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_幼年_与_呼兰河传_中的故乡与主题策略

2006年第2期

总第220期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of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No.2　2006SumNo.220

论《幼年》与《呼兰河传》中的故乡与主题策略

于立影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24)

　　[摘　要]对故乡的叙述永远是文学的一个母题,关于故乡的回忆与表达对作家来说总是充满着诱惑,尤

其是对那些离开了故乡生活在异乡的作家。萧红与骆宾基同是流亡作家,他们对故乡的回忆与其他作家的故乡表达又是不同的。同时由于萧红与骆宾基的离乡经历不同,在他们的作品中对故乡的情感与叙述也是不一样的。

　　[关键词]故乡;时空叙述;族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2-0118-05

　　故乡在文学上是一个永远的母题。无论古今中外,关于故乡的写作对作家们总是充满了诱惑。一个作者在长成之后,如果从不离开家乡,那么他写作的笔也无法离开故乡的风土人情;如果去到了异乡,那么故乡就成为他的根,无论是爱是恨,总是无法忘记的,就形成了浓浓的乡愁。即使曾经是恨,在经过多年的飘泊之后,内心也会消融掉了过去的种种不快,原谅了故乡的种种不公,逐渐变成了一厢情愿的一往情深。故乡是和童年、母爱、纯真、欢乐等等美好的回忆联结在一起,充满深情眷恋。而对于萧红、骆宾基这样的流亡作家来说,故乡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萧红和骆宾基当初离开家乡的原因是有着共同点的,同样都是为了追寻一种新的生活,但萧红离开家乡的方式是与家庭的决裂,割断了亲情,仇人似的离开;骆宾基离开家乡,是由于家庭的支持与鼓励,家庭始终是他的后盾,在他最危急时给以援助,帮他渡过难关。那么,他们对故乡的感情是否会有所不同?他们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自己的故乡?故乡对他们的生活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本文就以《幼年》和《呼兰河传》为叙述核心对此加以论述。

一、转述与直写:故乡的时间叙述

《幼年》中所描绘的故乡是一个地处东北边陲的小城———珲春。这个小城里混居着满、汉、回、朝四个民族。小说的主人公姜步畏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从胶东半岛“闯关东”的“暴发户”汉民家庭。《幼年》作为《姜步畏家史》的第一部,是要通过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的主人公,是这个叫姜步畏的孩子,珲春这个小城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伴随着幼童姜步畏成长的足迹,社会生活画面逐步展开。小说中,通过三岁的姜步畏随母亲到红旗河边洗衣服的活动,展现出来的是这个小城唯一的一条河流的风貌,河边“树皮被剥光的木排,几乎掩蔽了红旗河的一半水面”,夏天的下午,城里的妇女们都聚集在这木排上洗衣服,男人们站在木排上洗浴,孩子们垂钓或游泳,到了冬天,这里就是孩子们的冰

[1]场,而这里也成为小主人公“五光十色的具有诱惑性的乐园”。透过姜步畏到邻居家的一次玩耍,描绘

了当地没落的满族皇亲贵族的落魄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由于母亲生产,五岁的姜步畏得以随父亲生　　[收稿日期]2005-12-20

　　[作者简介]于立影(1970-),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活,寸步不离地参与父亲的活动,由此而反映了社会动荡导致的父亲生意的破产、百姓的恐惧;七岁的姜步畏随父母去看戏,同时也展现了城市的面貌和城市居民的社会活动。

读者能够透过小主人公的眼睛来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的动荡对主人公生活的影响。人和社会是互相映衬的,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存在,受社会的影响,社会生活是人物活动的大背景。人物活动始终是小说描写的主体,处在明处,而社会生活作为背景则在暗处,时时与人物活动相呼应。虽然作品中偶尔也有对社会背景的直接介绍,但都是人物所无法表现而必须交待的内容,也只是寥寥几笔,转而又暗。

