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期 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ＮＯＲ田田Ⅳ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中文核心期刊ａｎｄＳｏｃｆｉｄ２００９年第２期Ｎｏ．２．２００９ｌｏ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Ｉ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ｃｉｅｍ）

民国初年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与研究

——以《中华归主》为例探讨

马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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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年，基督教传教士系统地组织了一次中国基督教发展状况的调查，历经十年将这些调查资料汇编成（中华归主）一书，于１９２２年出版。该书中也涉及到中国穆斯林的部分内容。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现状的调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真正的调查。只是将多年观察的资料加以拼凑和整理，是对已有的工作经验的汇报。尽管如此，这些调查资料也是他们对清末民初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的见证，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在社会更替时期的精神风貌和历史进程。是研究那段中国伊斯兰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史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关键词】传教士；（中华归主＞；穆斯林

【中图分类号］Ｂ９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１４０（２００９｝０２—０１２０一０７

＜中华归主一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１９０１—１９２０））原名是＜中华归主＞。此书是由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下设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编制，于１９２２年出版。该委办会为搞清当时中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真实情况，动员了全国各基督教教会会长和干事以及１５０名通讯员，从１９１８年开始为时３年对华传教历史和教会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书中还包括我国各省的行政区域、面积、里数、边界、城市、人口、地势、山川、民族、语言、气候、物产资源、经济状况、水陆交通、邮电、学校、医药设施等等，其中还涉及到了对中国穆斯林的一些调查情况。该调查资料远远超出了传教范围，正因如此，该书不仅成为研究现代中国基督教史，而且也是研究这段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本文拟就以该书中提供的关于中国穆斯林的史料为线索，对传教士视角下的中国穆斯林作一个初步的论述和分析，一方面展示民国初年中国穆斯林的社会风貌，另一方面展现传教士福音中国穆斯林的初步计划。

一、中华续行委办会的成立及工作简述

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是在１９１０年的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提出的，但正式成立却是１９１３年。该会是基督教新教在我国创办的一个组织，发起人是美国基督教著名活动家，当时担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总干事和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穆德（ＪｏｈｎＲａｌｅｉｇｈＭｏｒｔ）。１９１３年，他在中国召集了基督教各教会的负责人开会。为了促进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大会一致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穆德在大会上倡导各教会对中国基督教现状和中国的国情做出周密的调查研究，大会一致同意此建议。又经过五年的筹备，１９１８年秋在这个组织下面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开始进行中国基督教现状和中国国情的调查，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调查目标如下：

一、收集情况并摘要发表，以使差会负责人能够具体了解各差会之间的工作关系；能够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一０１一０２

［作者简介】马景（１９７９一），男（回族）。甘肃天水人，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伊斯兰教、伊期兰教与基督教关系研究。?－－——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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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支配本差会的人力物力；帮助他们在全国各差会工作方面取得更有效、更加协调与平衡的发展。二、找出未被任何宣教会认为责任地的地区并划定其界限，同时也指出那些虽已被认为责任地但至今尚未开展宣教工作的地区。三、根据人口和单位面积论述全国宣教工作的状况，根据各地具体需要提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宣教工作。四、激发中国基督教徒对国内宣教工作的更大热情和更深厚的责任感；通过描述外国传教士人力不足无法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宗教需要，以激发起中国教会的极大宣教热情，适应目前任务的艰巨性和迫切性【ＩＪ。

该调查委员会于１９２１年完成调查，第二年出版＜中华归主＞。该书的主编由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干事、美国传教士司德敷（ＭｉｌｔｏｎＴｈｅｏｂａｌｄＳｔａｕｆｆｅｒ）担任。

