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中的创作艺术”

上传者：聂承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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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时间：2016-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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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围城》中的创作艺术”

内容提要：《围城》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钱钟书先生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古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精彩的比喻层出不穷，钱先生以其广博的见识和渊博的知识，取胜材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眼前事物随手拈来即妙语成珠，而且都是独出心裁，别具特色。《围城》的幽默是别具一格的，即：幽默的真实性，幽默的合理性和幽默的知识性。

关键词：《围城》创作艺术品讽刺比喻幽默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现代文学经典，有论者认为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围城》内涵充盈，兼以理胜于情，是小说中宋诗。

小说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在湖南一个避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本文试从作者的创作艺术分讽刺艺术、比喻艺术、幽默艺术三个方面来阅读这部作品。

一、讽刺艺术

好的艺术作品总是积极的思想内容与恰当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围城》就是这样。作为爱国、正直、关心国家教育事业的作者，对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灰色知识分子的肮脏灵魂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会无动于衷。因而作者怀着愤懑不平、忧世伤生的激情将《围城》熔铸成一部高超的讽刺艺术品。《围城》的成功是多方面的，但最独特之处是讽刺艺术。融东方文化之长，对当时的社会、书中的人物以及作品极有特色的语言，无不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艺术才能。

钱钟书被称为文坛的“狂人”，是一个学者型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个作家型的学者。他的小说创作始于20世纪40年代。他的作品以其浓郁的书卷气，丰富的知识性，深刻的哲理意味，以幽默讽刺的笔墨，显示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与特色。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漫画式的肖像描写。

钱钟书对病态知识分子的讽刺在对他们进行描写时就开始了。他以十分明确的观感和态度，在每个人物出场时，都对人物进行了夸张、变形的漫画式描写极其讽刺之能事，描绘出

一个又一个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人物行藏，便已看到了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描写：“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菱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象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象新式标点里的逗号，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是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目毛和胡子一股脑全剔下来了，慌忙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于是剔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线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那漫画式的笔法。而且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都做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象圆壳行军热水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红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暗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象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厌恶之极。类似这样的例子《围城》中随处可见，作者几乎在每个人物出物时，都对其肖像进行一番讽刺性描绘，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唐晓芙。唐晓芙是《围城》中唯一一个没有用讽刺手法去叙写的人。在外貌上也是把她作为最美的典型来对待。但作者笔锋所及，却也运用对比的写法，调侃了社会上的一些人，如“她的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像这种几乎通篇以讽刺的漫画式笔法描绘任务肖像在文学海洋中是极少见的。

2、犀利微妙的心理讽刺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对于讽刺幽默作家来说：“一切琐庸、可怜的、卑微的，鄙陋的东西，似乎都不能逃过他的眼睛。”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具有立体感。

首先，他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善于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上温文而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讽刺对象在

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赶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起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个谎来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大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大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人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人丹开副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起自己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人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却“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于是拿粒鱼肝油丸给孙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又一次吝啬的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了下来。其次，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做东，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洪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洪参加的本意是为了使方洪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嫉妒之情。结果让方喝醉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洪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胜利后的一种失望;褚慎明与方洪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战，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和褚慎明有嘲弄讥讽;更为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洪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的牛奶，给方洪的呕吐在同席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的这种阴暗心里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心理讽刺的同超、犀利。

3、入木三分的精神剖析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钱钟书冷眼观察当时种种腐几堕落现象，在《围城》中深刻地解剖一部分中上层知识分子的空虚、苦闷、颓唐、堕落的精神世界。崇洋媚外，是其笔下最为突出的病态精神。如方洪渐说过：“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科举功名一样，我父亲常常说，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这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了，非出不可……”又如冒牌的克莱登大学博士韩学愈不但用假文凭做敲门砖，还把自已在国外登广告求职之类的东西当作“作品”开进学历，从而骗取三闾大学教授职称和历史系主任职务;所谓“哲学家”褚慎明，到处写信吹捧外国著名哲学家，骗得他们的回信称赞自己，于是拿着三四十封这类回信“吓倒了无数人”;就连较为正直的方洪渐，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在留学归国之前买，张假文凭蒙混过关。正如他自己所说：“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这不但是对当时社会风尚的尖酸嘲笑，也是留洋知识分子的自我嘲弄。现代中国知识界，虽然不断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渗透，但几千年封建思想传统在中国根学蒂固，决不是西方文明能够轻易取而代之的。因此，二者在中国知识界既激烈冲突，又互相妥协，这样“国粹”与“洋货”结合在一下，对一部分知识分子施下双重腐蚀就不足为怪了。《围城》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崇洋媚外，身上又保留着浓重的封建酸腐气。对这种精神病态，作者也同样做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如董斜川可以算做沾了“洋气”的遗少，他是清未民初落后文学流派“同光体”的崇拜者，喜作旧诗，写此“泼眼空明供睡鸭，蟠胸秘怪媚潜叫”之类晦涩难懂的东西，捧着“同光体”的僵尸到处买弄炫耀。他骨子里封建味十足，却又在外国任过什么军事参赞，镀了一身“洋金”，连方洪渐也对“这样一个英年洋派的人，何以口气像遗少”感到奇怪。又如何旧遗老李梅亭和高松年在三闾大学极国所谓“导师制”的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导师制”是由国民党教育部颁发的，从牛津、剑桥搬来加以篡改的货色，身为校长的高松年和身为训导主任的李梅亭不遗余力地推广实施。“导师制”虽然订出一些诸如导师与学生同桌吃饭、同上一间厕所之类的“平等”规定，却仍然掩盖不了其深厚的封建色彩。像李梅亭这样一个曾在赴校任教途中嫖娼、出尽洋相的家伙，上任伊始便“严于男女防”，规定“未结婚的先生不得做女学生的导师”，给“导师制”打上封建假道学的印记。“导师制”不过是“西方文明”与中国“封建土产”相结合所产生的怪胎而已，由李梅亭、高松年这类满口仁义道德而满肚男盗女娼的人来推行，就更具讽刺性了。像这样的精神剖析，《围城》中比比皆是。由于作者的个人物质——才华橫溢恣肆，笔力轻捷老辣，观事精细机敏，使他的讽刺更多有机智、幽默的锋刃。再从讽刺的态度看，《围城》出众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作家的清醒。艾青在《诗论》中说：“讽刺是人类的理性向它的破坏者的一种反击。”作者面对当时社会上某些知识分子逐渐堕落为人类理性的“破坏者”，深为忧虑和漠视。但对不同类的知识分子的讽刺，作者在态度上是有区别的。一是无情的冷嘲。如对李梅亭、高松年、韩学愈、汪初吼之类的伪君子、假道学，对拍马逢迎、欺世盗名之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尖刻的按期嘲讽，用的是鲁迅称道过的萧伯纳的讽刺手法;“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拉住耳朵，指给大家看：‘看，这是蛆虫’。”二是存情的讽刺。如对方洪渐、赵辛湄、孙柔嘉等人，作者在对他们人性中的弱质进行了酣畅淋漓的嘲讽之后，往往又隐隐露出含有深意的同情、怜悯，类似于果戈里“含泪的微笑”，体现出作家“忧世伤生”的深沉感情。

