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论文

中国电影史论文

两岸电影共同体里独立电影的处境与命运

元培北京大学

【摘要】由两岸电影，分析独立电影的现状，探寻独立电影的未来与出路

【关键词】两岸共同体、独立电影、现状、未来

前言

正文开始前先来说一下两个概念

“两岸电影共同体”是指由生活在海峡两岸亦即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一 共同的地理区域内，具有相同的中华民族意识与核心价值观念的电影从业者，通过互信互助、

广泛合作而逐步形成、四方共赢的一种一体化的电影生态。“两岸电影共同体”的提出，既顺应了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与电影发展的总体趋势，又能针对全球经济竞争与好莱

【】坞文化霸权的时代境遇1。

中国“独立电影”又被称为独立制片电影，它是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从技术角度上讲，“独立电影”是指某部电影在资金投入和制作上不隶属于任何电影集团、公司（或制片厂），主要依靠制片人或导演本身通过各种渠道融取资金，甚至包括个人出资等形式来制作影片，是为了表达个人情感观念。独立电影是中国当代文化场域中一个独特的产物，它们生长于中国，描摹的也是中国的题材，但生存却需要依靠西方世界的力量。它们不但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得了大量的奖项，也是西方评论家、媒体和电影学者热捧的对象，这些奖项和关注所积聚起的声望一方面帮助它们从西方获得制片资金和津贴，改观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中国本土的诸多质疑，很多研究者批评国外的电影节和影评人是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将中国独立电影的艺术价值夸大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独立电影的认识充满了偏见。

正文

政治分立使曾使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见解、运营机制、人才格局、出品类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差异。从两岸三地电影的交往情况上看，除了袁丛美、徐欣夫等一批为数不多的电影工作者从大陆到台湾并继续从事电影工作以外，这一时期的大陆电影与台湾电影基本隔绝；尽管相较而言，在香港，由于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凤凰影业公司、龙马影片公司等影业机构的设立，吸纳了程步高、李萍倩、朱石麟、余省三、董克毅等不少电影工作者从大陆到香港从事电影工作；而邵氏父子影业有限公司和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也聘请来自大陆的王引、屠光启、陶秦等为导演，拍摄了大量电影作品；另外，但杜宇、任彭年、岳枫等电影编导也从大陆来到香港从事电影创作，这都对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电影产生了一定影响；而在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之间，则在机构设立、制片合作和人才交流等方面颇多联结，但两岸三地的政治分立，已经使中国电影形成了一个大陆、台湾、香港三足鼎立的基本格局。

但是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变化以及内地与港澳台交流的加深，两岸四地之间的电影合作正在朝着更加深广的领域迈进，并成为两岸四地对话与交流中一道引人瞩目的风景，特别是内地电影市场的崛起，更带动了香港、台湾、澳门和内地的资金、人才合作，大批香港、台湾、澳门的电影工作者来到内地，或北上工作。以内地资金为主导、内地市场为依托，内地、香港、台湾电影团队合作制片的生产模式已显端倪，中国内地无疑已经成为香港、台湾和澳门重要电影企业和主力影人的发展“基地”。包括《赤壁》、《十月围城》、《风声》、《锦1 《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聚集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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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卫》、《苏乞儿》、《花木兰》等位居票房排行榜前列的许多影片，往往都是内地与香港合拍

【】片2。

无论是大陆电影，无论香港电影，无论台湾电影都取得很大成绩，而且都在国际上取得一定定位。现在中国电影进入了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就是两岸三地或是四地电影交流合作走向融合。

国产大片、合拍大片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顶梁柱，电影工业的完善似乎已不再遥远。但在这市场体制以外，有着一批民间影像创作者依靠着数码工具完成他们对电影的追求。即使独立制片在全球范围内都已是被公认的电影制作单位，但由于国内电影工业的有待完善，这些影像工作者进行的更多是个人的独立创作，也是因此被称为“独立电影”的原因之一。也如王小帅所说，在西方国家，独立制片也是倚循电影工业流通的，只有中国，那么多的年轻人想介入电影完成他们的梦想。

虽然初衷各有不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进行独立创作的导演也成为了生态的一个环节。他们有的成为了市场的接班人，有的继续坚持“孤独”的个人表达，有的则渐行渐远；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电影工业化的完善不可能缺少他们，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为主流电影带来不可或缺的刺激，并填充其单一的一面。