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也始于１９１０年的爱丁堡大会。当时在会上传教士马歇尔?布鲁姆霍尔①的＜中国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引起了传教士们对中国穆斯林问题的高度重视，激发了他们福音穆斯林的宗教热情。中华续行委办会成立以后，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也同时提上日程。１９１７年致力于穆斯林世界传教的萨缪尔?瑞美尔⑦（ＳａｍｕｅｌＺｗｅｍｅｒ）来华后，多次召开会议，“对于传布耶稣福音于被人忽视之中国回教徒一问题，加以讨论”，【２Ｊ对讨论的议案呈送中华续行委办会，该会对于中国穆斯林问题极为重视，随后成立了穆斯林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该委员会的宗旨有三个：

（１）调查和制作穆斯林人口和地区的分布地图；（２）发行基督教宣教小册子，特别是向穆斯林

发行中文和阿拉伯文的书籍，包括汉译本＜古兰经＞；（３）吸引传教士和穆斯林对这个项目重要性的注意力。开始进行调查和研究与基督教相同的伊斯兰教专门词汇。以此为基础，委员会出版了各种小册子和书籍来宣传基督教，同时驳斥与基督教相悖的伊斯兰教义。１３Ｊ

二、调查中国穆斯林的内容

尽管成立了中国穆斯林工作委员会，但致力于中国穆斯林调查的传教士并不多，主要有内地会的罗茨（Ｆ．ＨｅｒｂｅｒｔＲｈｏｄｅｓ）、公益会的梅益盛（ＩｓａａｃＭａｓｏｎ，１８７０—１９３９年）、内地会的欧格菲（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ｇｉｌｖｉｅ）、内地会的蹼马克（Ｂｏｔｈａｍ．Ｍａｒｋ）等人。但欧格菲于１９１８年英年早逝，梅益盛忙于上海广学会的文献出版，主要调查人员就剩罗茨和蹼马克两人了。调查人员少，就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比较肤浅，好多资料也并不是他们调查的，而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在该书中他们将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线索还是比较清晰的。纵观该书对中国穆斯林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学术上的中国穆斯林问题

传教士对中国伊斯兰教或穆斯林最感兴趣的还是伊斯兰教何时、如何传入中国？中国穆斯林人口与分布等。对于伊斯兰教什么时候入华这个学术问题，传教士并没有系统的探讨，尽管梅益盛后来做过系统地探讨④。而且观点比较符合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脉络，但那是１９２４年以后的事，至少是在该书出版以后了，所以不代表本书的观点。作为主要的调查人员，罗茨还是采纳了海恩波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教或者穆斯林传教士是从广州进入中国，广州和扬州的两个墓碑被认为是历史见证。对于伊斯兰教如何入华的问题，该书分析的比较中肯，也没有传教士视角中认为的那样：伊斯兰教的传播是穆罕默德一手拿着宝剑。一手拿着古兰经的结果。他们的调查认为，一般来说，在中华民国的境内，无论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到处都有穆斯林的聚居区；穆斯林在中国的聚居区是“用和平手段取得的”。

①马歇尔?布鲁姆霍尔（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Ｂｒｏｏｍｈａｌｌ。汉语名海恩波。１８６６—１９３７年），英国人，传教士，基督教中国内地会（ＣｈｉｎａＩｎｌａｎｄＭｉｓｓｉｏｎ）创始人戴德生（Ｈｕｄ∞ｎＴａｙｌｏｒ）的外甥，１８９０年来华传教。著书颇丰，１９１１出版的（ａｅ国伊斯兰教）（Ｉｓｌａ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在西方学术界影响较大。

②瑞美尔（１８６７—１９５２年），美国著名传教士，一生致力于福音穆斯林，被誉为派往穆斯林世界的使者，一生大半时间在埃及、土耳其、巴林等地传教，曾多次主持针对穆斯林世界寅教的会议，１９１１年创办了＜穆斯林世界＞杂志，时至今日仍然出版，在西方社会影响较大。也可具体参见王建平：‘兹威默：派往伊斯兰教的使徒），载许志伟主编：‘基督教思想评论）第五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杜，２００７年。

