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溢出效应

计量经济学

国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

反向关联溢出效应的研究

摘 要 许多国家努力吸引着国外直接投资（FDI），其目的是希望跨国公司所带来的知识能够通过溢出效应为国内相关产业所利用，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比较于早期的文献，对于FDI的行业间溢出效应讨论较少，而主要集中于行业内的经营效果。本文的分析，基于中国的制造行业层面的数据，通过对资本、原材料投入、外资所占行业比例、反向关联溢出等因素，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建立工业总产值模型，得出了FDI对上游生产部门的工业总产值会在短期产生负的反向关联溢出效应的这样一个结论。

关键词 FDI 反向关联 溢出效应

Abstract: Many countries strive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oping that knowledge brought by multinationals will spill over to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In contrast will earlier literature that failed to find intraindustry spillover from FDI, this study focuses on effects operating across industries. This analysis is based on the industry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China, using econometrics method with the factors -- such as capital, materials, foreign share and backward spillovers – to set a Gross Output Value of Industry model. We get a conclusion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 put a negative backward spillover effect on upstream sectors in short-term.

Key words: FDI backward spill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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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迅速，2003年已经跃居全球首位，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普遍认为FDI的流入能带来紧缺的资金、新的技术和市场营销手段，以及管理技术。由于FDI被政府期望将带来这些潜在的利益，因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提高国内相关产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力方面，FDI的贡献受到了特别的强调，我国的各级政府总是希望通过FDI带来的技术转移所产生的结果，能超过在项目中外国的投资者所应承担的义务，并通过相关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国内生产企业受益。

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由于国外投资的出现，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的必然存在性。①正如Dani Rodrik(1999)指出：“现在的政策文件中充满了对FDI所到来的正外部溢出效应的主张，但却很难找到相应的确切证据。”事实上，效应的不确定性和数据的局限性这两个亟待解决的困难，阻止了研究者提供FDI的结果将产生正的外部性的最终证据。现在，基于公司层面的研究已经涵盖了许多早期文献所面对的问题，然而，这一信息的出现并非是值得乐观的。

国际上，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以案例研究，该方法包含了财富的价值信息，通常是有益的（例如Moran, 2001），但该方法往往关注于特定的FDI项目或是针对特定的国家，因此较难普及与推广。第二类是工业水平的过剩研究，大多数的此类研究显示：FDI的存在和部门内部的人均增加值正相关。但是，因为大多数研究有赖于交叉部门的数据，其缺点是在建立目的性因果关系上存在困难。因而存在这样的可能，其正效应的产生并不是真正的生产能力的溢出效应，而是基于外资企业在高生产能力行业的本土化趋势这一因素造成的。这一正的相互关联作用的产生也存在这样的可能，即FDI流入使得生产能力较差的公司退出，同时使外资企业增加他们本国的市场占有率，而这两者都将增加该产业的生产能力。第三种类型是基于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主要是检验在部门内国内公司的生产能力与FDI产生的程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这种方法的大部分研究，如Haddad和Harrison（1993）对摩纳哥②，Aitken和① 现在国际上对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结论主要分为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前者有如Caves（1974）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引出效应的检验，Liu（2000）对英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存在明显的FDI正溢出效应 等；后者也包括了Aitken和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检验，发现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着普遍的副溢出效应，Damijan（2001）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匈牙利、爱沙尼亚等专项经济国家企业面板数据的考察，发现并没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② Mona Haddad and Ann E. Harrison,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viden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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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①， Djankov和Hoekman（2000）对捷克，以及Konings（2001）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研究，都没能解决FDI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溢出效应的疑问。研究者们既忽略了去找寻一个重大的影响，又没有找到行业内负的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最近Haskel（2002），Keller和Yeaple（2003）所做的分别针对英国和美国的研究，对FDI所存在的正的溢出效应提出了值得相信的证据，为工业化国家描述了一幅乐观的图画。

而在国内，FDI的溢出效应在最近几年才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讨论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如陈涛涛（2003）②提出充分竞争是行业溢出效用的有效机制，孙舒平（2004）③分析了FDI的流入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运用国外研究的计量经济

④模型对中国数据进行检验论证。如吕世生、张诚（2004）以天津为例，运用Haddad

和Aitkin模型得出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

有理由认为，研究者们进入了一个寻找FDI的溢出效应得误区。外资企业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来做慈善事业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获取收益才是他们的最大目的。因而，总存在着这样的冲动，阻止可能增强本地竞争者的相关信息的泄漏。但是，与此同时，随着相关技术对当地供应商的影响，将使当地供应商可能从中受益。因而，FDI的溢出效应更应是纵向的，即垂直的，而不是产生于同一行业的内部。换而言之，溢出效应更有可能是通过反向关联，在本国的中间产品的提供者和他们的外资企业顾客之间产生的。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吸引早期研究者的注意。这种情况似乎是合理的，源于外资企业，存在于上游部门的溢出效应，归因于先前在国内较低的生产效率；或是技术上更先进、更低廉的投入的提供；或是伴随的补充服务的提供。正如Blomström et al.（2000）提出，经验主义的分析几乎不会考虑纵向型的溢出效应。这一可引起注意的例外，已经出现在了Blalock（2001）对印度尼西亚公司层面的面板数据研究的论文中，以及Javorcik（2004）⑤基于立陶宛交叉部门的企业层面最近的信息的论文中。他们都通过反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 Journal of Developing Economics, vol. 42, 1993, pp.1-74

