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土地赋税工商制度

上传者：韩廷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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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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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土地赋税工商制度

（一）土地制度

唐朝有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在均田制下，国有土地主要有口分田、职分田和公廨田，私有土地主要有永业田和部分宅地。由于唐朝常将大量土地赏赐给贵族勋臣，因此，国家可用以授田的土地并不多，农民授田普遍不足，土地大量掌握在贵族官僚地主手中。

唐律严格限制口分田的买卖，违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并追回土地归还本主。职分田是为官吏提供俸禄的用地，公廨田唐时给各官署的田。所收地租充办公经费。是为国家机关提供办公经费的用地，也严禁私自买卖。

为控制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唐律禁止“占田过限”，违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至杖六十以上，二十亩加一等，最重徒一年。但人少地多的宽闲之处，允许占田过限，目的是多开垦荒田。不过，“仍须申牒立案”，不得隐瞒不报脱逃赋税义务，“不申请而占者”是要治罪的。

（二）赋税制度

唐朝前期继承隋制，以均田制为基础，实行租庸调法。租是田赋，每丁每年纳粟二斛、稻三斛；调是按户征收的人口税，每户每年纳绢二匹、绫、絁shī二丈，或布二丈四尺、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庸是按人丁摊派的徭役，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逢闰年增加二天，不服役者“输庸代役”，每丁每日折绢三尺。国家有事延长服役时间，加役25天免调，30天租调全免。 “差科赋役违法及不均平，杖六十”。唐朝中期以后，均田制受到破坏，租庸调法亦难实施。德宗在位期间，接受杨炎见议，推行两税法，按每户的土地面积征收地税，按财产多寡确定的户等征收户税，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对商人则按其资产征收三十分之一的财产税。这种税制不再以人丁为征税依据，而以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征税，相对有利于土地财产较少的贫穷百姓，也有利于国家的赋税收入。

（三）工商贸易制度

唐朝社会经济繁荣，工商业也较前代发达。官营手工业的主管机关是工部、少府监、将作监，工部“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少府监“掌百工技巧之政”，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官营手工业工匠中，一部分是徒刑罪犯及受到株连的罪犯亲属；另一部

分是番户、杂户，其身份属于贱籍，且子孙世袭服役，不得转行；还有一部分身份较为自由，可以领取部分酬金。

为了防止随意兴造劳民伤财，《营缮令》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均须“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唐律规定：“诸有所兴造，应言上而不言上，应待报而不待报，各计庸，坐赃论减一等”；“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工匠一旦被征用，必须立即赴任报到；若“稽留不赴”，延误一天笞三十，三天加一等，最重可杖一百。工匠必须严格按照工程质量标准生产或施工，如“辄违样式，有不如法者”，笞四十；滥用原材料、冒领经费或多计工日，笞五十；“若事已损费，各并计所违赃庸重者，坐赃论减一等”。工匠不认真劳动，粗制滥造，致使产品质量有问题，也要受到刑事制裁：“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而卖者”，各杖六十；“得利赃重者，计利，准盗论”。管理部门或地方长官“知情”而不制止，“各与同罪”；即使没有发觉，也要减二等治罪。

唐朝对商业贸易的管理也相当严格。如唐律规定：买卖奴婢或牲畜，须经国家设立的市场管理机关许可，并及时“立券”，即签定书面购销合同；超过三天不“立券”者，买方笞三十，卖方减一等。“买时不知”，“立券”后三天内发现奴婢或牲畜“有旧病者”，允许反悔。买卖双方不能协商一致，买方“强执其市，不许外人买”者，杖八十；“已得赃重者，计利准盗论”。市场管理机关评估物价“不平”，主管官吏“计所贵贱，从赃论”；主管官吏利用职权贱买贵物，“以盗论”

度量衡器具的准确与否，关系到市场交易能否公平进行。“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准盗论”。度量衡器具须经官署“校勘”，才允许用于市场交易，违者笞四十。

唐朝初年，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对商业征税较轻。中唐以后，国家财政拮据，陆续对盐、酒、茶等生活必需品实行国家专卖。尤其是盐业实行专卖后，税收收入最多时竟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由于贩盐能够获利较高，私盐贩卖也较严重。为此，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德宗贞元（785—806年）年间规定，“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

唐朝中原地区同周边少数民族及外国的贸易也相当活跃。交易须由双方市场主管机关议定物价，交易场所及时间也有严格规定：“诸外蕃与缘边互市，皆令互官司检校。其市四面穿堑，及立篱院，遣人守门。市易之日卯后，各将货物畜产俱赴市所。官司先与蕃人对定物价，然后交易。”有些商品，如丝织品、金银珠宝、铁器、兵器等，不经国家批准不得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