④梅益盛对中国伊斯兰教曾作过较为系统的研究．曾在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上发表文章数篇，其中Ｔｌｌｅ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ａ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ｗｈｅｎａｎｄｈｏｗｔｈｅｖｆｉｒｓｔⅫ，在当时影响较大。中国学者朱杰勤曾翻译成汉语，取名‘回教入华考），具体参见朱

?———１２１－?——杰勤译＜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ｉ９３９年。万方数据

中国穆斯林的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传教士关心的一个话题，也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要在中国穆斯林中宣传基督教，就必须了解中国穆斯林的地区分布、人口，聚居区的特征等。但现有的资料不足以弄清楚中国穆斯林的数量，因为中国没有做过科学的户口调查，而且即便是有这样的调查，其数字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他们指出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最多是１０００万，’或者在７０６．６万至８３３．６万之间【４｜。我们并不清楚这个数字是怎么算的，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文献中得来的，这个数字明显低估了中国穆斯林的人口数量，而且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字是低估的。然而，当时基督教传教士认为。在中国穆斯林人口数量调查不清楚的原因除了政局不稳定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传教点，特别是穆斯林聚居区的传教点人员不足，而且在穆斯林地区做传教工作的人员是孤立的。其次，应当提及的是，截至目前（１９２０年），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一些穆斯林没有任何的福音信息，穆斯林人口的调查工作在这些地方是很棘手的【５ｌ。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穆斯林数量是当时理论界、学术界等各方努力弄清楚的一个问题，但都众说纷纭。海恩波说１０００万，１９１１年民政部的统计数字是３５４０万，土耳其穆斯林学者的数字显示是３０００万，而中国穆斯林普遍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入口是５０００万左右。占中国总人口的８％至１０％。①

２．中国穆斯林的派别

从早期的多伦调查团、⑦海恩波以及到基督教续行委办会，中国穆斯林的派别都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但限于语言、调查的深度等因素，他们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问题始终没有搞清楚。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境内的穆斯林都属于逊尼派，没有什叶派。从整体上来说，这个结论基本符合中国穆斯林的实际情况，但什叶派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③他们的调查认为，中国有老教、新教和新新教，老教是“保守的”，新教是“进步的”【６】。这与清代官方文献中对新教和老教的解释是完全相反的。清代官方文献认为老教是“教人学好向正，并无异端搀杂其中，千数百年未之有改，亦无悖乱不经之事自干刑戮，久为圣世所兼容”，而新教是“在天方为异端，本穆罕默德之罪人；在中国为妖孽，乃国家必讨之贼。”【７Ｊ新新派在他们的概念中指甘肃临潭马启西开创的西道堂，他们指出：新新派“其总部设在洮州古城，该派创始人已死于白狼之乱。近年来他们在宗教势力和商业组织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Ｌ８Ｉ。他们还认为苏菲主义对中国的穆斯林影响较大，但该书中没有具体分析，也没有资料论述。他们认为，甘肃东部是新教的根据地，新教又分数支派，吉黑利亚（哲赫忍耶）派被称为新派，该派的首领权力极大，其“首领常驻张家ＪｉＩ及固原附近。”【９】在这里指哲赫忍耶的第七代教主马元章。灵州和宁灵新教势力较强，这里曾是马化龙的聚居地。在甘肃西部有一派为“门圜派（门宦派），河州有四大门圜。河州和宁夏有许多穆斯林先贤的陵墓，教民定期到这里烧香致祭。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还不知道中国伊斯兰教的门宦就属于苏菲派，但他们认为华北一带格迪目教坊内部的新行派是苏菲派。

