；再以1个纵队从后面堵住其退路。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很快就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己的意图，但他凭其七十四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向左或右方靠拢，便可与国民党军的八十三师或二十五师会合（与这两个师都只相距10多公里），其被歼危机便可解除。何况，国军45万兵力大部都在周边100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了过来。

可是，面对险情，张灵甫反而做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他将部队就近拉上了孟良崮山麓，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以求把10多万解放军“粘住”；然后让周边的40多万国民党军再从外围反包围解放军，达到“中心开花”、内外夹击取胜之目的。张灵甫以为，周边几十万国民党军，近的只有10来公里，远的不过100多公里，这些部队开到孟良崮，最多不过是半天、一天的时间。只要四面的国军一围过来，他的七十四师不但能解围，更能实行在孟良崮围歼陈毅、粟裕的华东解放军。

张灵甫将部队一拉上孟良崮，国共双方的主帅便明白了此时战役性质的重大变化及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