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问题研究论略

研究舆情问题

/舆情0问题研究论略

王来华

党的/十六大0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对现实舆情问题的研究,对于建立执政党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好联系,获得各项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措施等实施效果的信息反馈,及时解决民众的利益问题,以及推动民众参政议政和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舆情概念和民意概念具有相似性。民意的理论阐释多来源于西方,更多地符合西方的民主和民权等方面的思想沿革和现实情况;但缺乏对民意的基本构成以及变动机制的研究,民意研究常常与舆论研究相混淆。民意研究在近些年还存在着/重方法(即民意调查方法)、轻理论0

等倾向。

在对舆情概念进行深入思考以及对诸多民意

三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仅仅从情、知、意的角度分析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还嫌不足,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活动的分析视角。而从实际生活的角度看,围绕着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刺激,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常常具有很具体、很生动的面貌。具体来看,当我们把舆情视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时,就会发现它不是每个个体的心理活动,而是群体的心理活动,它所包含的情、知、意因素,常常表现为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心理活动的结构体,这个结构体包含着依次上升的几个层面。具体来看:

1.基本态度。就一个国家而言,始终存在着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各自所持的基本态度,即前者是否接受、尊重和依赖后者,是否承认后者的地位、权力和权威等等,同时也包含了后者对前者的责任、权威、服务、秩序等要求。实际上,民众与国家管理者的态度是基本对应的,如责任与义务,依赖与服务,尊重与秩序,服从与权威,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中相互依存的各种具体态度的基础,具体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发生、变化都受制于这个基础。在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关系中内含着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前者为什么会服从于后者。安东尼#奥罗姆在5政治社会学6一书中,在比较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三人在/社会服从理论0方面的不同观点时,对人类社会中一个群体为什么会服从另一个群体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其中,在分析韦伯的观点时,他指出,首先是统治的组织形式,在日常的生活中,习惯和风俗是保证遵从的首要原则。其次,行政组织机构是第二个原则,通过用法令惩罚不服从者、征收赋

一

概念的定义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给舆情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

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在这个定义中,如果把中间的一些定语省略,舆情就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这样,这个定义把民众的意愿限定在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外延相对缩小了,但是,它所包含的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基本含义就变得更突出了。在社会政治态度中,/态度0是一种心理形态,一种心理活动,而/社会政治0则表示态度的指向或对态度作性质上的规定。从社会心理学的情、知、意角度看待社会政治态度,会发现舆情包含了情感因素、认知因素和行为反应倾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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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进行战争等来强化人民对统治者的服从。又次,被统治者相信统治者的地位是合法的,这为确立被统治者的服从提供了最终保证¹。

2.主张和要求。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主张和要求不仅符合第一层面的基本内容,而且是对上述基本态度的延伸和丰富,因而常常比/基本态度0层面的内容要具体一些。例如,民众可以提出建立或修改有关的法律;可以建议建立或撤消有关政府机构;可以提出制定或修改某项社会政策,等等。这一层面的内容一般需要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也需要更多的认知因素。由于可以通过调查手段了解和分析民众的具体社会政治主张和要求,因此,这个层面的内容对于认识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已经具有了实际操作意义。

3.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在这个层面上,强调发现民众对中介性社会事项以及国家管理者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相比/主张和要求0,民众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内容更加广泛和具体,并且,从其活动特点看,在很多时候并不像/主张和要求0那样直接和完整地表现出来。

4.情绪或感受评价。在这个层面看到的社会政治态度内容,主要是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发生的情况和感受。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情绪感受,是民众对那些影响到他们利益的中介性社会事项产生心理反应的直接结果。因此,在情绪感受方面也常常具有深刻的内涵。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领袖人物十分看重/情绪0这一重要的舆情信号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情绪方面的评价,不一定都是有明确结论的评价或有确定指向的评价,很可能表现为/不清楚0或/说不好0等具体的态度内容,这也是一种正常的态度,是在特定时间内人们的模糊性的情绪感受,在刺激物和感受方都发生变化以后,这种模糊性的态度可能会发生方向上的变化,变成满意或不满意等。

5.其他具体和零散的态度反应。在日常生活中,民众会经常对各种中介性社会事项以及具体的国家管理者们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些态度不仅是直接的,也常常是具体和零散的。与以上其他层面的内容相比,这一层面的内容大都是针对某一项具体的中介性社会事项,而不是针对国家管理者整体的和系统的态度。相比较而言,这个层面的内容是鲜活的、生动的和易捕捉的。

以上是对作为舆情的社会政治态度的结构性解释。此外还有两点需要申明:第一,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既可能是大家一致的,也可能是大家不一致的;既可能出现多数人的态度是正确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少数人的态度是正确的情况。一些专门研究民意问题的专家也指出,民意的/民0

