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厅到战场—论丁西林的抗战喜剧(1)

上传者：刘先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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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5-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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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厅到战场—论丁西林的抗战喜剧(1)

一、引论
喜剧世界和战争世界交会时会产生什么结果?喜剧首先要制造“笑果”，但笑本身却是具
有伦理和道德意味的表现。艺术家在战争环境中经常要面对绝对道德抉择，例如非善即恶，
或者如傅葆石(Poshek Fu)对沦陷区上海知识分子行为的分类：消极、抵抗、或者投敌。两
极化的战争道德观念通常不能容忍暧昧的笑声，因为根据战争逻辑，一个人为什么发笑以及
如何笑，决定他的立场。虽然就文学而言，喜剧与严肃的道德或伦理诉求未必互相抵触，但
两者有时又的确是相互牵制的。战争期间喜剧之所以有趣，恰是存在于无法抑制的发笑冲动
和牺牲团结二者之间的张力。
丁西林(1893—1974)，公认的中国现代舞台喜剧先驱之一，主要以1923 到1930 年间出
版的六出独幕话剧闻名。这些喜剧以机智诙谐的笔调探讨恋爱婚姻等社会风俗和伦理议题，
在渴望文学创新的知识阶层中，受到热烈欢迎。同时，这些似乎独立自足的喜剧世界，让淹
没在五四以来一本正经的写实主义洪流中的大众们，有了片刻喘息的机会。理所当然，这些
作品难免被左翼批评家贬为既玩弄美学形式，又忽视社会问题，是一种不提倡进步思想、无
意义、空虚的文学游戏。
十年后，丁西林创作的三部戏都关怀社会现实。1937 年，日军侵略中国后，丁西林在往
来于上海沦陷区和内地的同时，另外写了三出以抗战为背景的喜剧，包括独幕剧《三块钱国
币》(1939)、四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1939)、和四幕剧《妙峰山》(1940)。每出剧都
直接牵涉到战时议题，譬如难民之间的冲突、汉奸行为、以及民团武力抗争。丁西林的喜剧
版图也有所改观，这些喜剧场景不再是北京上流家庭的客厅，而是战时难民在内地的临时住
处、秘密抵抗力量的都市掩体和抗日战士的山头堡寨。
本论文探讨三出战时话剧中三个交会的模式：行旅、战争和喜剧。至今，针对这三出话
剧的学术评论，多半集中在它们的宣传功能。但是，因为丁西林主要是一个喜剧艺术家，并
且三出话剧原本都被作为喜剧推广，也许思考下列的几个问题更有意义：民国时期首屈一指
的喜剧作家怎么协调舞台喜剧的需求和外界社会提倡的爱国主张?假如丁西林终于真正开始
针对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问题发声，那么这种变化如何影响他的喜剧艺术?当整个时间、地理
和伦理，与抗战场域交汇时，喜剧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剧在什么程度
上才算是「抗战喜剧」?换言之，战争背景对于它作为「抗战喜剧」究竟有多重要?
二、丁西林和战前喜剧论述
1919 年，丁西林在英国获得了物理硕士学位，1920 年返回北京，开始在北京大学物理系
任教。他在闲暇之余创作了四出话剧：《一只马蜂》(1923)、《亲爱的丈夫》(1924)、《酒后》
(1925)，以及《压迫》(1926)。这些戏剧产生之时，北京正经历一段「爱美剧」的复兴时期，
此时中译的西方戏剧和西式「话剧」正大量上演。丁西林的戏剧艺术风格，明显地跟十余年
前即出现中译版之英国喜剧大师王尔德的风俗喜剧有相似之处。不过，丁西林的话剧并非直
接从英国潮流移植过来，它超越了英国前辈的文体界限，并将之扩展为一种融合唯美主义与
现实主义的「伦理喜剧」。此种剧通常突显一位年轻男性知识分子面对长辈或者异性时的机
智舌战。在这种戏剧性环境里，每个人物仿佛强烈而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其实正进行角色扮演
一事，而其所呈现的意义则仅限于语言本身的范围之内;动作并不重要，因为口头机锋所展现
的绝对美感才是终极目的。
丁西林早期话剧问世之时期，中国文学界正热烈讨论幽默、笑和喜剧在现代生活及文学
里的角色。1924 年林语堂把「幽默」一词(humor 的音译)介绍到中国以后，从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知识分子有的积极赞成，有的攻击，有的为此辩论。林语堂对于幽默的定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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