除了谈及老教、新教、新新教以外。该调查团还提及了新行派和古行派，他们的调查认为，近年来人们常常谈到新行和古行，他们认为，这两个派别不是按照国籍来划分的，而是“按神学和神秘的标准而分的，新行似乎是非正统派，古行是正统派，前者是广教派，后者是神秘派和仪式派”。他们调查的这个结论恰恰混淆了中国教派和门宦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他们调查的不仔细，而且对中国伊斯兰教缺乏深入的了解。一般来说，新行和古行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的格迪目派内部的两个派别，最早是经堂教育山东学派常志美的弟子之间围绕着礼俗革新而产生的。常志美的弟子舍蕴善提出改革礼俗的十八条④

①民国时期对中国穆斯林人数的调查是国内外各界关心的一个话题，但因社会动荡不安等各种原因。各方对穆斯林人口数量的统计是估算的，甚至推测的，其准确性还有待探讨。１９３３年出版的（现象月刊＞第一卷第二期有‘回教及其教徒的分布）一文。对当时各方的统计数字曾作过详细分析和评论。

．．④多伦调查团是以法国司令官多伦为首的四个探险家兼学者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年对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状调查，该团一行在云南、四川、．甘肃、内蒙古、北京等地．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１９ｌｏ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名为‘中国穆斯林ｉ珂查ｔｅ），在学术界影响较大。

．．＠从整体上说，中国属于逊尼派，遵循大伊玛目艾卜?哈尼法的教法体系，但从局部来看，受什叶派的影响较大，如，清代官方文献堂也布什叶派的记载，具体可参见薛文波：‘什叶派对中国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影响＞，载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榘），亍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Ｑ关于舍蕴善改革的十八条至今已经不可考。民国的穆斯林学者王静斋、金吉堂、傅统先等人有所论述，但很简略。白寿彝曾撰写婆（怠堕善）一文，但对于舍蕴普改革的措施缺乏全面系统的介绍。当今穆斯林学者杨永昌最早提及舍蕴善的改革十八条．霉基本不可耋。笔者曾就这十八条的改革作过一个初步的探讨。可参见拙著：‘经学大师舍蕴善的革新思想及其影响＞．载‘伊斯兰文化研究）（西安）．２００７年第４期。一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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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遭到格迪目教坊的古行派穆斯林的反对，反对者将他称为“侯都斯”①，【１０】而反对者以古行自居。与西北地区的门宦所区别的是，古行和新行主要流行于华北一带，在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也有影响。据他们在四川的调查显示：在四川全境，有些地方古行占有优势，有些地方新行占有优势，在成都古行派的清真寺与新行派的清真寺比例关系是１２：１。其实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行和新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都遵行格迪目教派的观点，只是在细微的宗教仪式或礼俗方面因主张不同而稍微有所差别。

３．甘肃穆斯林的组成

该调查团由于人手不足，尽管对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在总体有所掌握，尤其对四川和甘肃的穆斯林的来源、分布、职业结构、社会阶层等有一定调查，尽管有些资料不是很准确，但却反映出他们做了一定的努力。在甘肃的调查中，他们认为甘肃的穆斯林比任何一个省都多，人数大概在１５０—３００万之间。对于该省穆斯林的来源，他们的调查认为，主要有三个极不相同的民族构成：

第一，阿拉伯波斯族。其祖先在唐朝时期穿越中亚，经新疆而进入中国。据历史记载，唐高祖时期曾有外国使臣或者商队到达长安，其中有几个阿拉伯人在中国定居下来，从此无数的阿拉伯人一批一批地进入中国，经过几代的繁衍，他们成为中国人。现在甘肃的穆斯林与周围的汉族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原因是几个世纪以来他们能够保持其纯粹的血统。最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区，西部有西宁、河州（导河）、洮州。东部有宁夏（银川）、固原、海城及张家川等地。这些地方均使用汉语，只是在社交和宗教礼仪方面使用大量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多数清真寺都设有经堂教育，培养阿訇人才。大多数的阿訇都富有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知识，其信众多半只能诵读阿拉伯文而不懂其意思。过去甘肃的穆斯林没有学校，最近几年来，各地创办的清真小学对学生教授汉语，按照北洋政府规定的课程进行教学，并附加有阿拉伯语的教学。