º

不必然等同于全民,民意也未必是多数民众的意见»。因此,在舆情的研究中,对社会政治态度的观察和研究,既要注意多数人的态度,也要注意少数人的态度,还要注意各种社会政治态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抵消以及积聚、消散等现象。第二,作为舆情的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和可以被接受的。由于民众构成的复杂性,由不同利益群体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政治态度,既可能包含正确的内容,也可能包含不正确的内容。这是因为,民众的角色与国家管理者不同,他们不能完整、系统和深入地了解很多中介性社会事项的产生过程,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有可能出现与国家管理者的态度不同的现象,甚至出现部分的不正确的现象。有学者指出:/多数民众对复杂问题普遍认识不足,尤其对重大的政经政策,缺乏多方位的知识和了解0,这是/民意不可恃0的一个原因¼。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不一定总是与国家管理者的态度完全一致,出现分歧甚至较大差异都是正常的。但是,由于在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因而,在国家管理者真正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

社会政治态度应当是以赞同为主的。

除了对作为社会政治态度的舆情的基本认识

二

外,还需要认识前面已经提到的一些在舆情新定义中的构成要素。

(一)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从内涵上看,民众是处于一个国家中被管理者位置上的人群。可是,舆情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因此,民众是舆情的主体。从舆情角度看民众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民众依赖国家管理者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是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的利益关系等。民众要实现其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除了进行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种创造外,还要依靠国家管理者提供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和协调,特别是依靠国家管理者以及相应的国家机器

¹º

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5政治社会学)))主体政治的社会剖析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7~78页。

邓小平指出:/党只要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0(5邓小平文选6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2页)

»¼

余致力:5民意与公共政策)))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6,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38页。

郑贞铭:5民意与民意测验6,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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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种社会利益矛盾进行协调,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

2.民众具有做出社会政治态度反应的相关素质。例如,在详细地分析民众的认知素质后会发现,它的外延包括人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等多方面的认知情况。其中民众具有的民主政治方面的认知,与他们了解、认识和评判他们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直接有关。当民众做出具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反应的时候,他们对国家管理者的认知会发生作用,如确定态度的反应方向,调节态度的反应幅度等。民众的民主政治认知还与他们对国家管理者管理过程的参与直接相关。

3.民众的范围是不包括国家管理者在内的其他各种社会群体。一般而言,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两端,彼此不能互相包括。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众所包含的群体涉及阶级、阶层和各种具体生活群体等。在社会学家看来,阶级和阶层的概念是研究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概念。韦伯就提出了从财富)))经济标准、声誉)))社会标准和权力)))政治标准的角度解释社会分层。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对当代中西方社会分层研究的影响很大。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就提出了在美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分层标准是职业,财富和声望都依赖于职业¹。而依照社会声望对职业人群的阶层划分的观点和测量方法,也受到当代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在民众中,除了阶级和阶层的划分外,还有对各种社会生活群体的具体划分。与阶级和阶层的划分角度不同,社会生活群体的类型不是/垂直0而主要是/横向0的划分。

(二)作为舆情客体的国家管理者。国家管理者包括在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政府以及军队等国家机器中从事管理工作的领袖、精英、普通工作人员等。舆情在表面上表现为民众对一些中介性社会事项的社会政治态度,但是,从根本上看,是民众对各种中介性社会事项的/生产者0和调控者)))国家管理者的社会政治态度。国家管理者是作为来自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受体,因此,就处于舆情客体位置上。从舆情研究的角度看,国家管理者有如下一些主要特征。

1.国家管理者作为从事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人群,扮演着其所在机构的各种角色。国家管理者们处于国家权力系统内部,具有相关的工作职务。国家管理者角色本身具有的规定性,要求他们必须依法行政。进一步看,每一个国家管理者的角色都是双重的,他们既要扮演具体的工作角色,还要扮演民众的/利益代表0的角色。这种双重性的角色扮演特征,既是由国家管理者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所决

定的,也是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利益要求的结果。每一个国家管理者,在扮演民众的利益代表的角色方面,其作用可以有大小,但是,在代表和实现民众的各种利益方面却具有相同的性质。

2.国家管理者是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控制者和协调者。国家管理者在一定时期内对待舆情做出的决策选择具有决定性。一般而言,国家管理者不仅在决定中介性社会事项中是/说了算0的人,而且,他们在对待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方面也是/说了算0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即使是正确的,国家管理者做出的反应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国家管理者对待舆情的/决定性0态度。首先,国家管理者作为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控制者和协调者,掌握决定中介性社会事项的权力。其次,来自法律和民众对国家管理者的制约有的时候(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在对国家管理者的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较多的不良结果。

