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成本视角下的企业边界问题研究

社会责任成本视角下的企业边界问题研究

本文以外资企业为例，探讨了社会责任成本的概念，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并对科斯的企业边界理论进行了拓展。

关键词：社会责任成本 企业边界 外资企业

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即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包括发现价格的成本，谈判与签约的成本和利用价格机制的机会成本。科斯运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进一步阐明了企业边界的问题。他认为市场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存在着治理成本。一项业务究竟由谁来完成取决于交易成本与治理成本孰高孰低。而二者的边际成本相等时企业的最优边界即得以确定。

然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大量西方国家的企业在母国其边界难以得到扩张，甚至难以生存。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后，却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其边界不断扩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否是一种市场失灵的情况呢?本文对外资企业的这些现象进行了研究。在科斯的企业边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责任成本亦是决定企业边界的一个关键因素，即社会责任成本、交易成本与公司治理成本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如图1所示。

引进外资中的负面问题剖析

首先，必须肯定我国的外资引进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达到6600亿美元，在2005年我国成为吸引FDI全球第一的国家。FDI促进了就业，增加了税收，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地方在引进外资时急功近利，盲目与其他地区攀比。而一些外资企业单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忽视了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得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环境保护标准与法律的忽视

许多外商投资企业，由于其母国实行较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及健全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完善的执法环境，企业不得不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大量的专用投资，从而大大增加了其投资的风险，降低了其边际利润。与西方国家的社会责任标准相比，中国的环保标准相对较低，而环保法律环境亦差强人意。这就为此类高污染企业转移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客观环境。而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财税收入，盲目和其他地区攀比，将吸引外资数额作为政绩指标并加以分解，直接

下达到各级政府官员，对外资企业的污染问题漠然置之，更进一步形成了大量外资高污染企业转移到中国的主观因素。外压内引，大量的高污染企业便滚滚流入国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比较典型的如德国的诺尔起重设备公司在福建投资的企业，未建立污染处理设施便擅自投入生产，造成严重的污染，被列为福建省挂牌督办的企业。英国漂来特集团在浙江投资的企业，成为2005年省级重点污染企业。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在湖南投资的一企业，因电镀生产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而成为株洲挂牌督办的20家“污染大户”企业之一。此种现象只是媒体披露出来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华环保违规的一个缩影。

（二）使用稀缺战略资源

中国从人均指标上来看，并不是一个资源大国，许多战略资源如土地、能源等极为稀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不顾及这些战略资源的稀缺性，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这些资源转让给外资企业。以土地为例，东部的一些省份，转让给外资企业的土地价格，只有市场平均价格的1/5—1/3,而西部更低，大大低估了工业成本中的土地要素成本，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典型的“土地低成本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增长”。这种行为忽视了子孙后代的发展空间，是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

（三）忽视了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集中于电子、纺织、服装、制鞋、玩具和工艺品六大行业的外资企业，在生产条件、生产安全、员工的职业健康与权益保障方面问题突出。生产安全事故、职业中毒、员工权益受损害事件大量发生。并且一些全球知名的外资企业在华分支机构不愿意建立工会，剥夺了中国劳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行使集体谈判权的一个合法的渠道。

（四）个别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安全不达标

许多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的产品性能、安全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当问题被媒体披露时，其在国外实行产品召回，而在中国却拒不执行召回制度。甚至一些知名的外资企业在华设立的分支机构亦往往在产品安全方面出现严重的问题。如肯德基的“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的“碘超标”事件、哈根达斯的“黑作坊”事件、家乐福的“黑香油”事件等。

以上列举了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时的一些负面效应。现实经济中，这些外资企业的负面效应绝不仅限于此。而这些外资企业在其母国，许多都是令人赞誉的“企业公民”。从另一方面而言，假设这些企业亦采取上述行为，其边界扩张就会停止，甚至不得不面临破产倒闭的命运。为何外资企业在国内外有如此大的差别，关键在于这些企业在华没有积极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成本。

内容需要下载文档才能查看

内容需要下载文档才能查看

社会责任成本对企业边界的影响

本文定义的社会责任成本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弥补股东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的负的外部性而所应承担的社会成本。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其追求利润的目标往往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造成相应的损害，如对环境的污染，对资源的过度使用等。这种损害可称为负外部性。与此相对应，企业的成本应包括经济成本与社会责任成本。经济成本由市场的价格机制所调节，而社会成本则应由法律法规与市场机制共同决定。根据卡罗尔的分类。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四个层次：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伦理责任、慈善捐助责任。卡罗尔认为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是企业必须履行的。而道德伦理责任与慈善捐助责任则是企业自愿的。本文认为自愿履行并不意味着不必履行。相反，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成本决定了企业必须履行以上四项社会责任成本的全部内容。如图2所示。企业销售收入中弥补了社会责任成本与经济成本之后产生的利润应包括社会利润与经济利润。经济利润可在股东之间进行分配。而社会利润则需回报给社会公众。大部分企业在其发展的初期，营业收入虽然弥补了经济成本，产生了经济利润，但没有弥补其应承担的的社会成本，其社会利润处于亏损状态。因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以慈善、捐助的形式以弥补企业发展初期所亏欠的社会利润。因而慈善与捐助不仅仅是自愿的，而且是一种义务，也应该被纳入社会责任成本之内，这样就可以把卡罗尔所列的四类社会责任所引致的经济费用都归入到社会责任成本之中。

那么，社会责任成本究竟对企业的边界有何影响呢？本文认为社会责任成本与公司治理成本一起对企业的边界起到了约束作用。社会责任成本进一步约束了企业的边界，如图3所示。

曲线L1为公司治理成本为常量时，由市场交易成本所决定的企业规模。曲线L2为市场交易成本为常量时，由公司治理成本所决定的企业规模。而二者的交点P所对应的企业规模即为市场交易成本与公司治理成本相等时的企业规模，也就是企业的边界。图3反映了科斯的企业边界学说。但这个学说中忽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而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不仅存在着所有者即股东投入生产要素所形成的经济成本，而且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投入的诸要素所形成的社会责任成本。经济成本可以由企业的营业收入予以补偿，而社会责任成本却往往得不到任何货币补偿。因此，在确定公司的边界时应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和公司的治理成本一并考虑。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成本之后，其边界就进一步受到约束呈缩减的趋势，如图4所示。

当考虑到公司的社会责任成本之后，曲线L3平移至L2，产生一个新的交点P,企业的边界缩小了。也就是说，企业出于弥补社会责任考虑，不得不将一些资源用于回报利益相关者，从而使企业的边界扩张能力下降。其实，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对科斯企业边界说的一种修正，也是一种比较贴近现实经济生活的理论模型。

根据这种理论模型，就可以对本文开篇部分所提出的问题作一解释。西方国家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企业由于其母国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不得不承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