第二，东乡族。东乡族居河州以东和洮河以西的山区地带。关于东乡族进入甘肃的历史，有一种解释，当维吾尔人（回纥或回鹘）自喀什噶尔迁移至吐鲁番或哈密时，即与当地的蒙古人联合。至公元８世纪，阿拉伯宣教师被派遣来该族中宣传伊斯兰教，该族人全部信奉了伊斯兰教。另一种解释认为，东乡一词并非“东边的地方”（即河州以东的地方），而是东匈奴人，该族原为匈奴一系的东族，实际与匈奴人同为一族，不论东乡族的来源如何，他们确实与本省的土著居民属于一族，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语调不同。东乡族穆斯林在容貌体格方面与蒙古人相同。东乡各地清真寺较多，该族男人多半能讲汉语，妇女儿童会讲汉语的人不多，在甘肃境内，东乡族的人口大概在１５万至２０万之间。

第三，撤拉族。关于撒拉族穆斯林定居甘肃的历史，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被穆罕默德的一位继承人从中亚的撤马尔罕驱逐出境的，据说是他们因抢劫成性。另一种友好的说法认为，几百年前，撤拉族的祖先听信了一位先哲的话离开中亚，另觅新地，那位先哲用土地和水的颜色指明寻找新地方的方向，并把一只白骆驼变成石头作证，于是撤拉族就来到甘肃。第三种说法认为，撒拉族人是蒙古族人从波斯清道甘肃来的。并指定循化为他们的聚居地。撒拉族迁入中国的时间大概是明朝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９年），不管他们是什么原因迁来的，但可以肯定他们是从中亚经过西藏西部旅行数月的时间，最后到达循化地区的街子工。撤拉人还认为中亚撤马尔罕是他们的故乡。在撒拉族一般说撤拉语，属于突厥语系的一支。但在许多地区，他们的语言中还夹杂了大量的藏语和汉语，但在本族人中间几乎都使用撒拉语。撒拉族居住的地方分为１３个“工”，黄河以南有８工，以北有５工，工内语言各异，种族比较复杂，撤拉族总人口大概在５万至１０万之间【１１｜。

４．中国穆斯林的职业结构

他们调查认为，中国穆斯林大体上代表着一种儒化的类型。除极少数的例外（如新疆和甘肃的穆斯林），他们和近东的穆斯林没有什么不同，从族群认同方面，他们具有双重身份，在宗教方面，他们是穆斯林，从社会方面来说，他们是中国人，但这并不能说他们不遵守伊斯兰教的社会规范，乃是说由于同中国思想发生了接触，这些规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穆斯林的职业结构，他们没有

①侯郝斯意思是新行的创始人．这里具有暗讽的意味。?－——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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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详细的调查，但还是有一些比较宏观的描述，现全文录入：

作为军人他们是卓越的，而且因此享有盛名；作为商人他们是成功的，他们不但沿着通商

大路经商，而且还深入到危险艰难的地方（例如西藏）；在水路运输方面，他们很出色，他们勇敢，足智多谋，体格很好；农业方面他们没有很大的发展，可是西北的穆斯林拥有很多牲畜；在公务方面，穆斯林官员施政往往严格，为守法的人所称誉，为作恶之人所害怕。顺便提起一个事例：在早先的时候，需要向中国汉族人租赁房屋来开展宣教活动，几乎没有一个汉人肯租房，当时有几个开展宣教的地点是从穆斯林房东那里租来的，他们敢于出头，冒一切危险，将房屋租给传教士。还有一件事可以提及：义和团起义那年（１９００年），华东地区有两个传教士出境较为危险，汉族官员没有把他们救出来，后来全靠一个穆斯林官员友善、及时的措施，他们才得以平安的逃到沿海口岸。【１２】

尽管这些描述似乎有点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成分，但从他们的调查以及后来的传教士的经历中，始终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穆斯林都易于接近”，“中国的穆斯林比中国的偶像崇拜者（泛指汉族人）更加易于接近。”Ｌｌ副

５．对宗教职业者阿訇群体的调查?

