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时代的朝鲜战争

大唐时代的朝鲜战争

公元四世纪中叶，朝鲜半岛处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中以历史最悠久的高句丽综合国力最强，高句丽横跨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以平壤为都，其国境西至辽河、东至图们江，由通古斯扶余族的高氏于公元前一世纪建立。这家伙那时的个头比现在的北朝鲜还大，其疆域包括了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包括了现在的沈阳和大连。百济和新罗则占据了半岛的南部：百济在西，以汉城为都，领土大致有今韩国的京畿道和全罗北道地区；新罗在东，首都金城（今韩国庆州），领有半岛东南部。这两国都是从“三韩”发展起来的。所谓“三韩”，是马韩、辰韩、弁韩的总称，是由许多小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古代的东亚是一个自成体系的世界，而这一世界的中心则是历史最悠久、文化最发达、国力最强大的中国。构成东亚世界各国间交往的基本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册封朝贡体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华夷秩序。公元六世纪末，隋文帝杨坚再次统一了长达近两百年分裂和战乱的华夏大地。隋朝统一中国后，百济和新罗为抗击高句丽的进攻和扩张，寻求隋朝的保护，都向隋朝朝贡称臣，而百济同时也向倭国（今日本）寻求军事援助。为收回在秦汉时即属中国的辽东地区，强化东亚的华夷秩序，公元598年至611年间，大隋朝曾四次对高句丽用兵，但皆因劳师远征，无功而返。

隋朝灭亡后，朝鲜半岛的三个国家分别向新的老板大唐帝国朝贡称臣。唐高祖李渊对三国是平等对待的，册封高句丽王为辽东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为乐浪郡王。半岛三国虽受了册封，但高句丽和百济却不甘寂寞，半岛上仍是狼烟四起。七世纪上半叶，一直把进攻矛头对准百济的高句丽开始把新罗作为新的攻击目标。而百济也吃柿子捡软的，在公元642年大举进攻新罗，袭取新罗大小城池40余座，并攻下新罗军事重镇——大耶城，杀死守将新罗太子金春秋的女婿品释和女儿一家，活埋了新罗军民数千人。从此，新罗与百济结下了血海深仇。

大唐首次出兵朝鲜半岛

公元642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暗杀了亲唐的高句丽荣留王，拥高藏王上台，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北面加强对唐的备战，在南面和百济联手，加紧了对新罗的军事进攻。新罗在高句丽和百济的夹攻下，己岌岌可危。643年，新罗王子金春秋前往唐朝首都长安，谒见唐太宗李世民，诉说了新罗的困境并请求唐军出兵干涉。太宗当即向高句丽和百济派遣使臣，命令两国立即停止对新罗的进攻。百济即表示服从，但高句丽的泉盖苏文拒不执行宗主国的停战诏令，后又扣留了唐朝派去的使臣。唐太宗终于被激怒了，随即决定远征高句丽。诏曰:”泉盖苏文轼其君，贼其臣，残虏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不讨。 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 。”唐军出兵半岛，一则为惩治叛臣贼子，二则为收复失地，三则为援助藩国， 因而师出有名，是正义之师。 经过一年的充分准备，645年，太宗率6万精锐唐军从长安起兵，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到达柳城后兵分两路渡过辽河，进入高句丽境内，轻取辽东城后两路唐军呈南北态势夹击安市城(今辽宁省鞍山市)。此时，高句丽大将高廷寿率领20万援军也赶到了，在距安市城40里处摆下了阵势。

太宗令名将李绩率5000骑兵迂回攻击高军侧后翼，长孙无忌率10000步骑兵正面攻击高军，这两支唐军偏师趁高军立足未稳，抢先进攻。唐军总兵力虽不及高军三分之一，但全是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精兵，高军人数虽众，却大都是乌合之众，整体战斗力并不强于唐军。双方杀得难解难分，僵持不下。此时，从唐军阵中闪出一将，白盔银甲，白马银戟，腰挂两张弓，单骑杀入高句丽军核心阵中，这白袍将军勇不可挡，所向披靡，唐军士气立刻被鼓动起来，随即跟进掩杀，高军士气顿时一落千丈，所谓兵败如山侧，高军倾刻间崩溃，高廷寿也死于乱军之中。20万高句丽援军死伤过半，余者或降或逃。那位单骑冲敌阵的勇将即当时还是无名小将的薛仁贵，太宗重赏之并提拔其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薛仁贵后两次任远征高句丽的副帅，成为唐代名将，此是后话了。

