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西方古典史学

简述西方古典史学

西方古典史学也就是希腊罗马史学。它们虽然脱胎于早期史学，偶尔还能在他们的字里行间隐约感到泛神论者的体现，但是他们已经开始关注人在历史上的作为了。例如，西罗多德在《历史》中精细地描述三百斯巴达人在温泉关抵抗几十万波斯军队的史实，这当中诸神完全缺位，西罗多德并没有把这场胜利归结于诸神的支持。当然，有趣的是，西罗多德对神话非常感兴趣，他仍然在某些时候无意或有意地让诸神在历史中出现，这是早期古典历史学家不能免俗之处。对诸神的完全背离要留待后代希腊罗马史学家的出现。事实上，继承西罗多德史学事业的色诺芬、李维、塔希陀逐渐确立了早期人文主义的史观。这使得当他们的著作被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家对前人的成就叹为观止。

一、古典史学在曲折中前进

蛮族的入侵中断了希腊罗马的辉煌，以犹太教基督教神学为特征的中世纪史学把历史学家重新带回到神的史观，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重新回到用神和人的交通揭示历史的阶段。当然，与早期史学相比，更系统更具有说服力的神学进入史学，剔除了早期人类粗糙的史学体系，堪称别看生面。具体而微，没有比《旧约》更能凸显犹太教基督教历史观念的经典。从《创世纪》、《出埃及纪》、《申命纪》、《列王纪》到《历代志》，后人不但可以看到犹太人从亚伯拉罕到约瑟入埃及、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扫罗和大卫建国，一直到巴比伦之囚的完整历史，而且能够体现犹太人的史观——这也是整部《旧约》的重要内容：当犹太人恪守和上帝的约定时，就会有富强的国家；但是当他们被判上帝时，就会招来惩罚。其实，犹太人一直如此理解他们的历史，他们把自己民族的兴衰和他们与上帝的互动联系在一起。中世纪的西欧风行此类观点，直到路德改教时期，很多人仍然坚持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从长时段来看，西方史学史就是人类对神的不断回归与叛离的轮回，早期人类生活在诸神的身影下；希腊罗马时代，以英雄为代表的人类作用被发现；中世纪，人们对到上帝当中，把历史的动因归结为人与上帝的互动；从文艺复兴到今天，人们又在历史中重现发掘着人的价值。而古典史学就是一个承前——或多或少继承了前人泛神论的观点，启后——跨过中世纪开启文艺复兴史学的重要阶段。

二、古典史学的灿烂文化

1、.科学与理性精神

科学是愚昧和迷信的对立物。人类就是在克服愚昧和迷信的征途上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类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进步往往以科学的发展为先导。实际行，在泰勒斯时代，大多数希腊人仍然愚昧无知，并对科学心存蔑视。而泰勒斯也清楚的认识到他的责任就是让科学和智慧的光芒照亮全城，把愚昧完全赶走。也正是通过古希腊科学家的努力，希腊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了质疑，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才建立起来。

古希腊人所发现的这种理性就是通常所谓的自主的理性。它不是依赖于任何超自然的神和外在的权威，而是依靠人的智慧和思维能力对事物的一种把握和理解。可以说，在古希腊，自主理性精神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他们在探究一切事物时都将之放到理性的审判台上加以考察。对此，古希腊人柏拉图在《申辩篇》中就曾讲道，苏格拉底主张，凡是为一个人的理智所判断为错误的东西就不应该去想和做。而古罗马人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在实用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其还继

承了这种理性主义精神

2、人文主义精神

古典文化中充满着一种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这种人文主义的特征是什么呢？西方著名的古典文化学者安邦纳曾对此作过精彩的论述：“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为了求得人的利益和进步，它同时既探索世界也探邦纳索人，通过一方探索另一方。安邦纳的这一概括也同样适用于古时代的罗马。或者说，它也是对整个古典时代人文主义特征的概括。 古典时代的人文主义体现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所谓的“神人同形同性论”。在古希腊人看来，神只不过是人的最完美的体现而已，神与人一样也具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也具有诸如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忍、宽容与嫉妒等人所具有的品格。因此，它与古代东方宗教那种把神看作不食人间烟火、威严无比、高不可攀的宗教观念相比是大相径庭的。古希腊人这种宗教观念意欲“用神的形象体现人的智慧与美质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境界。神也只不过是人借以表现其理想的对象罢了。因此，古希腊宗教带有一种人文主义的色彩。而古罗马不仅接受了古希腊人的神，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它的这种宗教精神及其渗透其中的人文主义思想。

西方古典时代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政治生活领域中的民本主义，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感、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大胆描绘和讴歌，艺术作品中对人体的着力刻画和赞美，古典建筑学中“维特鲁威人体”对人文主义的弘扬，如此等等。其中，古希腊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一段话“：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中的一句台词：“天下奇事虽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都成为古典文化中著名的人文主义的格言。而古罗马诗人泰伦斯、著名政治家和学者西塞罗等对人性的深入阐发和强调也为后人所服膺。可以说，人文主义是古典文化的精髓。

3、庄重典雅，优美和谐的文艺风格

对于西方古典文艺风格，世纪著名的艺术史家温克勒曼曾作过精彩而恰当的概括，即：“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朱龙华则进一步补充道“：古典风格以庄重典雅、优美和谐为重要特征，或如温克勒曼所说，那是一种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壮伟，它讲求形式与内容、现实与理想、规范与自由、纯净与丰富之间的辩证统一、平衡以至最高度的和谐，这些关系的过度倾斜和破坏则是非古典的。”古希腊人则是西方古典风格的创立者。当然，这种风格是在他们不断实践的基础上而逐步成熟起来的，其形成的时间当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盛期。而此种风格是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追求自然与人之和谐的精神在艺术领域的体现。它在雅典的神庙建筑和雕刻艺术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而帕特农神庙则是其中的典范之作。

古典艺术风格及其表现形式不仅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追逐和模仿的对象，而且还对18、19世纪的欧洲古典主义运动以极大的影响。

三、古典文化的传承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著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

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卡西奥多勒斯（约477-约565年）不仅编写了《概览》一书（其中第二卷卷是有关“自由七艺”的概要），而且还开设了一个收藏古希腊著作译本的图书馆。伊西多（约560-636年）编写的《词源》则是一切古代和神学知识的汇集。他们的著译作品也就成为了中世纪初期学者们了解古典文化的一条通道，尽管这条通道极为狭窄。虽然基督教文化与古典文化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但实际上，基督教神学也没有完全割断它同古典文化的联系，基督教哲学就是在吸收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到了公元世纪，奥古斯丁吸收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从而导致了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第一次大融合。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著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参考文献： ① 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 转引自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0页 ② 希罗多德：《历史》，第1页 转引自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20页 ③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18页，转引自王晴佳 《西方的历史观念—— 从古希腊到现代》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16页

④ 译文见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