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_喻常森

《南洋问题研究》总第101期2000年第1期

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

喻常森

摘要:朝贡制度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体系,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

想和封建宗法观念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朝贡起源于先秦的分封制,秦汉以后,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时期已初具规模。宋元时期,由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通的发达,朝贡制度更加完善。明代是朝贡制度发展顶峰,其制度达到了缜密的地步。然而,进入清代以后,朝贡制度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破坏了东亚传统的华夷秩序。

关键词:朝贡制度中国东南亚

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和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代中国封建统治者创造出一套中外关系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朝贡制度,也叫封贡制度。费正清称其为“华夷体系”或“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1。也有学者将其称为“亚洲的华夏秩序”或“天朝礼治体系”2。本文主要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为例,简要分析朝贡制度的建立、完善和衰亡的全过程。

中国的强大和繁荣稳定是朝贡制度建立的前提条件。在古代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中国都处于统一的中央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疆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强大、文化发达、人民安居乐业,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在东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这些都是构成中国拥有巨大的国际影响力的基本保证。中国的繁荣与稳定是确保整个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基本力量和重要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发展与中国中央王朝稳定的制度化联系,成为周边国家特别是小国努力追求的外交目标。同时,周边国家通过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关系,也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因为,中国封建王朝为了扩大其政治影响,在朝贡过程中实行“厚往薄来”的招徕政策,这也是朝贡制度得以建立和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所称:“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3否则,如果中国是一个分裂、虚弱而贫穷的小国,就不可能设想建立以它为中心的任何国际秩序。

朝贡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观念。朝贡制度来源于先秦分封制度。根据儒家思想和封建宗法理论,

莫非王臣。”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西周大规模实现分封制度。周灭商以后,周天子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给王室子弟和功臣,建立起众多的诸侯国。诸侯在封国内有世袭的统治权,而对天子也有服从命令、定期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的责任。后来,又逐渐把这种分封和朝贡做法扩大到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

我们这里将要论述的朝贡,主要指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官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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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中国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待朝贡关系,用“朝贡”一词来表达并不确切,因为,朝贡是诸藩国向中国进贡,而不是相反。所以,我认为,用“封贡”一词表达更加贴切。因为,这个词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周边国家向中国进贡,二是中国再给来贡诸国以相应的封赏(包括物品和名誉称号)。

一、朝贡制度的初创时期———先秦到唐

如前所述,朝贡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已具雏形。《诗经·商颂》有“相土列列,海外有截”的句子。据考,“截”通“铁”。意即海外国家向商朝进贡铁。相传商初大臣伊尹便开始制定四夷献令:“正东越沤,剪发文身,令以鱼皮之柄(髀,刀鞘)、蛟盾、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国、百仆、九菌,令以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狗国、翕耳、贯胸,令以白毛、纰、龙角、神龟为献;正北空同、大夏、莎车、戎瞿,令以白玉、良弓、、驹！来献。”5《尚书-禹贡》篇也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句子,意即那些来自海岛的国家,身穿草服,却向周天子进贡精美的丝织品。《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管地图与四夷职贡。据史书记载,周成王时期,有南方越裳氏来献。《韩诗外传》和《尚书大传》二书最早记载了这件事。其中,《韩诗外传》卷五载:“(周)成王之时,越裳氏重九译而献白雉于周公。”《尚书大传》卷五则称:“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成王时,越裳氏来献白雉。”据考,越裳氏所在地为今天的越南中部一带。《南史》卷78“夷貊”上“林邑”条说:“林邑国,本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这是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最早派遣使节来华朝贡的记载。但此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一般认为,西周的影响力还不可能达到这么远的地区。

秦汉以后,海外国家朝贡活动继续不断,朝贡制度也进一步完善。秦朝统治时间短暂,而且,又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故未见海外朝贡的记载。到了两汉,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朝贡制度也逐步成型。成书于汉代的《淮南子》“原道训”称:“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在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当时被称

“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献

“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人邑豪献生为日南徼外蛮夷。《汉书.地理志》称日南徼外蛮夷,见”,就是遣使来华朝贡。东汉元和元年(84年),

