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民族政策

总23卷　第1期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1月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

Vol.23No.1

Jan.2002

儒家思想与民族政策

吴贤哲

(西南民族学院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民族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它关系着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古代进入封建社会的各民族政权,最终皆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在确定国家政治体制及民族政策时,无不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特别是入主中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大都采用灵活务实的民族政策,在大力推进政治儒学化的过程中,不断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进程,这不仅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民族团结,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同时也延续和保存了儒学传统,使中国数千年来始终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

关键词:儒家思想;民族政策;政治体制;时代异变;儒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B222;D63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2)01—0065—10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政策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治典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无论是汉族地主阶级还是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立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对研究民族问题、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便成为各民族所建立的封建国家政权的统治思想,并对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产生着直接的、第一位的影响。各族政权基本上都能在儒家民族思想的指导下结合各自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民族政策,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今天,我们清理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各民族封建政权的民族政策的影响和作用,认识、梳理其变化,总结其得失,是很有必要的,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政治制度儒化是各民族封建政权的最终选择

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构成形式,它是由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中国自公元前21世纪的夏朝开始,在其400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和动乱,尽管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先后交替入主中原,却始终保持着不间断历史和统一,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

　　收稿日期:20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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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

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发展因素决定的,同时,政治对经济又产生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民族的发展与政治体制关系的一般原理自然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社会。但是,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是奠基于中国的土壤之上的,必然体现本国的国情和具有本国的特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是一定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物,是经过当时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反复论证筛选、经过当时社会实践检验的。中国悠久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凝聚力的增强,对于抗击外侵和保卫本国,都起了不可否定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内容,职官制度涉及到国家的阶级本质,国家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重要内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会采取当时的体制和结构形式,并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许多主要体制和职官的职务内容及其名称也在数千年中保持不变,是由于儒家思想及其儒学制度文化起了决定的作用。儒学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儒家以是否符合礼义标准来区分华夷,拥护能代表先进文化、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做华夏君主,而不论其民族成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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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是儒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观念,使中国政治制度一直体现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原则;三是中国古代官制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渗入了宗法观念,建立了以皇权为中心的等级制度。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夷夏论的民族观,对各民族在文化上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不仅认为自己和汉族有共同的祖先炎、黄二帝,而且往往以中国历史上某一著名人物为始祖。历史上汉朝曾与匈奴和亲,结为甥舅关系,单于与汉朝皇帝约为兄弟之盟。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据此认为匈奴与汉本为一家,于是他认刘邦为太祖,所建国家曰汉国,并认为他所建立的汉国政权是“兄亡而弟绍”,是继承汉王[1]

朝。鲜卑人慕容皇光建前燕,认为自己是有熊氏(黄帝)之苗裔。氐人苻洪建前秦,认为自己是有扈氏(夏启族人)的后裔。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夏政权,宣称自己是大禹之后。鲜卑人拓跋王圭建北魏,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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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黄帝的后裔。鲜卑人宇文觉建北周,说自己出自炎帝神农氏。契丹人建辽国,自称为黄帝后裔。党项人建立西夏国,自称为北魏拓跋氏之后,自然也是黄帝的后裔了。金章宗规定各地对伏羲、神农、轩辕、少昊、颛顼、高辛、尧、舜、禹、商汤、周文、周武王等汉族始祖三年一祭,以此表示自己是中国正统统治的传人。元朝和清朝的统治者也处处以中国正统自居。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宗共祖的意识也很强烈,如苗、侗、白、布衣、彝、纳西、拉祜、瑶等族认为盘古是他们的祖先,壮、黎、水、畲等族则以伏羲、女娲为他们的祖先。