打败高句丽援军后，唐军继续围攻安市城，但该城墙高沟深，壁垒森严，唐军一时难以攻克。不久，寒冷的冬季到来了。恶劣的天气使唐军的后勤补给发生了严重困难，非战斗减员在迅速上升。师老于坚城下，乃兵家大忌，马背皇帝的李世民深喑兵法，即率兵撤退。

首战高句丽未竞全功，使唐太宗明白了到辽东的陆路漫长补给线，在严劣的自然条件下，难以维持大兵团作战的后勤供应。于是唐改为以小规模部队对高句丽进行不间断的袭扰，以消耗其的国力。647年和

648年两年内，唐军三次进攻高句丽，均获得很大战果，太宗认为时机已到，准备以30万大军从海路直捣高句丽的中枢。但此时唐太宗不幸驾崩，征服高句丽的作战计划暂时搁置起来。

七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的态势

辽东严酷的气候环境虽然暂时阻挡了唐军的铁骑，但是大唐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经济力量让高句丽和百济惊恐不安，日夜不宁。在高句丽独裁者泉盖苏文的百般挑拨下，百济在政治上与大唐越走越远，决定与高句丽加强联合，侵略新罗，后又与倭国结盟，对抗唐朝，彻底与唐朝对立了。而新罗的金春秋在对唐朝一系列外交活动中，赢得了唐朝极大的信任和援助。此时的朝鲜半岛，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倭国为一方;新罗、唐朝为一方的政治局势。保持了两个世纪的半岛政治军事均衡，终于被东亚的头号强国---大唐帝国的介入而打破了。

百济灭亡

公元655年，高句丽、百济联手对新罗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连下新罗36座城池。新罗再次告急，唐高宗派出了以程名振、苏定方、薛仁贵等统率的援军，围魏救赵，在辽东贵端水附近击溃高句丽军。658年和659年，又两次出兵辽东，斩获颇丰。这几次军事行动虽然牵制了高句丽的兵力，减轻了高句丽对新罗的军事压力，但是未从根本上解决半岛问题。

659年末，百济攻陷了新罗的独山、桐岑二城，新罗武烈王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向唐长安飞来。高宗也认识到仅从辽东背后牵制高句丽的策略并不能解决新罗的危机。因此，决定开始对新罗进行全面的军事援助，并调整了战略方针，把进攻矛头直接对准百济。并确定了唐军与新罗军联手先击败百济，在半岛取得立足点后，与辽东方面的军队南北夹击高句丽的总体战略方针。

660年大唐共动员了精锐水陆军13万，远征军总指挥---神丘道行军大总管是唐名将苏定方，此人非同一般，是平定东、西突厥的唐军统帅;副总指挥---神丘道行军副总管金仁门，是新罗王金春秋的二王子。唐新联军的主要战略构想是:唐水陆军船队从城山(今烟台)出发，横渡黄海，在朝鲜半岛登陆后直捣百济的首都泗比。作为偏师助攻的是被高宗封为新军总管的新罗武烈王亲率的5万新罗军，从陆路由东向西夹击泗比城。

660年3月，苏定方统帅的远征军船队从城山启航，至熊律江(今锦江)口，与百济守军激战后，先头部队很快就登陆了，唐军后继部队源源不断地拥来，一时海面上樯桅如林，百舸争流，煞是壮观。百济军大败，死伤数千人。7月10日唐军攻下了战略要地熊津江口，切断了百济首都泗比的海上通道