犀、白雉。”6此处的“究不事”一般认为即今日的柬埔寨。到了永建六年(131年)又有

“叶调”,可叶调、掸国遣使来向汉朝进贡。据《东观汉记》称:“叶调国王遣使师会诣阙贡献,以师会为汉归义叶调邑君,赐其君紫绶,及掸国王雍由调亦赐金印紫绶。”

能是今天印尼的爪哇,古名为Yavadipa(即《法显传》中的“耶婆提”)。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这就是东南亚群岛国家第一次与中国通使,其意义重大。至于“掸国”,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今日的缅甸。缅甸目前尚有掸邦。但也有人认为是泰国。因为,“掸”字有两种读音,一读shan,一读dan,与“泰国”的泰同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国处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综合国力远逊于秦汉,但各割据政权仍然不忘封建华夷观念,并借助外夷来朝营造封建正统气氛,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特别是占领南方的吴国和南朝萧梁政权更是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吴国曾经派遣使节朱

应、康泰“南宣国化”,招徕海外数十国特别是扶南、林邑等国来贡。据《三国志·吴志》卷十五《吕岱传》云:“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南朝萧梁时期,大力发展对外关系,招徕各国朝贡。《梁书》卷五四《诸夷列传》记载了海南诸国--即东南亚地区数十国的情况。称:“自梁革运,其(指海南诸国)奉正朔,修职贡,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梁元帝萧绎亲自将当时来华朝贡的外国使者形状及各国有关情况,绘成《职贡图》一卷。这是我国最早的《职贡图》。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梁元帝画外国酋渠、诸蕃土俗本末,仍各图其来贡者之状。”据说该图原绘有上数十个国家,包括了南海的林邑、婆利、狼牙修等国,后虽散失,但成为唐朝阎立德所绘《王会图》的蓝本。隋朝历史虽然短暂,但在对外政策上却也颇为积极。隋炀帝时期,派兵征林邑并遣使赤土,招徕林邑、赤土、真腊、婆利等国来贡。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交流空前发达。据杜佑《通典》卷188指出:“大唐贞观以后,声教远被,自古未通者,重译而至,又多于梁隋焉。”当然,唐朝的对外战略重点是西北大陆也即西域地区国家特别是突厥。经过几次大规模征讨,解除了突厥威胁,并树立了大国威信。据说,“贞观四年(630年)三月,诸蕃诣阙,请太宗为大可汗。乃制下,今后玺书锡西域北方之君长,皆称皇帝为大可汗。”7在东南沿海国家,唐朝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据宋朝朱或《萍洲可谈》卷二称:“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唐朝中央设鸿胪寺,专门管理诸蕃朝贡的接待工作。据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贾耽,在担任宰相前担任过鸿寺卿,熟悉四夷朝贡情况,因而撰《皇华四达记》。另外,唐朝还有两个中央机构是管理朝贡的。一个是礼部的主客郎中,另一个是兵部的职方郎中。前者负责掌管“诸蕃朝见”的接待司礼工作,后者主管绘制有关朝贡使节的图形。据《新唐书》卷四十六载:“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8有唐一代,来华朝贡的东南亚国家比前代大大增加。计有环王(又称占城)、真腊、堕罗钵底、哥罗舍分、盘盘、骠国、弥臣、陀桓、单单、多摩苌、堕婆登、室利佛逝、殊奈、占卑、三佛齐、诃陵、甘卑、甘堂、多蔑、婆罗、婆利、制物、勃泥等二十余国。

由此可见,自秦汉到隋唐,朝贡制度已初具规模。但因此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北方,国家的主要威胁和外交战略的重点也放在北方,东南亚各国来华朝贡虽然有了很悠久的传统,但并没有形成规模。中国封建政府管理外国来华朝贡的相关制度也没有达到系统性和一致性。职能还比较分散,各部门的职责也不很明确。如礼部的鸿卢寺与兵部的职方司职责分工不明;对外国进贡的贡期以及对贡使、国王的赏赐标准等都未见有明确的文字记载。