中华各族,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何以要崇奉共同的祖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各族都普遍认为三皇五帝所创建的华夏文明代表着中国历史上最先进的文化,其继往开来的传人就代表着正宗的中国人。中华各族这种同宗共祖的意识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也是各族政权确立政治制度和治国方针政策的前提。因为这些民族政权既然认同共同的祖先,这就意味着要继承由这些祖先开创的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并以它们确立的统治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而这种继承的具体化,就是仿效先秦至两汉汉族统治者所确立的封建王朝政治制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统治思想。这种现象,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汉化”或“儒化”。如在诸多鲜卑族所立国家中,慕容鲜卑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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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中原,都经过汉化的过程,即在政治制度上以传统的华夏之法取代鲜卑简陋之规,在意识形态上尊崇和学习儒家学说。对少数民族政权来说,政治制度建设直接表现为汉化或儒化进程的快慢和政权的巩固或短暂。十六国时期,匈奴之前赵、氐族之前秦、羌族之后秦建立政权后,运用各种手段仿效汉族政权建设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提倡儒学文化思想,其汉化程度相当快,国势亦相对强大,前秦苻坚还一度统一了北方。另外一些政权则仍保留着原有的生产方式,对代表当时华夏先进文化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因而立国不久便很快消亡。魏晋南北朝以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有元、清两朝,在这两次社会大变革中,蒙族和满族的统治者迅速接受汉民族的文化,汉民族的政治制度几乎全被继承下来。因此可以说,认为自己与汉民族同宗共祖,标榜自己是华夏族的传人,是名正言顺地承袭以前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精华,加大对本民族由落后而先进的改革力度,使本民族尽快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基础和必要保证。

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宗法等级观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大一统思想在政治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其核心内容是:在君臣关系中,君主的意志高于一切,臣子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是集权中央,地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中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原则在历代政治制度中得到不断强化,它是中国长期保持强大、统一、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历代职官中的各项有效措施,则是这一制度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重要保证。如何使专制和集权顺利实施而又能淡化对立?儒家以宗法观念相对应,它借助父权和等级观念,以“三纲”为理论基础,在阶级、阶层关系上蒙上一层宗法关系的面纱,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皇帝是天子,皇权来源于天,官吏的的地位和权力是皇帝给的,各级官吏形成从低向高的层层负责制,皇帝对所有官吏有生杀予夺的权利,所有的官吏都必须无条件地忠于君主。官吏与民众的关系也表现为父子关系,因为皇帝是万民之主,是“国父”,是全国统一的、惟一的大家长,百姓为皇帝的子民,而皇权的代表者———各级官吏,也就演化为小家长,因此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这种上下尊卑、贫富轻重的等级被儒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所有的人都要安于做顺民、孝子这样的等级安排而不得有任何非分之想,社会,[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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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专制和中央集权能够顺利实施。

事实上,早在奴隶制时代,在中国政治制度中,专制制度即已得到确定,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特别是汉朝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并在组织措施、社会实践上对它进行不断地完善和加强,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佳也最有力的政治制度。它不仅是历代汉民族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最佳参考方案,也是中国历代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确立政治制度的最终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不间断的历史和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才能确保阶级的统治长治久安。