3.国家管理者的人群构成是一种/金字塔0型,在其底部的人员与民众之间的联系更直接和密切。从国家管理者角色划分角度看,他们分为领袖、管理精英、普通党政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等。其中,/普通党政工作人员0范围很宽,如普通的党政干部等,主要承担实施或落实被称为舆情刺激物的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具体工作。这些人在国家管理者人群中数量很大,行政级别相对较低,但是,他们常常与作为舆情主体的民众直接打交道,他们的言行举止常常受到民众的直接关注,民众更多地通过他们了解、发现相关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其他人员0是指一些特殊人员,例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在名义上不属于国家管理者专门机构或组织中的人员,如在城镇中存在的居委会组成人员,他们往往承担着贯彻和落实与舆情有关的各种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工作,天天与普通居民打交道。在农村广大地区广泛存在着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其性质与城市居委会基本相同。

这些/普通工作人员0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国家管理者人群中的普通人员,具有国家管理者人群的角色特征;另一方面,他们仅仅是普通国家公务员或相关人员,一般不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但是,他们在承担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直接或间接有关

¹

5中国大百科全书6(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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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具体工作的同时,又大都扮演着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受体0角色。从这一点看,这些人又是具有普通国家管理者身份的普通民众。由于这些人员的存在,就使得国家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三)中介性社会事项。中介性社会事项与社会心理学和舆情研究中提出的/公共事务0等概念具有相似性,它们都具有刺激人们心理的作用。但是,相比较而言,中介性社会事项不仅外延宽,而且体现了它作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的刺激中介的重要性质。这一点可以从中介性社会事项具有的两个重要特征体现出来¹。

1.中介性社会事项是国家管理者权力运行的结果。/权力运行0是个政治学概念,指国家管理者实现其管理和服务民众的权力和义务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权力运行0的承担者、资源调动、方式、结果和过程调整等。在国家管理者实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各项权力和义务的过程中,不管工作目的如何,都会产生一个或多个工作结果,而这个结果从舆情看就是/中介性社会事项0。如国家管理者制定和实施各种政策、方针、措施等。不过对有的中介性社会事项而言,其产生原因不一定与国家管理者直接有关,可是这些问题确属国家管理者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分内0事情。从舆情的角度看,民众也常常自觉地把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治理过程与国家管理者/挂钩0。又如,一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国家管理者并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对这些灾害的抗击以及社会救助活动等则是国家管理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依然与国家管理者发生关系。

2.中介性社会事项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即舆情的刺激物。中介性社会事项主动或被动地/送达0民众身边时,在多数情况下会直接对民众产生刺激作用,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即舆情会立即出现。不过在现实生活中,舆情出现的时机、形式、强度以及演化机制等又常常是复杂的。而单从中介性社会事项对舆情产生的刺激看,包括正刺激、负刺激、显刺激、潜刺激等,并且,当这些刺激发生时,也具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如各类刺激交叉混杂、刺激往往带有针对性和相对性、刺激的效果与刺激物本身的透明度有关,等等。

(四)舆情空间。舆情空间是指民众社会政治态度形成、变化和发生作用的情境,也是舆情主客体和空间中其他基本因素之间的多维/互动0的情境。舆情空间是结构化和复杂多变的。一般而言,舆情空间包括硬空间和软空间。/硬空间0是指舆情发生的各类有形的场所,包括组织或团体空间(如教育场所、工作场所、朝觐场所等)、地域空间(如

居住区和社区等)、设施空间(社会场馆或其他社会场所)、日常生活空间(家庭活动、交往、文娱生活等场所)。/软空间0是指影响舆情产生和变化的诸多无形因素,如法律道德等秩序规定因素、角色规定因素、目标规定因素和民族文化传统因素等。

舆情空间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如内含因素的多样性和发生作用的综合性。在舆情空间中,不仅包含舆情的主客体和中介性社会事项,还包含了各类有形和无形的制约或推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和作用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大杂烩,而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要素与要素之间的有机互动。简言之,它的基本状况就是多种因素围绕在舆情的主体和客体周围,当发生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时,各种因素规范和调节着舆情主体的社会政治态度,同时也规范和调节着舆情客体的态度。一个中介性社会事项产生刺激和一种社会政治态度的产生,在理论形态上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国家管理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单元0,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互动单元0又十分复杂,包含着着多种影响和制约因素。舆情空间中诸种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使/刺激0与/反应0之间的/互动0关系变得很复杂。正是由于舆情空间的这一特性,就要求我们在分析舆情时,必须坚持用动态、全局的视角看问题,切忌刻板化和片面化。此外,舆情空间还具有空间的变动性、空间的层次性和相对界限性等特征。

综上所述,舆情作为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在本质上始终贯穿了民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不断变动的利益关系,是一种以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依存与对立的利益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心理活动。在舆情范畴中,民众和国家管理者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关系,主要方面是相互依存,次要方面是对立,这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从大量的舆情现实问题中可以看到,依存关系提出了主客体间要走向/一致0、/和谐0或/政通人和0的目标。针对这种依存关系,我们认为,对舆情的研究应当服务于发现和推动这种依存关系,这也是舆情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主要层面上的共同定位。

(本文作者:王来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钟 河

¹参见毕宏音5中介性社会事项6,载王来华主编5舆情研究概论)))理论、方法和现实热点6,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89~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