萧红的《呼兰河传》在表现故乡的策略上显然不同于《幼年》。《幼年》是在为人物作传,而从书名上就可以看出《呼兰河传》是在为呼兰作传,也就是说,作者的故乡就是这传的主角。那么故乡就是作者所要正面表现的、直接描写的对象,不必通过一个人物来曲折地反映。这使《呼兰河传》不像《幼年》那样受时空的限制,不用追寻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这种自由造成了结构上的松散,但却带来了内容上的丰富。这对于全面而深入地展现故乡的风土人情具有极大的优越性,也更利于作者不局限于儿童视角在更冷静更深刻的层次上对事件进行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呼兰河传》这部共有七个章节的自传体的小说里,却只有第三章是专门记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第四章是从明显的儿童视角来叙述别人的故事,其实仅仅有一章是以自己为主角的,那么其余六章呢?第一章介绍了呼兰河城的概貌:十字街、东西二道街、胡同。在随空间游走的同时也一幅幅地展现了呼兰河人的社会生活画卷,卖馒头的老头,十字街的牙医,高等小学里成群的学生,东二道街上的大泥坑,卖豆芽菜的寡妇,染缸房、扎彩铺,卖麻花、买豆腐的等等,每写到一处,就有一幅鲜活喧闹的戏剧上演,这呼兰河城就成了一个广大的舞台。既然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搭建了这个舞台,那么在这舞台上就必将有一幕幕活剧上演。第二章就在这舞台上展现了呼兰河人精神上的“盛举”: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第四章介绍了“我”家那“荒凉的”大院子周围的房客们的生活。第五章写的是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一个“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看见我,也还偷着笑”的小姑娘,最后被折磨而死。第六章描写的是“作弄成一个耍猴不像耍猴的,讨饭不像讨饭的”有二伯。第七章是磨倌冯歪嘴子和王大姑娘的故事。《呼兰河传》在许多章节上都跳出了儿童视角的限制,象第五章小团圆媳妇的故事里,作者就站在一个全知的视角上来叙述,这也正说明了作者对于小说中故事的身份,是一个站在高处的观众,而不是身处其中的戏剧角色。

《幼年》中的“我”始终是戏剧中的一个角色,是主角,通过人物活动和心灵来展现作为背景的故乡;《呼兰河传》中的“我”时而是戏剧角色,但更多时候则是一个观众,在审视着故乡这一舞台上的种种表演。也许这正是《呼兰河传》和《幼年》的作者对故乡态度的最大区别。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别呢?是表现主题的需要。

二、族性反思的书写

《幼年》的作者在自序中说,“它记载了作者的幼年……天真而纯洁的心灵,这个心灵反映着通过家庭而显现出来的一个东北三等小县城的社会风貌。记载了`九一八'事变之前的这座满、汉、回、朝四个民族杂居共处的边域城镇的习俗、人情。自然,它们都是盖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烙印的。”[2]小说所表现的时代的特殊性、边域的特殊性、社会构成的特殊性,都使小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国家、民族的内容。

小主人公姜步畏出生在位于中国、苏联、朝鲜交界处的三角地带,来自中国内地、苏联、朝鲜的社会动荡都会在这个小城里有所反映。小说里重点描写的是山东移民们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姜步畏的父亲姜青山是这类人里成功的代表,他在海参崴做过赌场场主,在珲春开百货商店,而且成为领有黄色执照的二等商人,是有资格出席法庭做陪审官的绅士。然而,正在人生鼎盛时期的姜青山却突然遭遇了人生的重创,从此一蹶不振。他唯一的愿望是将家当脱手,携妻小返回渤海南岸的原籍,却终因妻子的阻挠和他哥哥姜仰山带来的家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信息而难以实现。姜步畏的母亲则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宗法制婚姻的牺牲者之一。她被骗嫁给一个“已有妻室的年老富翁”作偏房,她怨恨娘家人的欺骗,更怨恨婆家人的欺压,无法忍受丈夫蔑视嘲笑的眼光。不甘受辱的坚强性格使她在丈夫面前总保持