政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与存亡,而政治制度是政策的组织保证,职官制度则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官制,是以中枢机构、中央机构、地方机构、武官机构为其基本形式,贯穿于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许多职官不但职务内容,就连其名称也在数千年中保持不变。如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明清时期的内阁制,地方制度的郡县制或省州县三级制,以及兴办学校培养官吏,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吏,通过监察督导官吏,考核实绩奖惩官吏等等,这些制度中具有一定合理性、进步性的因素,不但对维护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物质生产,推动文化教育事业,促进朝政清明、国家昌盛起了重要作用。以中央官制中的民族事务机构为例,中国从秦汉时代起,历朝都对处理周边民族关系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并在中央设置专门机构管理民族事务。如秦朝设典客和典属国二职,典客的职责是掌管少数民族官吏进京的接待事务,包括迎送、接待、朝会、安排封授等礼仪;典属国的职责是掌管有关少数民族的政治活动事务。汉承秦制,景帝时改“典客”为“大行人”,武帝时更名为“大鸿胪”。秦汉此制适应国家多民族格局的需要,开了中央王朝设置专门处理民族事务机构的先河,以后历朝几乎都沿用此制,机构名称也沿用“大鸿胪”或“鸿胪寺”,只是元朝改称“宣政院”,清朝改称“理蕃院”。再以中国中世纪后期北方西夏、辽、金、元四个少数民族封建政权的中央官制为例,这四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既保留了本民族政治制度的特点,又大力吸收了各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传统政治制度(主要是大量吸取宋朝的制度)的特点。如金朝同夏、辽、元一样,也是从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国家的,其建国之初,快,仅经过20年,到金熙宗天会十三年(1135)就全面确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至海陵王正隆元年(1156),再次进行国家政治制度大改革,全面实行汉制,使其更加适应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在夏、辽、金、元四个少数民族政权中,金朝的汉化程度最高,进化的速度也最迅速,这对于后世,特别是对于元代中央政治制度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尽管夏、辽、金、元这几个分别独立的政权在中世纪末期相互之间曾进行过频繁而激烈的战争,给当时各民族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但这几个政权的存在以及他们不同程度地推行儒学,仿效和推行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汉民族政权的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这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客观上促进了汉族和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在思想观念和组织上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进程,为元朝的强大和大统一奠定了基础。中国自元朝大统一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由此可见推行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确立的政治制度,不仅可以使各民族政权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将各民族的社会文明史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而且使中国保持了4000多年不间断的历史和封建大一统的局面。这是一个适应中国国情的历史潮流,顺应这个历史潮流的民族政权则昌盛,获得长足发展,反之则衰败,国运短促。

二、怀柔羁縻是儒家民族观的产物

怀柔羁縻,是历代封建王朝民族政策的基本核心。“怀柔”一词出现较早,最初用在祭祀迎神的活动中,《诗经·周颂·时迈》云:“怀柔百神,及河乔岳。”《毛传》:“怀,来。柔,安。”以后又称笼络安抚外国或国内的少数民族为“怀柔”,《国语·周语中》:“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礼记·中庸》:“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兴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怀柔”又有使之顺服之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千国不困,怀服心归。”《汉书·息躬夫传》:“中国常以威信怀服夷狄。”《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六年》:“蛮聚胜方骄,未易怀服,宜秋冬进兵。”“羁縻”一词的本义,从《说文解字》,“羁”为马络头,“縻”为牛辔。无论使马络头还是牛辔,皆有系联的意思。羁縻作“联系”讲,始见于汉代。《汉书·郊祀志》:“方士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终无验,……天子犹羁縻不绝,几遇其真。”颜师古《注》:“羁縻犹系联之意。”在汉代,也称与少数民族的联系、维系为羁縻。又有引申为笼络、抚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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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羁縻勿绝而已。”《史记·索隐》:“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汉官仪》:`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索隐》所引《汉官仪》的解释,则又引申为束缚、控制之意。因此,怀柔羁縻,合言则一,皆有联系、笼络、安抚使之顺服之意;分言则别,前者偏重笼络安抚,后者侧重控制维系。当羁縻制度确立以后,“羁縻”则成为中国历朝封建国家实施民族政策的体制专称。

羁縻制度是历朝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儒家民族思想的具体体现,它的正式确立虽在唐朝,但在秦汉时期,羁縻体制就已初具雏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其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行政体制,采取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有别于内地郡县的行政组织,即“道”的形式。汉承秦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秦朝民族地区的管理制度。汉朝在民族地区设置“道”、“属国”和“边郡”(亦称初郡、新郡)。西汉平帝时全国有道32,道相当于县一级单位,分别隶属于在民族地区所设的郡。汉武帝灭少数民族所立之国后,存其国号,谓之属国,如汉武帝将降服归附的匈奴安排在陕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汉朝的属国遍布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据《后汉书·郡国志》载有张掖、辽东、广汉、蜀郡、犍为、陇西、北地、朔方、云中、上郡、安定、张掖延居等属国。边郡的行政区域划分大都以少数民族聚居的范围划分,如西汉的越西郡是邛都人的聚居地