二、贡制度逐步完善时期———宋、元

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明显南移。随着江南和岭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东南亚海外国家的交通联系更加发达。朝贡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官方对外贸易形式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朝贡制度也进一步完备

起来。

宋朝时期,海外诸国朝贡不绝。据《宋会要辑稿·蕃夷》部分有关资料统计,与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共有26个,入贡次数为302次。入贡比较频繁的东南亚国家是交趾、占城、三佛齐、真腊等,反映了这些国家与宋朝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若从入贡的次数来考察,北宋前期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最为密集。正如史载:“二圣(太祖、太宗)以来,四裔朝贡无虚岁。”109这种现象说明,朝贡的次数和频率是与宋朝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国力的盛衰有密切关系。

与隋、唐相比,宋朝的朝贡制度更加完善。在宋朝中央,管理有关朝贡事务的最高机构是礼部属下的鸿胪寺。宋代开始对贡期作明确的规定。如安南朝贡,

三年一贡”11“自来体制,氏。但对大多数国家未作明显的硬性规定。《宋史》载:“西蕃、西南诸

婆、蕃、占城、回鹤、大食、于阗、三佛齐、邛部川蛮及溪峒之属,或比间数岁入贡。层檀、日本、大理、注辇、蒲甘、龟兹、佛泥、拂林、真腊、罗殿、勃泥、邈黎、

甘眉流诸国入贡,或一再,或三四,不常至。”

宾招待所。贡使入境后,马上被安置在馆驿中,12贡使必须携带一定的身份证明文书,即表章,否则“却其贡”。为了接待外国贡使,宋政府在各港口设置了“来远驿”等外“州县录其国号、人数、姓名、年甲及所赉之物名数,申尚书、礼部、鸿胪寺”,为了确保对大小国家“待遇之礼不致失当”,若为“初入贡者,仍询问其国远近、大小、强弱,与已入贡何国为比”,上奏朝廷。然后,由朝廷派押伴官护送赴京。同时,对外国贡使上京人数,对贡使和国王的赏赐,也作了进一步的明文规定。如“绍兴七年(1137年)三佛齐国乞进章奏赴阙朝见,诏许之。令广东经略司斟量,只许四十人到阙,进贡南珠、象齿、龙涎、珊瑚、琉璃、香药。诏补保顺慕化大将军、三佛齐国王,给赐鞍马、衣带、银器。淳熙五年(1178年),再入贡。计其值二万五千缗,回赐绫锦罗绢等物、银二千五百两。”1413外国贡使到达宋朝京城(北宋开封、南宋临安)后,被统一安置在怀远驿,由礼部负责有关贡使的迎送接待和其它礼仪安排事宜。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宋朝对各国贡品种类和数量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出于自愿性质的随意性的土特产品。而对外国贡使的回赐却比较正规化。宋朝对外国贡使的赏赐主要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普通的“赐”,主要是国信、仪服、银两之类的象征身份和日常使用的物品,以提供给贡使参加有关朝觐宴会等礼仪场合使用;第二类是“回赐”,即对贡物本身的折价物品,一般为金银、缗钱、布匹等;三是“别赐”,是宋朝皇室馈赠给贡使及其国王的私人礼物,主要是金银器、装饰品、衣服等。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朝赐给前来入贡的三佛齐的物品有:赐:初封宽衣一对六件、紫罗夹公服一领、小绫宽汗衫一领、勒帛一条、熟大帛绫宽夹裤一、腰红罗绣夹

三、一副、抱肚一条、二十四两素金要带一条、银五十两、素要带匣一具、杂色衣著绢三百匹、金花银器二百两、钹锣两面、马一匹、八十两闹装银鞍辔一副、缨绂全;回赐:生绫一千一百七十匹、生罗三百匹、青棉锦三百匹、红锦三百匹、银二万一千两;别赐:翠花红法锦袄子一领、二十四两金要带一条、银器二百两、衣著绢三百匹、白马一匹、八十两闹装银鞍辔一副、缨绂全。

