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之鱼水篇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极力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集中力量对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政治、经济、新闻封锁，并诋毁共产党的抗战功绩，中伤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关系，而这反倒引起了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浓厚兴趣。

1943年5月，福尔曼与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成立了“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去延安采访的要求。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直到1944年4月，在美国的不断施压和中外记者的不懈努力下，国民党才同意批准包括福尔曼在内共计21人的中外记者组团访问延安。

5月17日下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启程离开重庆，开始了经华北到西北的艰难旅程。但国民党领队带着记者团兜兜转转，经过好一番折腾，直到5月31日才从山西平渡关渡过黄河进入陕甘宁边区，踏上了“红色中国”的土地。

尽管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采访百般阻挠，甚至查检扣押他们所发的电讯，但福尔曼等仍然不屈不挠。在访问过程中，福尔曼不顾记者团领队的坚决反对，单独采访了林祖涵、周扬、叶剑英、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按采访顺序）等共产党领导人。他还同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秘书长李维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就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渊源、行政机构、民主政治、财政贸易、金融、工农业生产状况及文教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采访。在采访中，福尔曼曾向一群八路军军官提出，如果重庆发动一次新的“围剿”，驻扎在紧挨国民党统治区的边区的5万名集农民与士兵于一身的八路军战士，可能无力抵御胡宗南50万中央军时，他们毫不犹豫地齐声说：“够啦！够啦！你忘了，人民和我们在一起。”

在采访中，朱德还给福尔曼指出了国共两党所领导的军队的不同：“我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遗憾的是，被国民党强行征来的大多数士兵，至少在目前还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为何而战。很明显，这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一再受挫。但我们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战士们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是人民的战士，受到人民的支持。我们的战士有主动性，有作战能力。”

6月6日，记者团到达王震359旅驻地南泥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叶剑英、王震等陪同记者团在南泥湾各地参观，介绍359旅的军事训练和生产建设情况。在南泥湾，福尔曼看到许多兵士在田里工作，久经战阵的兵士在纺纱、织布、缝军服。他甚至发现“毛泽东也在他的一块小小的地种下洋葱。朱德则种莴苣和白菜”。边区军民靠自己的双手实现了根据地的经济自给。福尔曼这样评价这支既能作战又能生产的军队：“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部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

8月下旬，福尔曼和《时代》周刊记者爱波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采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八路军的战斗。在《北行漫记》一书中，福尔曼详细记述了他在晋绥边区前线的见闻。他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是训练得最好，最有纪律的部队。” 福尔曼曾说，在他这几个月的参观中，最令他感动的是人民都武装起来了。他指出：“220万民兵是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共产党武装起来的人民。在我看来，关于人民内心怎么看待共产党的问题，民兵作出了最概括的回答，因为武装起来的人民不可能会长期容忍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和一支强加的军队。这是举世公理。”他发现人民群众善于以各种巧妙的方式与敌人作战，“民兵们挖空了石头来做成石头地雷，还有人装满瓶子、水壶、甚至茶壶，有一个独出心裁，做成一个木制的大炮。”“在河北中部，今天存在一个令人惊奇

的地道系统，把周围几十英里的几百个村庄连接起来，其建筑规模之大，足使纽约的地道系统，和它来比较，真如小巫之见大巫。地道是非常广阔，足够躲藏全部人民和他们的牲畜，并且还准备着充分的食物与水，以防长期的围困。”人民群众的智慧在战争中的运用使他坚信，“虽然民兵们用着旧武器，但亦能打击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这次战争证明了最要紧的东西不是武器，而是精神、勇敢。在战争爆发前，德意日都有好的武器，英美中武器较差，在中国已经证明了光武器还不是要紧的东西，精神更重要。”

在前线，福尔曼用相机拍摄了“大娘给八路军送水”、“村民自发组成队伍，将伤员从前线抬往医院”等一幕幕动人的场景，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兵民携手、互相信任、相互支持的军民鱼水深情。为了表达心中的激动和振奋，福尔曼甚至还和其他记者们一起齐声高呼：“八路军、游击队、民兵、老百姓万岁！”

结束了五个月的采访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肆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年至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就出版了《北行漫记》一书，把他在边区数月的见闻和八路军对日本侵略者作战的事迹写成故事，他告诉全世界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编辑：冯晓淑 fxs0914@http://wendang.chazidian.com

“生产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这或许可以说是八路军的特色。据我所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其他部队这样大规模地开展过生产，这毫无疑问也是造成军民间神奇合作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我所知道，任何接触过八路军的人都不会怀疑，正是与人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 ――哈里森?福尔曼

哈里森?福尔曼（1898―1978），美国人。1932年第一次到中国，后任美国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抵达陕北苏区，采访了正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的中国红军，会晤了彭德怀、贺龙等红军将领。1944年作为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再次到访延安，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中译本名为《北行漫记》），并将自己在访问过程中拍摄的大量照片选编为《西行漫影》画册。 一位陕北农民与毛泽东的深厚情谊 文 / 侯党生 邓亚斌

战争年代有缘相识

延安时期，同毛泽东来往最多的当数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杨步浩了。杨步浩是一位善良的普通农民，由横山县逃难到延安川口区碾庄乡石家畔的。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友情长达30多年。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全体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也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参加。当杨步浩知道这些领导人也有生产任务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杨步浩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他们工作那么繁忙，哪有时间种地交公粮？自己刚结婚，又没有拖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什么不能替他们代耕、交公粮，也好让边区领导人集中精力想更重要的事。于是，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乡长，叫乡长去跟毛主席说说。

乡长把杨步浩的想法说给毛泽东听，毛泽东知道后，为这位朴实农民的诚心所感动，让乡长问杨步浩代耕需要什么条件。杨步浩很干脆地说：“我要四头驴、四把犁、四把犁耙、四担小米。”就这样，杨步浩开始为边区领导人代耕了。

他白天干，晚上还打着火把干。夏收后，他赶着三头毛驴将扬净晒干的三百多斤新麦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替毛泽东缴上了公粮。听说这位替他代耕的农民来了，毛泽东会见了杨步浩，认真倾听了他的苦难身世和“吃米不忘种谷人，穿青不忘种蓝人”的代耕原委。自那以后，毛泽东和杨步浩就成了不是亲戚、但比亲戚还亲的朋友。杨步浩替毛泽东代耕一直持续到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