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精神境界

庄子的精神境界

理想人格是一种人生哲学中体现人生价值、完成人生目标的人物形象，是一种人生哲学理论宗旨的标志。中国先秦各家学派皆有自己的理想人格，一般皆称之为“圣人”，但其内涵或精神境界却甚有不同,如儒家推崇“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者为“圣人”，墨家眼膺“形劳天下”、“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者为“大圣”。《庄子》中描述的理想人格的情况则比较复杂。

（1）《庄子》中理想人格的不同名号及其精神境界的描述《庄子》中称谓能免除内外之刑或超脱生死、时命、情欲之限的理想人格的名号甚多，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等，其中表述得最为完整的是“真人”：

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漠士（事）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傈，入水不儒，入火不热，是知之能假于道者也着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睡，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隘言若哇，其耆欲深眷，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倏然而往，倏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大宗师》）

这段对于理想人格“真人”的精神状态或境界的细腻描述，实际上可以分解、归纳为两方面内容：超脱与神异。显然，“真人”精神境界的最主要内容或特征是对构成人生困境的三种界限的超越，“不知悦生，不知恶死”是齐一生死的表现；“不逆寡，不雄成，不谟事”是顺应时命的态度，“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是无情无欲的表征。同时，这段描述还表明“真人”似乎有某种奇特的、神异的超人性能，能“登高不傈、入水不濡、入火不热”。

《庄子》中的理想人格还称之为“至人”、“神人”、“圣人”，所谓“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其中“圣人”、“至人”出现的次数比“真人”还多，但所表述的精神境界的内容，也主要还是超脱、神异这样两个方面。

（2）《庄子》中不同名号的理想人格的境界同异问题《庄子》中的理想人格名号不同，这给养所表述或体现的精神境界是相同的呢还是不同的呢？或者说是同一层次的呢还是不同层次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庄子》本书的记述存在着矛盾和混乱，可以从中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对立的回答。这也是从一个具体问题上证明《庄子》一书绝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

第一种回答是不同说，即认为上面所述的《庄子》中的不同名号的理想人格在精神境界上是不相同的，是处于不同层次的。这在《庄子》中有明确的记述为证，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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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不同说”的特点是认为存在着多种的、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上面所述不同名号的理想人格就分布在不同的境界层次中；哪种名号的理想人格体现、代表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没有一定的说法，但“圣人”肯定不是最高境界。

第二种回答是同一说，即认为《庄子》中的理想人格名号虽然不同，但其所表述的超越人生困境或世俗的那种精神境界是相同的，处于同一层次的。例如成玄英在疏解“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句时说：“至言其体，神言其须知，圣言其名。故就体语至，就用语神，就名语圣，其实一也。”（《庄子注疏·逍遥游》）从《庄子》中行文的前后连贯和词义的相互借代的情况来看，“同一说”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亦举例如下：

可见，“同一说”的特点是认为只存在两种境界，即众人的境界和得“道”人的境界。这种得“道”人的名号有“真人”、“至人”、“神人”、“圣人”、“大人”，等等。其名虽异，而实相同。 《庄子》中不同名号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是相同的，又是相同的；两种所见皆有根据，皆可成立。这一矛盾不是二律背反的理性思辨性质的矛盾，而是一种客观地存在于《庄子》中的两种论事实之间的矛盾，它是庄子学派或庄子思想在先秦的历史发展中前后期理论观点发生演变的反映。在这里存在着可以清晰地分辨庄子和他的后学在思想上差异的两个判别点：境界的如何划分和“圣人”是否属于最高境界。