着冷漠和端庄,使她宁愿老死他乡也不回日夜思念的家乡,使她发誓女儿长大了宁肯卖给人家当丫头也不给谁做偏房。另一类人是老保姆崔婆和姜步畏的伯父姜仰山。崔婆当初被儿子抛弃才背井离乡,姜仰山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投靠他誓不相与的兄弟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们都别无选择,故乡已经无法生存。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山东移民都有着各自的隐痛,但他们身上共有的却是浓浓的乡愁。姜步畏的父亲关心的总是“海南家”的收成年景;姜步畏的母亲常常的沉思默想,边做针线边哼着家乡小调,与崔婆一起回忆“海南家”;崔婆一接到儿子的信便立即辞工回家,全然不顾以后仍然受儿媳欺负的可能,甘心相信任何人一眼即可望穿的谎言,只为能够实现叶落归根的夙愿……这些人物的惆怅悲苦,对家国的思念在某种程度上为旧中国广大移民所共有,是他们共同的心声。而姜步畏母亲的遭际,对旧中国千千万万的女性来说也具有普遍意义。再加上小城里人们的诸多禁忌,诸如妇女不能在街上走而只准穿背胡同;新式男女并排散步就难免遭到耻笑、非议;如果他们是学校里的老师,那就会因此遭到警告,甚至丢掉饭碗……这些是作品对封建社会种种不合理的反映。

《幼年》写于抗战时期,作者于此时发表这样一部反映沦陷了的故乡的作品,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天真纯洁的孩子眼里的世界,那壮丽的北国风光、充满异国情调的城市、孩子们当作乐园的红旗河、人与人之间爱的暖流,叙事者是带着一种深深眷恋和柔情沉浸在往昔的追怀之中的。这种对故乡的眷恋和深情同样深深感染了读者去关注那片处在铁蹄下的沦陷了的土地,去关注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作品中除了对山东移民生活的描写之外,笔墨所及最多的是那些已经成了亡国奴的背井离乡的朝鲜人民,而他们当时的无国无家,受双重剥削、受人歧视、受人欺侮的状况,不正是四十年代初同样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的写照吗?作品中曾两次写到朝鲜人看待中国人的心理:“你们就要和我们一样了!”而这悲哀的预言就真的成了现实,当时朝鲜人的命运也就成了中国人的命运,而且不只是珲春小城,不只是东三省,而是大半个中国!这怎能不让人痛心!这种心痛也就更能坚定中国人抗击侵略的信心和勇气。作品同时也通过学校里满汉学生的相互疏远和崔婆对待俄国苦力与中国乞丐的不同态度等的描写,反映了汉族和满族土著之间、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都从后来姜步畏与高丽小邻居密嘉建立的友谊、姜步畏在学校里和满族同学的友谊上得到了消解,也揭露了这种矛盾的本质,并不是人民之间所固有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这就使作品本身呈现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意义。这也正是作者在《〈姜步畏家史〉第一部》的《自序》当中所说的,反映的是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烙印”的社会现实,是符合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观的。正因为这种反帝反封建的主题需要,作品就必须要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内容,就要反映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状态,就要把社会环境、把故乡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来互相映衬,以达到创作目的。

《呼兰河传》则完全不同于《幼年》的主题策略。《呼兰河传》虽然也创作于抗战时期,但所表现的却明显不是时代的主题,这也正是当初这部作品大受批判的地方。萧红的研究家们,一般都认为她的后期作品(主要指《呼兰河传》),没能写出“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认为萧红“现实的创作源泉已经枯竭”,而事实上她从没忘记铁蹄下故乡土地的伤痛。她把民族的灾难与封建的愚昧视为同一历史时空的悲剧。1938年4月29日下午,在《七月》编辑部召开的“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的座谈会上,萧红就明确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萧红的这种“为人类”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潜藏在她的作品中。作为抗战文艺经典作品的《生死场》中,最精彩的也是表现民众的愚昧、盲目的生死的篇章。在经过了多年漂泊之后,她仍然把最关注的目光投向她的故乡———呼兰河。她把对失去生气的、落后衰败的民族精神的思考依托于故乡这块她最熟悉的,也是她无法忽视,无法忘怀的土地。

《呼兰河传》一直在重复一句话:“我的家是荒凉的”,“荒凉”带来的孤寂、寒冷的感受和悲凉的情绪始终弥漫在整个作品当中。小说从第一章一开头,就展现出一种透彻的严冷与荒寒,“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扎彩铺里金碧辉煌,应有尽有的“大宅子”自然是“使人感到空虚,无着无落的”;作为精神盛举的“跳大神”,那些“打得格外响”的鼓声,却“使人听了起着一种悲凉的情绪”,“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热闹繁华的“放河灯”到后来也“就显出荒凉孤寂的样子来了”……种种的“荒凉”之中,最令人震撼的是人心的“荒