①Brian J. Aitken and A.E. Harrison, Do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or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Venezuel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9, no. 3, 1999, pp.605-618

②陈涛涛. FDI中国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J] 世界经济，2003.9，pp23—28 ③孙舒平.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J] 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4.2，pp71—76

④ 吕世生、张诚. 当地企业吸收能力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J] 南开经济研究，2004.6，pp72—77

⑤ Javorcik,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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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提供了这个的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

此项研究的目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检验国内公司的生产能力与外资企业的存在，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关联，无论其实下游生产部门（潜在消费者），还是上游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的潜在提供者）。检测这一效应的存在，将支持存在垂直的溢出效应这一观点。

第二，这一研究通过说明纵向溢出效应，超出了已经存在的文献。这一方法检验了纵向联系的利益阻塞是否与国外所有权公司的分支机构的程度相关。基于对这一案例的研究和对投资者的调查，这一被推测出的因素将影响外资企业对本地上游生产部门的信任，进而由反向关联带来的潜在收益，但是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得知，它们的影响，特别是在国内还，没有被系统检验过。

本文将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部分，将对溢出效应的渠道进行简介；第二部分，讨论FDI流入我国后的数据分析和模型估计描述；模型修正及估计结果的分析将在第三部分提出；第四部分将就全文做出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部分 溢出效应渠道的简介

当外资企业提高他们在投资国公司的生产力且没有完全带走利润时，FDI就会产生溢出效应。通过复制外资机构用于本地市场的技术或通过雇佣由外资机构培训的员工，国内企业也会获得溢出效应。另一种溢出效应的产生则是由于外资的进入带来了更激烈的竞争，从而促使国内企业更有效的使用国内已有资源或寻求新的技术。

从某种程度上说，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相同部门中存在竞争，后者有动机去阻止同行业间的技术泄露和溢出效应的发生，它通过对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保护，支付高工资以防员工的跳槽，或干脆把厂建在农村或建在某个国内企业不好模仿的领域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现象刚好与现在许多研究方法无法找到水平型溢出效应一致。

但从另一方面看，外资企业并没有动机去阻止技术对上游部门的普及，因为他们会从中间产品的供应者那里获得好处。这样，反向关联——即外资企业和国 Trough Backward Linkages.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6, pp.60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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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供应商之间的联系——是最可能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由此，溢出效应可通过以下三个渠道产生：（i）外资对国内企业的直接技术转移（ii）外资企业对生产质量及准时的交付要求促使国内供应商提高其生产管理和技术（iii）外资企业的进入增加了对中间产品的需求，这使得国内供应商能够从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得到好处

类似的，国内企业也可能会从购买处于上游部门外资企业生产的含金量更高或价格更便宜的中间产品而变得更有效率（正向关联）。外资企业为促销其生产的中间产品而提供国内企业从进口商那里无法获得的额外服务。

在经济转型国家有个案证实，通过反向关联会产生溢出效应。例如，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传统中成药的中外合资企业，在成都市彭州市附近有其原材料基地采购。该合外资企业定期派人访问其各采购基地，利用其技术优势，指导改进其种药材植技术、粗加工生产工艺，久而久之，当地的原材料提供商们把这些改进的技术应用到其它药材的种植过程中（而非为这家合资企业服务），由此提高了其产品的质量。

FDI的方式不同，其造成的纵向型溢出效应也就不同。例如，通过兼并收购或合资建立的机构比那些外商独资的企业更倾向于在当地采购，后者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发展本地的关联企业，而前者却能从和被合并的企业或这些企业的国内合作者的供给中获得好处。然而，此次研究使用的数据无法区分这三种形式的外资投资方式。但是，通常外商独资企业更依赖于进口的原材料，而合资企业则更多使用本地资源。这一推测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关于国内数据的调查予以证实。但是，一项关于匈牙利最大出口商的研究结果（Tot和Semjen，1999）表明，外资所占股份越多，该企业在匈牙利本国采购的原材料越少。总而言之，更大的溢出效应是同部分的而非完全的外资企业相联系的。

照此定性推测，从单个企业长期的情况来看，FDI的流入产生对上游企业的正的反向关联溢出效应似乎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行业的层面出发，以短期的视角否能定量地观察到这种正的反向关联溢出效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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