一般说来，“同一说”所依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反映的是庄子学派早期的、也就是庄子本人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圣人”本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人格概念，《论语》中记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例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请。”’（《雍也》）可见，“圣”是比“仁”还要高的境界。孟子说，”主人，人伦之主也”（《孟子·离娄》上），所以“圣人”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中最高的道德境界。庄于把它情移过来，加以改造（“圣人无名”），成为自己人生哲学思想中具有和“至人”、“神人”同义的理想人格。这一情况正反映了早期庄学和儒学的关系，即一方面把它作为批评对象，另一方面又常以它为理论背景和观念渊源。第二，庄子也正是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两种：无待和有待。《庄子·逍遥游》写道：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于世末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句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末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显然，庄子是以是否实现无任何负累的自由（“逍遥”）来划分人生境界的。在庄子看来，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恶乎待”（无待）者是自由的；其它虽有情境的差别，但皆是不自由的“犹有所待”（有待）者，这实际上也就是认为‘只存在“圣人”（“至人”、“神人”、“真人”）和“众人”两种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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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说”所根据的《庄子》中的记述，可能是先秦庄学后期，也就是庄子后学的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在庄学后期，庄学有了自己的观念体系，在学和儒学在理论上除了开始有相互影响的关系外，相互对立的关系显然是主要的，庄子后学把自己观念体系中的理想人格（“神人”、“至人”、“天人”、“全人”）置于儒家理想人格（“圣人”）之上，也是很自然的了。第二，如后面还要论及的那样，后期庄学具有明显的人俗倾向，这种生活态度的改变，使后期庄学不再简单地把人生境界分为“无待——有待”，即“圣人——众人”两种境界，而是具体地审视和描述了人世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或生活方式，认为它们一方面是各自独立的精神境界，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多层次的人生精神环境。

（3）《庄子》中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本质特征从《庄子》对“真人”、“至人”、“神人”、“圣人”等的精神状态的具体描述中，可以看到庄子思想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是对人生困境的超脱，它同时具有真实性、理想性和幻想性的三重特征。

首先，庄子理想人将的精神境界具有真实性，它实际上是种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在庄子思想中，构成人生困境的生死之限、时命之围、哀乐之情都是人的生活中的客观存在，摆脱由此产生的精神纷扰，形成一种宁静的心理环境，应该说是对这一人生情境的真实的反映和理智的态度。在庄子这里，这一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主要包含着这样三个思想观念。

第一，“死生无变乎己”。《庄子》在描述“真人”的精神境界时说：“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已”以田于方》）也就是说，纷扰心境安宁、囿域精神自在的死生界限对于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不存在庄子对于死生大限的突破，是一种观念性的突破。庄子的“通天下一气也”（知北游））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哲学基础。按照这一自然哲学观点，“人之生，气之聚也；来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大宗师》）。所以，当人把对死生的观察点从人本身移到超越人的个体之上的另外一个更高的、更普遍的存在时，死生的界限就消失了，故《庄子》写道：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得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俞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死生的观念界限被超越，死产生的恐惧，生带来的欢欣，即对死生的不同情感界限也就不再存在，如《庄子》中所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大宗师》人彼以生为附资悬疣，以死为决疯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生？（〈大宗师》）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至乐》）

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知北游》）这样，死生的实际界限和感情界限都被庄予以一种独特的哲学观念突破了。

克服伴随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对于古代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十分迫切的、十分有益的。和庄子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前341—270年）在致友人美诺寇的书信中说：“你要习惯于相信死亡是一件和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因为一切善恶吉凶都在感觉中，而死亡不过是感觉的丧失??所以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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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66页）比较而言，伊壁鸠鲁主要是从感觉论的角度来“征服”死亡的恐惧；而庄子则是依据他的自然哲学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实现对死生大限的观念的突破。他们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同，旨趣却颇有相同，都是努力于消除死亡恐惧的纷扰，形成一种安宁、恬静的心境。在古代，死亡恐惧的祛除是具有精神解放意义的。我国清代学者熊伯龙说；“畏死心迫，神明说兴。”（《无何集》），中华书局 1979年版，第139页）现代英国哲学家罗素也说：。我认为宗教基本上或主要是以恐惧为基础的。”（《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庄子对生死大限的观念上的夹破，对死的恐惧的精神上的克服。对中国固有文化史宗教因素的滋生起了有力的制作用。

