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保守与交融对伊斯兰发展的影响

认知伊斯兰文明与中国文化的交融

论伊斯兰与中华文化的交融对伊斯兰发展的影响

——以中国伊斯兰发展为例

马彦斌（阿訇）

一、文化交融的发展模式

如果撇开某个历史事件的影响，整体来看伊斯兰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则不难发现，伊斯兰从进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文化交融就已悄悄展开。试想一下，一个进入中国国度的外来宗教，能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脱离的那么彻底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宗教中有生活，生活中有宗教，宗教与生活紧密结合，就促成了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伊斯兰教传播的状况。所以说，交融是必然的，只不过这个度是有轻重之分的。实际上，研究两种文化交融是什么时候展开的只是个小议题，而讨论它是如何展开的？怎么展开的？对中国伊斯兰发展有什么重大意义？这才是有研究价值的大课题，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多数人只要一提起文化交融，就自然而然地想到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活动，认为只有“以儒诠经”活动才真正起到了交融的作用。这样的认识和看法其实是片面性的，不客观的，因为这样无疑是否定了这之前伊斯兰在中国的存续和发展，是不现实的说法。可从某种角度来看，也确实反映出“以儒诠经”活动在深广度上强有力的影响。难怪历代伊斯兰学者均以此来探讨、研究相关课题。故此，本文不但对“以儒诠经”有所论及，而且还要发掘它的深层意义，并在文化交融方面进行纵向、横向对比，从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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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明白，文化之间的交融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渐进的过程，其表现形式往往从单一覆盖多元，从简单走向复杂，从表层过渡为深层的结构模式。诚然，文化会消解也会繁荣，更会吸收和重组，因此，人们既寄希望于它，同时也持一份不安的心态来看待它，我们前文所讲的“蕃坊成立”与“经堂教育的兴起”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穆斯林们对此的提防心理。

鉴于此，为了全面、客观评价交融模式的价值和意义，避免狭隘的误判误断，就必然要纵向观察交融模式在历代不同的表现形式，唯有如此，才能得到一个公允的判断。因此，在这部分里，我们将要分三个方面来对此进行探讨。三方面分别是：表层性的交融、深层性的交融和综合性的交融。

（一）、表层性的交融——实用性搭建的平台

表层交融往往是单一化的，事实证明，其实用性较强的方面充当着前锋角色。唐宋时期，想要使文化交融延伸到文化深层部位是不可能的，因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此，后文将会谈到。这一时期的文化交融主要以实用性为根本目的，考虑到的也往往是实实在在的益处。而就是这样一种以解决现实需求，以改变社会生产力为主的文化置换活动，奠定了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因为中国自古就有鄙夷外族的思想意识，外来思想若对社会实用层面没有根本性的帮助，立足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也许是受了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人在价值观上所表现出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十分强烈，尤其宗教价值，几乎自古至今，一直为功能取向所左右。”（文崇一著《中国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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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第32页）

乍一看，这样的文化融合很难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但实际上，它为伊斯兰能植入华夏土壤提供了某种稳定性的起码前提。就因为穆斯林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各种利益，伊斯兰教才能得以很好地扎根。

如果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中国伊斯兰的发展，唐宋元时期，是一个初级发展阶段。当然，要谈这一时期伊斯兰在中国的影响，那可是微乎其微的，但又不能说没有，所以，还有讨论的必要性。

1、唐宋时期

关于伊斯兰传入中国的公认说法是，唐朝初期，也就是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这一年，阿拉伯穆斯林使节、商人陆续来到中国，随着他们的到来，伊斯兰教也进入中国，这既标志着伊斯兰传入中国的时间，同时也标志着两种文化交融的开始。

唐宋时期，两种文化的交融多以实用主义为主，在政治和商贸业层面尤为重要，所以说，这种交往不但为伊斯兰的植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同时，在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成果共享方面也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⑴、政治、商贸业的往来

政治交往体现在派遣使节，而派遣使节能起到互相沟通、互相了解的作用，因此，政治互信为伊斯兰创造了扎根于此的良好环境。据史书记载，唐代，自651年——798年间，阿拉伯国家派遣使节出使中国达40多次；宋代，自968年——1168年间，阿拉伯派遣使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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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国近50次。至于说，这些使节在介绍伊斯兰国家的同时，是否也介绍了伊斯兰基本教义？由于资料的缺乏，就不得而知了。可无论从哪方面讲，我想，这对伊斯兰教的发展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毕竟中国人从此知道了伊斯兰以及它的发展和传播过程。

说到商贸业的往来，那可更有可圈可点之处了。在此基础上，两种文化的相互碰撞、相互浸染可随时随地展开，因而也更能将伊斯兰思想带入更多的中国人当中。尽管“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主要是来经商的，不是来传教的，但是他们在与中国人发生贸易关系时，穆斯林的行为举止，他们所遵循的商业道德规范，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引起了中国人了解伊斯兰教的兴趣。通过了解，一部分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马明良著《简明伊斯兰史》第498页）由此可见，商贸业这一开放性的文化交往的确为伊斯兰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来，这些表层性的交往逐渐扩大、加深，以至于使来华的穆斯林因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感到信仰方面的不安。

著名学者彭树智这样讲过：“商业贸易最能表现人类文明交往的开放性、合作性、物质性和全球性，它同时又是人类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的先导、中介和沟通的渠道。”（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第15页）

⑵、文化成果的共享

实用性的文化交流在为伊斯兰教东入中国打开窗口的同时，也为整个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 “回回先民多来自文明古国阿拉伯、波斯，他们除带来了伊斯兰教外，还带来了相对先进的天文、历法、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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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药、造船、建筑等科学技术和各种手工艺产品、香料、药材、珠宝、乐器等，为中外文明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丁俊、周传斌等著《回族简史》第41页）

在伊斯兰文化传到华夏大地的同时，中国文化如四大发明等也传到阿拉伯国家，后又经阿拉伯传到欧洲，使整个人类文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文化置换和流传在丰富文明成果、促进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为伊斯兰迎来了诸多赞誉和肯定，而这种集人所长为我所用的精神在今天也应该被弘扬和借鉴。

诚然，唐宋时期，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往还体现在其他方面，这里就不一一详述了。而尽管实用性的文化交融为伊斯兰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扎根和传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却谈不上有怎样的影响力。对此，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段记载中获知一二：“唐时大食来者甚多，其教不得无随之而至者，特其遗迹无可考耳，然而有来者，亦不过自传其教，于中国人必无大关系也。”（丁俊、周传斌等著《回族简史》第23页转引《隋唐五代史》）把真主与先知误以佛看待的也有之，如南宋学者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所说：“王与官民皆事天。有佛名麻霞勿。七日一削发剪甲，岁首清斋，念经一月。每日五次礼天。”（百度网站搜索《诸蕃志》词条）这也充分反映出，早期来华的多数穆斯林并不是为传播伊斯兰教而踏入中国土地的。

可能有人想问，在这期间，究竟有没有从事宣教活动者的迹象呢？对此，民间倒是有很多传说，可由于没有可靠的记载和依据，所以也无法去证实。当然，没有文字记载的事并不能确定为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