凉”。

第五章写房客老胡家,是一个“老少三辈,家风是干净利落,为人谨慎,兄友弟恭,父慈子爱”的模范封建家庭,而这家里的大儿媳妇的孝顺更是“居于领导地位,风传一时,成为妇女们的楷模”。但当小团圆媳妇出现以后,所有“美德”遮盖之下的丑恶灵魂都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小团圆媳妇刚刚十二岁,是个“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的”能吃三碗饭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小姑娘,可是不出三个月就被活活折磨死了。关于小团圆媳妇之死,小说借助于小团圆媳妇的婆婆———这个直接的悲剧制造者的辩白来叙述:

“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

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我只打了她一个多月,虽然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够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我也是不愿意狠打她的,打得连喊带叫的,我是为她着想,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让她叔公公用皮鞭子狠狠地抽了她几回,打得是有点狠了,打昏过去了,可是只昏了一袋烟的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浇过来了。是打狠了一点,全身也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青子给她擦上了。也没肿得怎样高,也就十天半月的就好了……”[3]111

这样残忍的态度,这种冷漠的眼光,这种对待生命毫不怜惜的心情,却是以一种天经地义的语气说出来的。人心里没有一点儿人性的善良和温暖,只有石头一样的冷酷与麻木。

第七章写冯歪嘴子以及他的媳妇王大姑娘。这本来是小说中带有亮色的两个人物:冯歪嘴子憨厚、谦恭;王大姑娘是“很能说能笑的,她是很响亮的人”。但萧红并不仅仅是要表现这样一个悲剧的结合。在这里,与小团圆媳妇的故事一样,表现的是人心的荒凉与人性的死灭。在滴水成冰的草房子里,磨房里掌柜的太太看到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是盖着盛面的口袋在睡觉,就要把面口袋拿走。“冯歪嘴子过去把面口袋拿下来了,立刻就露出孩子通红的小手来,而且那小手还伸伸缩缩地摇动着,摇动了几下就哭起来了。那孩子一哭,从孩子的嘴里冒着雪白的白气。”对于一个新生命,在人的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怜悯一丝同情一丝对生命的敬重!人性,在这里是赤裸裸的死灭。

小团圆媳妇、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只要他们的身上还有着一点点人性的美好,生命的活力,在这城里就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要驱除小团圆媳妇身上的“魔障”,他们要拼命诋毁曾经赞美过的王大姑娘,他们对冯歪嘴子一家要赶尽杀绝。人们合伙以善良的名义害死了小团圆媳妇,死后的反应却仅仅是:“酒菜真不错……”,“……鸡蛋汤打得也热乎”;对于冯歪嘴子一家,小城人的态度是:“他妈的,没有死,那小孩还没冻死呢!还在娘怀里吃奶呢。”通过人们这种态度,萧红写出了在这个小城里人们的生命意识的完全麻木,根本不能把生命当作生命。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吃饭睡觉”,“死了就完了”。再如有二伯,他游手好闲,嚼嘴咬舌,爱说大话,偷东摸西。他的生存也是麻木的,没意义的,但他还是麻木的活着。卖豆芽菜的女疯子,虽然她疯了还忘不了自己的悲哀,隔三差五的还到庙台上去哭一场,但是一哭完了,仍是得回家去吃饭、睡觉、卖豆芽菜,她仍是平平静静地活着。所有这些文字里,刻画的是这些渺小卑微的生命在肉身意义上的痛苦和灵魂意义上的麻木。“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里,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觉得到寒凉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想击退了寒凉,因此而来了悲哀。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3]91萧红的文字里,表现的是人类更加本原、更加永恒的苦难,而这也正是民族灾难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