第二，“游平尘垢之外”。《庄子》描述“至人”的精神境界说：“芒然仿惶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名耳目哉！”（〈大宗师〉）、〈天道》）庄子理想人格这种超脱世俗事务和规范的生活态度，蕴藏着和体现着一种安宁恬静的“定”的心境。如《庄子》中写道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为乙素。义下奋而不与之偕，审乎无假而不与利迁，极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遗万物，而神未尝有所围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天道》）庄子这种。外天地，遗万物，退仁义，摈礼我”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或“定”的心理环境，就其哲学基础来说，也是在“通天下一气”（《知北游》）的自然观或“道通为一”（〈齐物论〉）的本体论观念基础上形成的。故《庄子》说：

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问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能滑，而说得丧祸福之所介乎！（《田子方》）

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储念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德充符》）

可见，庄子的“游平尘垢之外”的精神境界实际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精神过程：当一个人理性地把自己的存在和一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存在整体结合在一起，理智地感受到他个人存在也是一种无限之时，胸襟就会变得宽广起来。在这个高远的位置上来审视人世，得丧祸福、突达贫富也就无足萦怀了，世俗的纷扰也就化成，心境的宁静。所以，庄子的这种超脱，在本质是一种经过哲学升华的自我意识的特殊表现。历史上不只压子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表明，理智、理性的思索使一个人的精神从世俗观念和事务的困扰中提高出来，超拔出来是可能的，是真实存在过的。

第三，“哀乐不入于胸次”。庄子理想人格“其寝不梦。其觉不忧，其食不甘”（《大宗师》）的无情无欲的精神境界，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田子方〉）的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庄子认为这一心理环境的形成，在于要有安于时命、本分的生活态度.他称之为“悬解”：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养生主〉、《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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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田子方》）

子进而把安命守分，不为不可避免的、无法改变的遭际而哀乐动心，视为是极高的道德修养：

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问世》），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德充符》）前所述，在庄子思想中，“命”是一种外在必然性。庄子‘’安命”的主张，即认为对命运必然性的承诺，不为非分之务，“达命之情者，务知之所无奈何”（《达生》），能获得心境的安宁，这在人的精神过程中是真实的；甚至象黑格尔所曾经称赞的那样，方代哲人沉地委诸命运的态度是“高尚而有价值的”（〈不逻辑〉，第309页）。然而在生活中，伴随“安命处顺”而 的消极作用也是明显的。即然困难，认为是必然性的“命运”；这样，“安命”所获得的“安宁”实际上就是对被奴役状态的麻木，应该说，这个精神过程也常有发生的。

“喜怒哀乐不入胸次”并不意味着庄子认为人完全不应该有喜怒哀乐之情。《庄子》说，“真人??凄然似秋，然似秋，然似春，喜怒通四时多与物有宜而真知其极”（《大宗师》）。可见庄子实际上是主张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应该因顺于自然。相通于大道。《庄子》在一则庄子和惠施对话的记述中，很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将》），二对于一切事物、事件皆能因任自然、摈除人为的那种不动心的“无状态，庄子称之为“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庚桑楚》）

所以，庄子的“无情”、“坐忘”本质上是一种“儿子”（婴儿）般的自然状态，它是要求复归于“大通”（自然、天然、本然），这和佛家的“无念”要求寂灭于“空”是不同的。清代学者宣颖说：“庄于无情之说，不屈寂灭之谓也。只是任吾天然不增一毫而已。可见庄子与之学不同。”（《南华经解·德充符》）甚是。

黑格尔在评论伊壁鸠鲁的道德学说时说；“它的目的是精神的齐动心，一种安宁。但是这种安宁不是通过鲁钝，而是通过最高的精神修养而获得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第84页）庄子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也正是一种安宁，一种在理智、理性基础上，通过精神修养实现对死仁恐惧的克服、世事纷扰的超脱。哀乐之情的消融，从而形成的安宁恬静的心理环境——“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列御寇》）

其次，庄子理想人格精神境界的本质内容是对一种个人精神的绝对自由的追求，因而具有理想的性质。这一自由境界（庄子称之为“逍遥”）的情态，《庄子》中是这样描述的：

诺夫乘天地之正，而彻大气之辩，以游子穷者，彼且恶乎若夫乘道德而浮游??一龙一蛇，与时具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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