而此时，从陆路助攻的新罗军队却遇到了百济名将阶伯率领的5000死士的殊死抵抗，最后虽取胜，但伤亡惨重。

唐军攻占白江口后，水陆大军立即齐头并进，沿江而上，三日消灭了泗比城外围的新罗军，斩首万余。7月12日，唐军杀入百济首都泗比城，百济亡国己成定局。660年7月18日，百济义慈王宣布投降，百济灭亡。

倭国的介入

百济灭亡后，其残余的势力又一次把求援的目光落在了倭国。660年１０月，鬼室福信遣使至日本，请求迎立在日本为人质的前百济王子扶余丰，并向日本乞求援师。为了保住在朝鲜半岛上的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政治危机，日本的齐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丰回国和出兵援助百济的决定。１２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从内地的飞鸟京移驾沿海的难波城，并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部。６６１年７月，齐明天皇驾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称制，是为天智天皇。9月，天智天皇遣将狄井槟榔、朴市田来津等率兵５０００余人护送扶余丰返国即位。

但是倭国天皇打错了算盘，唐朝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强大的常备军;而倭国当时是豪族国家的联合体，军队是由各地豪族的私人武装组成，战斗力和唐军根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实力上的巨大差异，注定了之后倭国惨败的命运。

留守百济

回过头来再说百济既亡，按原定的总体战略方针，苏定方率唐军主力约10万北上对高句丽作战。由大将刘仁愿留守百济，唐军留守总部设在泗比城，并在百济故地设立了熊津等5个都督府，委派当地的酋长任地方长官。

亡国的百济虽已失去了首都、中枢机构、主要大城市和大部分主力军队，但各地的地方势头和守备部队并没受到打击，都完整存在。因此，到660年9月，百济各地暴乱迅速蔓延到全境。刘仁愿的少数留守部队在百济乱军的围攻下，被困于半岛南端，情形十分危急，而此时苏定方率领的主力唐军与高句丽军相持不下，难以回师南下增援。

为解救刘仁愿部，高宗派出由刘仁轨率领的援军，渡海火速增援，同时命令新罗军立刻西进，协助唐军解泗比之围。10月下旬，唐援军和协攻的新罗军大败百济乱军，成功解了泗比之围。661年2月，百济将军武王从子鬼室福信率数万乱军又卷土重来，这次新罗军表现不错，在唐军未提出要求前主动出兵增援，唐新联军又一次大败百济乱军，杀敌万余。

4月，唐军44000人以水陆两路再次向高句丽进攻，7月，唐军已打到平壤城下，但久攻不下，乃于次年2月退兵。唐军野战能力甚强，但攻坚能力似乎不尽人意。唐高宗诏令刘仁轨，命令他从平壤撤军与新罗的军队会合，共同坚守，若金法敏（新罗太子）希望唐军留镇，就驻扎在新罗；如果不行，就乘船回国。但刘仁轨的意见是应该乘此机会灭掉百济和高句丽。他认为：唐朝要吞并高句丽，就要先消灭百济，然后再联合新罗一举征服高句丽；如先从平壤后撤，再放弃熊津府回国，则百济就会死灰复燃，以后再想得到这样的机会就难了。而福信凶残暴虐，而百济王子扶余丰猜忌心重，两人貌合神离，一定会自相残杀，所以可以静观其变，伺机而动。之后发生的事实说明刘仁轨当时的分析和判断完全正确。

刘仁轨得到高宗默许后，一面“飞表闻上，更请兵船”，一面派兵伺机出击，先后攻克了支罗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地，又与新罗联兵攻克了“临江高险，又当冲要”的真砚城，终于打通通往新罗的粮道，保证了唐军的补给。而鬼室福信与扶余丰也果如刘仁轨所料，两人发生内讧，福信被杀，百济的残余力量再无实力反攻了。

决战白江口

公元663年3月，倭国天皇命毛野君稚子、间人连大盖等倭将率军2万7千人，渡海登上了朝鲜半岛，也采取了围魏救赵的战术，直接攻击新罗军，占领了新罗的沙鼻歧、奴江两城，切断了唐军与新罗军的联系，试图减轻百济残军的正面压力。

5月，唐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7000援军登陆仁存，并很快攻陷了熊津，与刘仁轨、刘仁愿部合兵一处，军势大振。另一路是新罗文武王(原太子金法敏)率新罗军，再次攻入百济。