2013年南视觉美术馆在南京主办了独立影像展，这个从几千元开始办起来的影像展，致力于为独立电影创作者提供展示的平台，以及交流与沟通的出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导演甚至已经拥有国际影展的提名或者奖项，也许他们是继贾樟柯、王小帅这些已被熟悉的“第六代”电影人后最勃发的生命力。也许因为制作费的低廉，他们还无法承担以胶卷去实现电影拍摄，但随着例如戛纳等国际影展已经开放高清放映环节，各种各样的平台将为这些创作者的将来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作为影迷，我们希望并期待看到更丰富的影像表达。但也许很多人更好奇的是，这些独立电影创作者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会否有机会踏入市场循环而进入观众视线；他们，离电影工业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在这里，我们尝试把问题抛向策划人、评委，甚或李康生等长期在独立制片电影中的浮游的电影人，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探寻中国独立影像发展现状以及与市场的关系。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独立电影圈的偶像级人物昆汀-塔伦蒂诺说过：“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

由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具有当代艺术背景的南京影像展，又是一次中国独立制片人“败家成果大展示”。DV时代刚刚到来那阵，云南电视台某人类学纪录片编导曾说过一句颇具启示性的开场白：“从前毛主席有一支笔”。如今，有影像创作冲动的大部分人的确都有了那支“毛笔”并让想象夺得了创作权，在拿着“毛笔”败家后，又接着痛苦地发现要拿毛笔写好字表达自己顺便赚点生活费并不容易，即便生活费和他们的初衷并无关联。

投入——多数人自资表达情怀

由于看到家乡的渔村即将消失，高文东用一个满怀深情的镜头让一个青年随渔村一起消失，这个花了几千块的30分钟镜头成为了他第一部作品《西海村》，并收获好评。他的第二部作品《美食村》成本则迅猛增加，现金流就五六万，拍摄制作周期长达半年，如果把那些在各个环节都慷慨免费奉献的朋友的人工加上，真正的成本其实能到20万。

得知上海大中里的石库门里弄即将被拆，在美国读书的舒浩仑赶回来，和朋友扛着两台摄像机在里弄逛着，私人化地以画外音表达着自己的乡愁。石库门的成长记忆和被急速发展的城市吞噬的现实是舒浩仑的情怀。纪录片《乡愁》最终完成，一这部影片为例，这部纪录片和前两部相当不一样，甚至它都不太像一部纪录片。导演舒浩伦用十分主观的方式讲述了一场2《两岸三地的政治分立与中国电影的家国梦想》——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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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自己情感的故事，他回访了自己从小到大居住过的石库门里弄大中里。在这里，他高龄的奶奶、邻居婆婆，以及形形色色的旧邻纷纷出场，向镜头展示了他们生活的一些片断。

导演采取的叙事方式是相当松散的，他几乎不用考虑所谓的结构，也不用像通常的纪录片那样要跟随着某一些人和事件的变化发展进行拍摄，并对素材作出主线辅线、孰轻孰重的抉择。他只是带着镜头，走进了自己过往的生活之中，时不时停下来讲述一番自己小时候这里是什么样的。于是，二三十年前的大中里就在想象中呈现出来，并迫使观众将当年的情景和现在进行对比。一个回忆中温暖的大中里，和一个即将拆迁或改建成新天地的大中里；一个生活得卑微却平衡有序的大中里，和一个置身商业大潮消费时代冲击下即将荡然无存的大中里??互为表里的大中里，在自我的分裂和外力的冲撞下走向了无可挽回的乡愁。

为了强化这样的感觉，导演一再违背了纪录片的原则。他甚至用搬演场景来表现自己童年的回忆。比如在一个“丁”字路口上方的窗口，他曾经俯瞰路上的行人。导演本人甚至在镜头前出现，并作为第一人称的向导。他将一场公共叙事在如此私密的情感方式下完成了。他的主观简直到了极致，甚至他将张艺谋拍摄的申奥和申博的电视片镜头搬用到了自己的片子中，并在黑屏幕上用硕大的字幕“我怀疑”、“我不信”来表达对壮观都市背后和人性相悖部分的不满。

舒浩伦在放映会之后的讨论会上说：奶奶已经去世，邻家婆婆也不在了。生前，她们很担心拆迁。死亡，对她们来说或许是个好结局。

这种独立电影，将导演的个人情感很自然的融入到电影中，把自己的某种情怀表达的淋漓尽致，因此种种独立电影也收到很多导演的喜爱。

这些导演自己动手做字幕和剪辑，付出的成本大抵包括磁带、交通费、刻录光盘的费用，基本不会过千。而如果按电影的正规拍摄流程来，不去降低影片质量的话，一个30分钟的片子，至少也得花上3万到5万，前期的设备和后期的非线基本上要占到一半甚至以上的成本，虽然昂贵，但都还算可以自资完成。