元代中国,地跨欧亚,盛极一时,为大力推行朝贡制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加之元世祖采取了十分积极的外交政策,又更加促使了海外各国与元朝建立和发展以朝贡关系15

为主要纽带的外交关系。元朝虽然起于朔漠高原的中国内陆,但对于发展与海外各国关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元世祖曾经专门就如何吸引东南亚各国来华朝贡事宜给东南沿海各省的官员下达谕旨,指出:“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于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慕义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16由此可见,元世祖的对外政策在古代中国的封建帝王中是比较积极和开明的。但是,如果海外各国拒绝接受元朝的上国地位,或对中国有意挑衅,元朝则坚决予以武力还击和惩罚。元朝初年,就曾发兵攻打安南、占城、缅甸、八百媳妇和爪哇。

为了推行元世祖的积极外交政策,元初频频地向海外派出外交使节,主动与各国建交并招徕入贡。元初,著名的海外遣使有:福建行省官员唆都等奉诏书十道诏谕海外诸国;杨庭璧等三使马八儿、俱兰等国;贞元年间周达观等出使真腊国。其中,尤以杨庭璧出使最有成绩。史载,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海外诸国由于杨庭璧的招诱,纷纷遣使来朝。它们是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巫里、马兰丹、那旺、丁诃儿、来来、急兰亦得、苏木都剌等十国。据《元史》等有关资料统计,有元一代,共有34个海外国家遣使来华朝贡。朝贡的总次数超过200次之多。

为了管理朝贡事宜,元朝进一步完善了朝贡制度。对贡使的接待、贡物的转运和回赐规格等都有了更明确的规定。当外国贡使到达中国港口时,市舶司会同各省官员按外交礼仪进行接待。首先将贡使安置在政府设置的专门宾馆,如来远驿、怀远驿等。然后,有关部门对贡物进行分类登记。再将贡物由官道经各站赤转运上大都北京。站赤的功能之一就是“转运蕃夷贡品”191817。贡使至京后,被统一安置在会同馆(又称四方馆)居住。据《元史.·百官志》卷八十五称:“会同馆,秩四品,掌接伴引见诸蛮夷峒官之来朝者。至元十三年(1270年)复置,元贞元年(1295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使,遂成定制。”沿袭前代旧制,会同馆官员负责向贡使询问他们各自国家的情况,并据此编制成《职贡图》。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礼部下令:“会同馆蕃夷使者常至,宜令有司,仿古《职贡图》编而为图,及询其风俗、土产、去国里程,籍而录之,实一代盛事。”20与宋朝相似,元朝对海外各国贡品和回赐也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不过与宋朝所不同的是,外国贡品以奇珍异兽居多,而元朝政府赏赐的物品除了一般的中国特产外,还大量地授给外国贡使及国王象征身份的各种符牌如金符、虎符和银符等等。这些事实说明,元朝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政治意义以及更加好大喜功。关于朝贡活动的意义,元人有肯定和否定两种绝然不同的观点。持赞扬观点的人大多注重朝贡活动的和平外交特性以及它为封建统治营造的神秘光环效应。正如当时诗人所比喻的,朝贡活动的开展,使得“文身雕额阻南荒,稽颡来观上国光;日月中天千万祀,越裳荣染汉廷光;羊2越不须开,坐享年年职贡来;厚往薄来蒙圣惠,从今南海净无埃。”

息,琛瑶瑰异陋金锡;岂须征讨费兵革,文怀远人尽臣服。”2221以及“万国贡献岁糜而反对朝贡制度的人,往往从它的经济上得不偿失以及劳民伤财等角度出发。例如,至元三十年(1293年)御史赵天麟就上书猛烈抨击朝贡活动的泛滥,并且指出了它的的三大弊端;一、“异物荡心”,即刺激封建帝王的骄奢淫逸;二、“使外国闻之国家有嗜好”,即容易招致外夷之人对中国的轻视;三、“水陆转运,役人非细”,即劳民伤财。同时,赵御史还建议彻底改革朝贡制度,让“四夷之纳款者,听书檄奏闻而不献物,子弟入朝而不纳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