,郡是夜郎人的聚居地,犍为郡是人聚居地等,而东汉的永昌郡则为哀牢夷的聚居地。秦汉王朝不改变这些道、属国、边郡内少数民族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在管理上实行土流双重官制,既任命汉族的太守、县令、长史或属国都尉治其土,又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王、侯、邑长治其民,由朝廷委派的各级官员有固定的任期,由朝廷任命的少数民族首领则可以终身任职和世袭。汉朝对边郡实行赋税优惠政策,一般由边郡太守或属国都尉出赋,且无定额限制,视其具体情况可减可免,而蛮夷酋长只需解纳土贡,不立征调,如巴氏蛮出“家布”、“鸡羽”,哀牢夷出“贯头衣”,南越出“象、玳瑁、珠玑”等。这种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的特殊行政单位,既使少数民族聚居区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又使其听命于中央朝廷,既开了中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的先河,又加强了对内附的少数民族的管理,缓解了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矛盾,加强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对维护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产生了积极作用秦汉时期初步形成的羁縻制度,在南朝得到了进一步实行。南朝自刘宋起,在南方普遍设置“左郡”、“左县”。左郡之“左”,源于少数民族服装“左衽”,南朝统治者因此统称少数民族为“蛮左”。区划名称虽变,但实质与秦汉边郡相同。南朝左郡、左县的区域划分以原来的部族、部落分布范围规划,规模较秦汉为小。刘宋时有左郡3个,左县16个,到了齐末,左郡达65个,左县达138个。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自汉代以来的民族地区管理模式,正式确立了羁縻制度。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平定突厥,突厥表示愿意归附,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曰:“欲怀远者,必先安近。中国为根本,四夷为枝叶,疲中国以奉四夷,犹拔根本以益枝叶也。臣远考秦汉,近观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敝。今招致西突厥,但见劳费,未见其益,况河西州县萧条。突厥微弱以来,始得耕获;今后供亿此役,民将不堪,不若且罢招慰为便。伊吾之地,率皆砂碛,其人或自立为君长,求称内臣属者,羁縻受之,使居塞外,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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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蔽,此乃施虚惠而收实利也。”唐太宗采纳了李大亮的意见,除了将10万户突厥内迁中原之外,又在其原地设置羁縻府州,任命该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吏,统帅原来的部众,在行政上保持半独立,在政治上保留各族原有的自治权利。唐太宗在突厥族设置羁縻府州取得成功后,又推广到其他少数民族部落,见于史志的羁縻府州有856个,“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这就是说,唐代的羁縻府州的特点之一是以部族划分行政范围,而不以地域划分;特点之二是羁縻府州的首脑不由中央政府委派而是以少数民族首领为都护、都督、刺史,皆可世袭,但须接受由中央政府任命的、汉人担任的都护或边州都督的统领节制;特点之三是在经济上给予羁縻府州优惠政策,一般不直接向国家交纳赋税,只承担一定的贡奉义务;特点之四是可以保留本部兵卒,守疆卫土,服从朝廷调遣。羁縻制度适应了边地民族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很受边民的欢迎,也不增加中央政府的负担,所以发展很快。唐朝创立的羁縻府州,是中国民族事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里程碑,它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有效的管理,较好地处理了中央政府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开拓并稳定了边疆。羁縻制度虽然在安史之乱以后大部分遭到破坏,最后因唐王朝的衰败而荡然无存,但它的[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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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政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宋、辽、金时期是分裂割据时期,但北宋也仍然算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只不过统一的范围狭小,少数民族数量不多。北宋继承了唐朝的民族政策,仍设羁縻州县对民族地区进行统治。据《宋史·地理志》记载,有宋一代在岭南、中南和西南东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共设有264个羁縻州,其特点是“树其酋长”,“以夷制夷”。自汉、唐以来的羁縻制度,事实上更多的是满足各少数民族首领向中央政府表示名义上的归附,再加上边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所以汉族官员实际是很难对羁縻府州进行实质性的统治。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则各行其政,逐渐强大之后独霸一方,与中央分庭抗礼。鉴于这种情况,元、明中央政府逐渐将汉、唐以来的羁縻制度发展为土官土司制度,即以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当地政权的土官,通过这些土官来对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征收贡赋。中央政府对土官的任命、奖惩、继承、义务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中央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能力。明王朝建立以后,将元朝的土官制度发展为较为完备的土司制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土职体系。这个体系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军事部门管辖的,官员的任免由兵部武选司负责,由各省的军事部门直接统率,如设在各地的宣慰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和长官使司等,这些使司的主官又称为土司,土司之下各设有同知、副使、佥事等官。二是由行政部门管辖的,官员的任免由吏部验封司负责,由各县的布政司具体领导,如各地的土府、土州、土县等的主官被称为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第一个系统的机关多设在边远地区或刚进行过军事征服的地区,第二个系统的机关多设在内地省份的民族地区。这样,所有土司及其所管辖的周边地区都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有力控制之下,避免了如唐之南诏、宋之大理等事实上独立的周边政权对中央政府稳定周边所带来的威胁。

