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从快方针与死刑限制政策的悖反与调和

上传者：苏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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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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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从快方针与死刑限制政策的悖反与调和

《从重从快方针与死刑限制政策的悖反与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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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4-07-16

（内容提要）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是我国现阶段两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实
现功能协调 ?文章认为：保留并限制死刑是中国目前法治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从重从快与死
刑限制存在功能上的悖反。应当以犯罪控制作为终极目标，整合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死
刑限制政策优先于从重政策适用；司法改革上应当收回死刑核准权；扩大死刑缓期执行制
度的适用范围。
（摘要题）司法实务研究
犯罪控制是刑事法学研究的实践性目标。基于“饱和性法则”支配，传统的消灭犯罪目
标不可能实现。犯罪控制成为刑事法理论和实践的最优选择。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作为我
国现阶段两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如何在逆向运行中相互协调，既可避“重刑主义” 、“轻视
人权”之恶名，又可收犯罪控制之功?本文拟探讨死刑限制的根据，检讨从重从快与死刑限
制的悖反，以犯罪控制作为终极目标，整合死刑限制与从重从快，研究如何在严打中限制
死刑适用。
一、从重从快--死刑限制的悖反
严打，顾名思义，严厉打击。在我国，严打代表的是一种“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和策
略。它指党和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具体情况和实际斗争需要制定的指导政法工作的一项方针
政策。严打提倡从重从快，死刑限制要求尽量减少死刑适用，两者是否构成犯罪控制的“南
辕北辙”?
1.严打功用与误区
严打基本内容包括：针对某段时期特定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有论著解释为：从重，指
从重惩处，严厉制裁；从快，指在法律程序范围内及时快速地审结，包括及时预审、及时
起诉、及时审判、及时执行；依法，指严格遵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象限定
为政策制定当时确定的特定犯罪。（注：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
社1996 年版，第162-169 页。）从功能上看，严打能迅速集中司法力量，及时结案，提高
司法效率；能富有针对性地打击数类犯罪，获得社会治安的短期绩效。在现行司法体制下，
这种“运动战”、“歼灭战”的方式卓有成效。但是否严打能解决当前犯罪态势的一切问题?
观之我国犯罪发展态势，共出现过五次犯罪高峰：（注：康树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犯罪
发展变化及其理性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 年第3 期。）1950 年全国刑事案件达51
万起，发案率为 9.3%（第一次犯罪高峰）；1961 年全国刑事案件达 42 万余件，发案率为
6.4%（第二次犯罪高峰）；1972 年达40 万起，1973 年达53.5 万起，发案率为6%（第三次
犯罪高峰）；1981 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达89 万件，发案率为8. 9%（第四次犯罪高峰）；1994
年根据公安部通报上半年刑事犯罪情况，全国立案刑事案件比 1993 年同期上升 5.9%，其
中大案要案比1993 年同期上升20.1%；同时期《法制日报》披露，1994 年全国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人员高达409.5 万人，1995 年全国刑事犯罪案件仍呈上升趋势（第五次犯罪高峰）。
五次犯罪高峰，一次较一次为恶劣；从重从快的短期性在犯罪高峰的反弹中得到了明证。
然而，有观点根据犯罪高峰的出现认为：严打存在法理上的障碍，效果未必尽如预期，
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重刑主义”，建议变“严打”为“常打”，而做到“法网恢恢 ”。（注：
李富金：《变“严打”，为“常打”》，《东方法眼》2001 年9 月26 日，黄伟泽：《社会治安
宜慎用“严打”斗争》《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7 年第 4 期。）严打未能尽如预
期的评价是中肯的，但由此否定严打的认识是否正确值得怀疑。正如彭真同志指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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