会师后，唐军主要将领和新罗文武王召开了联合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了作战计划:迅速攻克百济残余军队的最后大本营---周留城，由孙仁师、刘仁愿和文武王指挥陆军从陆路围攻周留;由刘仁轨、杜爽率水军从水路经熊津江进入白江，封锁白江的出海口，彻底切断周留与海上的联系。当然，文武王出席会议只是形式，并无决策权，一切都是唐军将领说了算。

在此时，倭国又向百济派出了10000余援军，倭军在百济的总兵力达到42000余人。

周留城座落在白江上游不远的左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8月17日，孙仁师、刘仁愿所率的唐军陆上部队和文武王所率的新罗军组成联军陆路部队开始对周留进行总攻，周留城外的敌军据点逐一被攻克，百济和倭国的守军相继投降。联军陆路部队完成从陆上三面包围了周留城的态势，但从周留至白江口一线尚在百济和倭军的控制下， 白江口系朝鲜半岛上的熊津江（今韩国之锦江）入海处形成的一条支流，白村江的入海口，百济可通过白江口得到倭国的海上支援，从而恃险固守。所以，白江成了百济生死存亡的最后生命线，双方都誓在必取

封锁白江口的任务落在了刘仁轨率领的大唐水军身上。这支水军拥有战船107艘，大部分都是楼船、斗舰一类大型船只，兵力约7000人。当刘仁轨的水军迅速完成了白江口的布防后， 8月27日，倭国的第三批援军也到达了，倭军拥有400艘战船，但都是些小型船只，兵力约为12000人。从两军实力对比来看，倭军的船只、兵力虽多于唐军，但唐军船坚器利、装备优良，战斗力强于倭军。

8月28日倭军率先向唐军发起了进攻。历史上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首次大规模战斗在白江口展开。两军接战后，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大唐水军在刘仁轨沉着、冷静的指挥下，整支舰队进退有序、机动灵

活。唐军以两艘战船为一组，远则以火箭攻击，近则以船头冲角撞击，充分显示了一支正规常备军和指挥官的高超军事素质。而倭军是由各地豪族私人武装仓促下纠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也没有能把握瞬息万变的战场优秀指挥官，只凭着一股蛮勇、各自为战的落后战法，一窝蜂似的窜入唐水军的坚阵中。

开战后， 唐军与倭军互相发射火箭攻击对方兵船，但在唐军的大型战船面前，火箭并不是致命的克制武器，因为纵然大船的一部分着火，也能有时间扑灭。但对倭军小型船只则不然，一旦着火，很快就会烧及全船。烧成一团火的兵船，为了逃命势必到处乱窜。结果又纷纷撞上其他友船，火苗也跟着蔓延。不久，倭军的兵船就一艘接一艘被烧毁，倭军大将朴市田也被唐军射成了剌猬

白江口水战前后共持续了两天，倭军的战艘悉数被毁，仅数艘逃脱，士兵溺死者不计其数。据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寥寥数语，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仗唐军大败倭军的激烈、壮观场面。

公元663年9月7日，周留城的百济守军绝望下开城向唐军投降。百济各地的抵抗力量迅速失去了继续抵抗的意志，唐新联军不久就平定了百济全境，百济彻底灭亡

意 义

白江口之战奠定了七世纪以来东北亚地区的基本格局。百济的灭亡使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5年后的668年，唐朝和新罗的联军灭掉了高句丽。大唐帝国开始了朝鲜半岛直接的殖民统治，因而对唐来讲，白江口之战是大唐经略东北和半岛的第一个里程碑。

对新罗来讲，白江口之战奠定了它统一朝鲜半岛的基础，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对倭国来讲，白江一战使得它的势力彻底被逐出了朝鲜半岛，使其感受了倭国落后的社会形态和唐朝先进的政治、军事、文化之间的差距。之后，倭国接连派“遣唐使”赴华，对唐朝的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学习研究，将唐朝的律令制度、学术文化陆续传入倭国。客观上促进了日本的进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