清承明制,入主中原之初也实行土官制度,但随着土司制度的广泛实施,其弊端自明代后期日渐暴露,大小土司假朝廷命臣之威,在辖区内为所欲为,残酷压榨属民,并往往激成为事变。一些土司为了保持自己农奴主的的地位和半割据的权力,互为掩护,致使中央王朝的各项政令难行,甚至对抗朝廷,制造分裂,而土司之间经常明争暗斗,不断发生局部战争。终明一代,播州、水西、蔺州、麓川的土司头人,时服时叛,边患不穷。这些问题,在清初也有所,“样的作用。清朝统治者认为,土司制度已不适应自己的需要,为了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统治,必须改变借助土司的间接治理为中央王朝流官的直接管辖。事实上在明朝后期,即已开始了“改土归流”的工作,到了清雍正朝,便大力加强推进改土归流的力度,雍正四年(1726),鄂尔泰任云贵总督,开始在云贵川鄂桂等地推行归流工作。其方针是“计擒为上,兵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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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多数土司辖区的改土归流比较顺利,基本上是以和平的不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少数地区的归流是通过大军进剿、屠杀手段实现的。野蛮镇压的手段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感情,在当时也制造出不少民族隔阂。但总的说来改土归流的成绩是主要的,因其最终目的是要使用封建制地方行政取代各土司头人的奴隶制统治,从而统一全国的政治体制,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

怀柔羁縻的思想和体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长远的历史源流和坚实的思想基础。其历史源流是夏商周时代的内外服官制。“内服”是就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诸侯国而言,“外服”(亦称五服)是就中原华夏族侯国外围的“化外之民”———蛮夷戎狄而言的。内外服制的确立,不仅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而且由于因内外服制的要求有别而形成了不同臣服和纳贡关系,并由此在客观上产生了最初的民族政策。也正由于内外服制的确立而产生了最初的民族观———夷夏观。而内外服事制以及随之产生的夷夏观孕育了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采取怀柔羁縻和打击镇压两手制服四夷的政策。

怀柔羁縻的思想基础是儒家思想。儒家的民族思想是在夷夏观的论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儒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对立的观点:坚持夷夏有别,视夷狄为禽兽和用夏变夷、兼容并包。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因时代或形势的不同,往往分别为历代儒家政治家、思想家所采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民族观,代表着儒家民族观的主流和发展趋势。孔、孟民族观的基本层面是怀柔夷狄,用夏变夷。孔、孟这一基本观点被历代儒家继承和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儒家民族思想的传统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怀柔羁縻。民族观是统治阶级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而民族政策是统治阶级民族观的具体体现。自汉朝以降,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可以说历代统治者基本上是以儒家传统的民族观为其制定和行使其民族政策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