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一支烟感化了祖父

口述，ＫｏｕｓＨｕ

毛主席的一支烟威化了祖父

口述／郑建邦整理／普沁

郑洞国，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在抗战中声名显赫，却在内战中成为败军之将。１９４８年１０月，正值盛年的郑洞国在东北名城长春被迫放下武器，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党国大业”也很快土崩瓦解。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

谈起祖父，郑洞国的长孙，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建邦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２０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觉得挺好。祖父晚年曾说‘我这后半生幸亏跟着共产党’。”郑建邦对祖父的革命历程如数家珍，在他看来，祖父的每一次人生选择，都离不开他骨子里的“忠厚”。

冒名顶替考入黄埔

黄埔军校的过程堪称传奇，可以算得上是黄埔军校史上唯一的冒名顶替者。当时，祖父辗转很多城市，报名都已经截止，他非常沮丧，到了广州后，准备索性留在广州的营盘里当兵，下期再考。没想到他所住的旅店，老板也是湖南人，还住着很多来投考军校的同乡。祖父遇到从湖南临澧去投考的王尔琢、

黄鳌、贺声洋，黄鳌告潲日父，自己当初怕考不上，

报了两次名，现在已经被录取了，还多出—个名额，“你要不要顶我的名字去考？”黄鳌给祖父出主意。祖父这时候也急了，便顶着黄鳌的名字进了考场，最终通过了考试。

入学后，真假黄鳌被分在一个队里，都是黄埔军校一期二队，教官一点名，两个人都说“到！”祖父压力特别大。半个多月后，祖父跟校方主动承认了错误。后来经校方商定，既然学生都是抱着为国家献身的目的，考试也通过了，就把祖父的名字改了过来。

祖父在黄埔军校期间，正值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在军校十分活跃。祖父比较亲近的

１９０３年，祖父郑洞国出生在湖南石门县南岳乡的—个农民家庭。从石门中学毕业后，祖父听闻同乡要去报考广州黄埔军校，也跃跃欲试。他投考

同学，有很多在中共历史上赫赫有名，比如井冈山时期的参谋长王尔琢，就跟我祖父是中学同学。因为祖父在校期间，一直跟共产党员走得很近，所以到现在一些党史材料还说，祖父当时是共产党员。我专门问过祖父，他说不是，但思想是很接近的。

祖父在黄埔接受的锻炼，影响了他的一生。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参加了东征、北伐。开始有五六年的时间，蒋介石并不信任祖父，怀疑他是共产党员，不肯重用他。直到１９３０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在中原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

１９４３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蒙巴顿将军（左一）、郑洞国（右一）在抗战前线视察

措手不及，全线溃退，祖父当时是团长，冒死守住了这个阵地。在这之后，祖父立了功，很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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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旅长，从此就在国民党的军队里走顺了。

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应当说祖父都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但那时的战争非常残酷，黄埔一期共有５００多名学员，两次东征加上北伐，两三百人就没有了。祖父曾说，其实他们并不是最优秀的，当时在黄埔军校出类拔萃的金佛庄、蒋先云、王尔琢、刘光辰等师生，都在严酷的战争中很快牺牲了。

祖父在黄埔系中被称为“长者”，并不是因为他年长，而是因为心胸宽厚，用兵稳健大胆。国共合作破裂后，祖父留在国民党的阵营里，他参加过内战，也抗击过日本侵略军，但我后来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从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４５年，长达１０多年的时间中，只有一小段，比如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进攻中央苏区，他参加了。大多数时间，他都驰骋在抗日疆场，参加了几乎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战役。

１９３３年的长城抗战，祖父任中央军第十七军二师四旅旅长，在古北口死守两个月。手里只剩下１０００多名士兵，他急了，脱掉军装，带着一个特务排，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冲。战士们也都豁出去了，就是这股拼劲儿，吓退了日本人，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时间。

１９３８年３月，祖父率第二师参加徐州会战，在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中战功显著，升为第九十八军军长。之后，他随着部队南撤，又参加了武汉会战和其他一系列战役，但真正让他一战成名的还是昆仑关战役。１９３８年年底，祖父任国民党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新编十一军（后改为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１９３９年１２月，他率部参加昆仑关战役，指挥荣誉第一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与号称“钢军”的日本第五师团血战２０余日，在友军配合下全歼日军第五师第十二旅团，毙敌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以下５０００余人，一举攻克昆仑关天险。