由于这些传教士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清真寺与阿訇交谈，所以对阿訇阶层的一些情况把握的还是比较清楚。他们首先看到阿訇在穆斯林群众中的地位和作用。阿訇在穆斯林群体中是一个教育很高的阶层，不但有汉文图书，而且还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经典。他们对以前部分传教士认为“中国的阿訇都不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结论表示质疑。他们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他们的调查表明：一部分阿訇对他们经典上的原文认识很有限，另一部分阿訇能诵读和讲解他们自己的阿拉伯文书籍，但不会读不带元音的阿拉伯文基督教书籍。还有一部分阿訇，他们不但会读、写和了解阿拉伯文的伊斯兰教书籍，同时也会读、写和了解阿拉伯文的基督教书籍上。一些阿訇还写信要求给他们邮寄最新出版的阿拉伯文基督教书籍，也有阿訇申请赠送现有的阿拉伯文书刊。最后他们指出，“鉴于上述种种事实，一切轻视中国穆斯林阿訇的阿拉伯文知识的说法，现在应当加以抛弃。”他们特别提及了清代著名穆斯林学者刘智，①认为刘智将“阿拉伯人的许多神秘思想用汉文表达出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同时也把儒家思想的许多因素编进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中”。在他们的调查来看，阿訇的收入是比较多的。据他们的一个通讯员说，某一个阿訇的年薪是６万枚铜钱。除此之外，阿訇还有其他的补给收入，如经堂教育学生直接缴纳的学费；为穆斯林家庭念“亥贴”，他能得到一定的收入；富裕家庭甚至会将金戒指、耳环或者其他贵重的东西送给他，如果他亲自为死者沐浴，人们会把死者最值钱的衣服送给他。阿訇是清真寺财产的管理者。穆斯林将自己的部分财产赠送给清真寺，围绕着财产的管理，也成为阿訇和穆斯林之间争论和斗争的主要原因。有些阿訇在担任财产管理期间，往往会私用公款，或者扣留租金，或者将公产（卧格夫）私自抵押等。当然他们认为这是部分阿訇的行为，大部分阿訇能秉公执法。另外他们的调查发现，阿訇最重要的职责是教授学生。阿訇也就是中国伊斯兰教中的经堂教育者，培养了新一代的宗教人才。

６．其他方面

关于中国穆斯林其他方面的一些情况，也引起传教士的注意，尽管仅仅是简单的描述，但也确实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穆斯林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现实。首先，他们认为１９１２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回教俱进会②从整体上在中国社会影响较大。该会在全国大部分地方都有分会，该组织最大限度地将中国分散的穆斯林连接在一起，更好地了解决穆斯林面临的社会问题［１４｜。该组织成立后的一项任务就是筹办清真小学，加强穆斯林的教育。１９０８年北京牛街清真寺王宽阿訇首次筹办清真两小学堂以来，这种办学

①传教士认为早年的刘智不是穆斯林，刘智着手研究宗教，最初加入佛教，后来他又皈依道教，最后才加入伊斯兰教，成为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家。其实这个观点不符合刘智的情况。刘智出生于一个穆斯林家庭，其父亲刘三杰也是著名穆斯林学者，著有＜清真教说＞一文。此书对刘智的影响较大。

。．②回教俱进会是民国初年中国穆斯林为了响应共和而产生的中国穆斯林民间第一个组织，该会１９１２年８月成立，由后来担任教育部次部长马邻翼任会长，北京牛街清真寺的王宽阿訇等人为副会长，成立当时邀请孙中山先生莅会演讲，颇为壮观。具体可参见张巨龄：‘中国回教俱进会初刨记评＞，见＜回族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一】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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