回收——可持续性发展各不一样

拍片子跟装修一样，有多少钱都得花出去，至于回收，这些独立电影人来不及考虑。杨恒回湘西吉首拍了部《槟榔》，吃住尽量省、不用灯光不拍室内戏、找免费拍摄器材，花销主要在做字幕和请客凑人情上，最后花了3万块。片子在釜山电影节拿回3万美元，又去南特某电影节拿回3000欧元，都是奖金，杨恒可以准备下一部片子了。

同样用3万块拍了处女长片《背鸭子的男孩》的应亮，2005年就已经挣到不少电影节奖金，他第二部作品《另一半》拍摄仅用了39天，6万成本主要是因为“这次发了片酬”。两部片子都选择在四川自贡拍摄，居然是因为“那里物价低”，当然这两年这种优势也不存在了。《另一半》随即又在东京、新加坡等数个电影节捞回各种奖项，奖金来了，国外艺术院线及DVD发行也跟上了。已经颇获丰收的应亮如今一方面可以用以前的奖金拍长片，另一方面还可以用艺术展的项目款拍短片，雪球就这么滚起来了，“他们拿六万给我拍一部，我就可以再拍3-5部了，而且还可以剩很多生活费。”当然，洋溢在电影成就幸福感中的应亮也强调：“电影创作是很私人，我不想受到干扰，若受到太多的痛苦，我会换另一种艺术方式表达，如画画。”

短片卖版权可能一万都不到，国内奖金又太低，所以大家都往外送，即使得不到奖，也捞个名气回来。独立电影制作机构得操心发行，他们和器材厂商、胶片厂商合作，就得为衣食父母在拍摄内容里植入广告。幸好，这种不动声色的做法大家并不介意。

前景——这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高文东导演对非主流的民间创作还不如对主流电影悲观，“地上每年那么一大堆电影，能赢利的也就十多部，我们的处境其实比主流那些好，独立电影成本低，自己可以控制，不用承担对投资人的那么大压力。”至于大部分人只能指望海外市场回收，高文东认为这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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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当然关心影片成本的回收，可世界是个大市场，发行上对我来说没有国内国外的分别。”

而拍片资金的来源，中国的独立制片人并不能期望纯粹的商业投资，扩展到商业电影领域，这也是一个绝对的难题。低成本拍摄、有人推荐去送影展、获奖金和海外发行、然后再新一轮循环，前人多年来的实践，中国的独立电影其实已自成一套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电影大链条中的一环，相应的圈子本身已具有一定的消化能力。当然，单打独斗的导演还是很多，但总有热心的推荐人随时等着帮忙，只不过电影质量究竟如何，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各大电影节评委手中。

独立电影这个圈子还是不错的，大家都互相扶持，也不急功近利，包括张献民这样的组织者，让制片人们能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构成方式，至少国外选片人过来时，会先找到这个圈子。

和好莱坞时不时去圣丹斯选片并公映一样，中国的独立电影圈和商业电影圈这两个齿轮偶尔也能卡上那么几环。贾樟柯、宁浩等人就成功地融合进去并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大多数独立电影人则因主观和客观的各种原因还在坚持一种“距离”。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电影节屈指可数，尽管如此，这些少得可怜的独立电影节活动却一直受到阻碍，使独立电影正在形成的良性的生态遭到破坏：导演的作品无法与大众产生联系，使独立电影的创作只能限于圈子内的自娱自乐，这对独立导演的创作热情无疑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再者，缺少电影节的宣传时机，迫使更多导演放弃对国内市场的探索，独立电影制作成本收回的难度增加，导致下一轮的投资与制作变得谨小慎微。对于观众来说，独立影展的缺席也是一种损失，他们甚至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了解想看的独立电影，没有机会选择也没有机会尝试改变对电影的欣赏趣味。如此恶性循环，独立电影之路似乎要越走越窄，越走越边缘。中国独立电影要想获得认可，只能走海外获奖求关注的“独木桥”，此外别无他法。不论怎样，中国独立电影将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过，无论民间影像离市场还有多远，我们看到，他们正以自己的步伐去维持着这生态圈的平衡。

【参考资料】

1《构建两岸电影共同体-基于产业聚集与文化认同的交互视野》——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2《两岸三地的政治分立与中国电影的家国梦想》——李道新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3《电影发展新特点使两岸三地走向融合》——张思涛；

4《想象的共同体：1990 年代以来两岸电影的 近代中国女性记忆》——张丹 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