和史迪威共事有些烦恼

父从鄂西前线召回重庆，任命他为中国驻印度军新一军军长。当时，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罗卓英跟史迪威闹翻了，被史迪威赶走，蒋介石开始物色人选，最终他想到了为人忠厚、温文尔雅的祖父郑洞国。

当时的缅甸战场众所瞩目，中国军队在后来的作战中可谓摧枯拉朽，把日本人打得抱头鼠窜。但对祖父来讲，作为一个军人，真可以用“烦恼”两字来形容。名义上是军长，其实什么都说了不算，只能管部队的军风纪律；另一边，蒋介石又给他施压，还得把握这十万大军。史迪威很霸道，什么事都是自己说了算，底下的中国军官也一样，只要是史迪威看不上眼的，马上送上飞机，回国！

祖父的副官黄仁宇，就是后来写就《万历十五年》等著作的历史学家，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祖父曾两次飞回重庆，要求蒋介石换人。蒋介石大骂：“我派你去，就是让你受气，你不受气怎么行？！”然后又安慰他，你好好干，国家需要你，逼着他还得去。

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祖父在印缅战场的处境十分艰难。他既要千方百计地搞好与盟军的关系，又要小心翼翼地维护国民政府和中国军队的尊严和利益，还要顾全大局。好在随着共事日久，史迪威与祖父的关系逐渐融洽，祖父随史迪威一起参加了缅甸胡康何谷、孟拱河谷对日军第十八师团的战斗。在密支那战役的关键时刻，祖父受命到前线指挥，最终攻克了这座缅北重镇。１９４４

１９４３年春节过后，蒋介石发来急电，将祖

年９月，他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之

郑洞国（左）任驻印军新一军军长时与军参谋长舒适存在蓝姆伽军部商讨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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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７个月，这７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

１９５８年，郑洞国与长孙郑建邦

“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

后，中国驻印军攻克日军侵犯我滇西的战略要地——缅北重镇八莫，次年年初与中国驻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胜利会师。史迪威将军与祖父先后共事一年有余，他后来对祖父有了尊重和礼貌，经常主动与他商议军务，两人还常常一起到前线视察部队、指挥作战。１９４５年８月，祖父奉命回国，任国民党第三方面军副司令官。

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１９５２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从上海迁居北京。这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

在东北的日子最煎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的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很多人包括杜聿明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吗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１９４８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１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２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３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３月２５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

１９５４年９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祖父还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坐下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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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这次宴席上，毛主席又以自己早年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勉励祖父好好学习，转变立场。从此，祖父的内心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

贺老总，他坚决不干。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就开始恢复工作，１９７９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他晚年利用各种方式，向在台湾和海外的昔日黄埔校友宣传党和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他多次寄语台湾当局，希望其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共同推动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１９９１年，祖父在北京逝世，终年８８岁。

（责任编辑：亚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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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Ｅ，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

康熙写诗祭耶稣

雷辉志

清朝康熙皇帝写了一首名为《十架颂》的诗：“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鞑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埃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这首诗涵盖了数字的“一、十、百、千、万”，量度的“寸、尺、丈”，及《圣经》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天崩地裂，万灵同悲，最后凄厉悲怆的情景。气势之磅礴，是诗词中绝无仅有的。

这样说是因为，这首诗只凭才学、阅历和文采是绝对写不出来的。唯有灵魂深处深受感动，仿佛亲眼看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时的光景，才能描述得历历如绘。

康熙显然熟读《圣经》里的四福音书。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说：“成了！”而不是“完了！”“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意指耶稣流下宝血成就了救恩，活水恩典自西方流入；“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意指耶稣被捕后，夜间受到

四次审问，他的门徒彼得在两次鸡呜前三次不认主。

“五千鞭鞑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意指耶稣受到极残酷的鞭刑，后来和两名强

盗一起被钉十字架；“惨恸八埃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意指悲惨的情景，即使贵为君王，也会连连叹息，耶稣说完七句箴言后，

便咽了气，万灵悲啼，同得救恩。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他文武双全，崇尚儒学，编辑著述了《康熙字典》《康熙永年历法》等图书。对西方文化有浓厚兴趣，跟从外国传教士学习天文、医学、几何、代数及基督宗教等。

他在另一首诗《生命之宝》的最后写道：“天门久为初人开，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责任编辑：叶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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