《呼兰河传》中那些愚昧麻木的人们不能不使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呼兰河传》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精髓。萧红在国难之时,回顾故乡往昔,实则是批判往昔之时弊,痛砭民众的愚昧和麻木。往昔乡民精神的愚顽恰恰是现实的不幸的根由,而关于往日的叙述正是奴隶们的过去的写真。“为人类”的创作思想使始终关注劳苦大众受封建主义的精神奴役成为萧红小说创作的核心问题。《呼兰河传》中的人间悲剧的深刻性在于屠戮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那些和她们处于同一阶级的“善心”的婆婆、杨老太太、周三奶奶等人,而这些“吃人”的奴隶却“善心”洋溢、振振有词。封建思想摧残了他们的精神,扭曲了他们的灵魂。这再次证明了鲁迅先生精辟的判断:“中国人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席,有的吃,有的被吃,被吃的也曾吃人,……”

小说中另一个深受鲁迅影响之处就是关于“看客”的书写。看客在作品中无处不在。“大泥坑”的种

种悲喜他们饶有兴致地看,马在泥坑里站起来了他们欢呼,倒下去了他们也欢呼;他们哭喊着跳过墙去看“跳大神”,“瞎子、瘸子”都去看放河灯;他们风餐露宿地看“野台子戏”,但看的是什么却全然不知;他们兴致勃勃地看妇女追打自己的孩子、看跳井、看上吊、看卖麻花、看卖豆腐、看小团圆媳妇、看冯歪嘴子的女人和小孩……总之,“看”成了这些乡民重要的生活方式和古老的娱乐方式以及传播流言绯闻的特有方式。他们不仅麻木地看着他人的命运,而且也麻木地看着自己的人生。“看客”的书写,标志着作家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不仅仅停留在表层的野蛮陋习上,而且触及了国民文化心理和人格深层,揭示了这些

[4]人灵魂的愚昧与麻木。而愚昧麻木的灵魂所造成的人生悲剧也正是民族灾难的根源。唤醒沉睡的国

民,重构民族性格,重振民族精神就成了《呼兰河传》的主题。

《幼年》和《呼兰河传》的两位作者都在关注着自己的故乡,无论自身遭际如何,那片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始终是他们内心深处最深情的一部分。骆宾基是抗战时期登上文坛的作家,时代的主题就是抗日。骆宾基也在《我的创作历程》中表明,追求作品的思想影响、政治效果一直是他努力的方向。在抗日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以唤醒民众拯救祖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反抗侵略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理应顺应时代的主潮,他的作品也必然体现主流话语的声音。骆宾基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回忆童年和故乡,细腻体贴的笔触深入人心,唤醒人们的家国想象,这使《幼年》在出版当时大受好评,备受瞩目,也使作品具有了恒久的艺术魅力。而萧红则是3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作为鲁迅的弟子,她更多传承了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启蒙的责任和对国民性的思考;作为女性,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甚至生死边缘的挣扎,她所遭受的伤害,所体会的社会的冷酷远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而她本身出走的“娜拉”的身份更说明她身上具有深刻的对旧制度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而且是更深层的批判。揭示旧制度的丑恶和对人灵魂的戕害的内容永远是她作品中最有光彩的部分。萧红身上的反抗性就注定了她对命运的不屈从。她不屈从父亲安排的婚姻,不屈从于女性附庸的地位,当然也不肯屈从于主流话语。她要的是独特的个性。她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但她不肯使用与别人一样的方式。这使她总显得与周围社会格格不入,也是《呼兰河传》当时受非议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骆宾基.幼年[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4.

[2]骆宾基.《幼年》重版自序[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96.

[3]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

[4]王桂荣.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渊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OntheHometownandTopicStrategiesinChildhoodandTheHulanRiver

YULi-ying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ortheastNormalUniversity,Changchun130024,China)

Abstract:Accounttohometownisalwaysabasicsubjectofliterature.Itisfulloftemptationstowritertomemoryandexpresssomethingabouttheirhometown,especiallytothosewhoquittheirhometowntoliveonforeignsoil.XiaoHongandLuoBinJiarebothwriterswhoexiled,buttheirmemoriesandexpressionsabouthometownisnotthesamewithothers.Andsincetheex-periencesofexilearedifferent,theirfeelingsandnarrationsaredifferent,too.Inthisarticle,theauthorcontrastsChildhoodtoTheHulanRivertostudysomethingsimilaranddifferentabouttheirexpressionstohometown.

Keywords:hometown;space-timenarrations;blood-reflexion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