4、精巧独特的比喻

《围城》中的讽刺特色的成功表现，离不开作者大量妙趣橫生、联篇缤至的新鲜比喻的创造和运用。作者以学者的渊博，文学家的才情，发挥想象，融合中外历史、哲学、文学、故事、见闻等多方面的知识，编制新奇、犀利的比喻，涉笔成趣，俯拾皆是，使作品带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和文化氛围，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讽刺艺术效果。

例如：作者反方洪渐与苏文纨的情谊比喻是数学上的“两条平行的直线”，准确，生动，把鲍小姐的“赤身露体”比喻为哲学上的“真理”，讽刺辛辣，力透纸背。写行人雨天在泥泞的路上鞋底上厚厚的泥巴，就逗趣说那“抵得上贪官刮地皮”;说旅店里卖不出去的变色变质的半生红烧肉，“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还有方洪渐在学校做演讲时大谈梅毒和鸦片，“令那记录的女生涨红了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方洪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当众失去了贞操”，形象俏皮，耐人寻味。《围城》中的比喻不仅内涵深厚，而且意象鲜明。例如下面一段文字：“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的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要赶，不知不觉又走了一站。到时候它是否吃得上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一切机关里，上司驾御下属，全用这种技巧，譬如高松年就允许方洪渐到下学期升他为教授”。这短短一百多字里，作者用赶驴人、驴子和胡萝卜的相互关系比喻“上司驾御下属”，有形象，有动作，有意蕴，将高松年老奸巨滑的政客手腕揭露无疑。从以上的例子中我们看到，《围城》中随处可见的新奇比喻散布于作品的情节、肖像、心理、自然景物等各类描写中。既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讽喻性，双增强了读者的阅读趣味。

5、大胆有趣的夸张

夸张手法是讽刺作家惯用的技巧，有夸张才会有幽默，有幽默才会有讽刺的品格。夸张的本质就是言过其实，是作者有意不按生活的真实，甚至有悖真实的方式对事物进行描写，由于真实物象往往在生活中为大家所熟视无睹，平淡得没有生气，作者不得不有意采用夸大事实本相的方式，来加深接受者感知事物的新鲜感与奇异性，以揭示讽刺对象的丑陋和荒谬性，喜剧性色彩陡增，从而达到对事物本体进行讽刺的目的。《围城》第五章写方洪渐等5人去三闾大学途中历经弹尽粮绝，举步维艰。李梅亭拉拢讨好暗娼美玉结识了兵痞侯营长，想搭军队的顺风车。侯营长一口应承却先要去旅馆“看看”。作品写了这位侯营长到旅馆时的尊容：侯营长有个桔皮大鼻子，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脸上应有尽有，并没有给鼻子挤去眉眼，鼻尖生了几个酒刺，像不熟的草莓，高声说笑，一望而知是位豪杰。鼻子本是脸上的一个器官却被作者说成是“鼻子上附带一张脸”。这种叙述真是有悖真实的，但却把喧宾夺主的鼻子之大活现给了读者，夸张得真实，要命的还在于鼻子上长出的酒刺，鲜红带绿，“像未熟的草莓”，调动了读者的视觉向嗅觉冲击;酒糟的腐臭迎面而来。“高声谈笑”往往目中无人，粗放而豪爽，“心往而知是一位豪杰”。这种由夸张而引导来的感觉游戏挤掉了一般意义上人对事物的直观认识，有意模糊情感倾向，不无戏谑和调侃之意。崭新的视觉、让人恶心的嗅觉和充满想象的听觉形成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的感觉印象：一个“草莽英雄”式的“豪杰”人物，示免不会不肝胆相照，救人于水火?但是，后面事件的发展却现出了这个人的本相：一个发国难财的除了一身痞气一无所有的兵痞形象跃然纸上。

6、采用错位的方法增强讽刺效果的多维度。

采用错位的方法可以增强讽刺效果的多维度，在嬉笑调笑中见出讽刺的辛辣。错位，是张冠李戴，是叙述者故意混淆庄重与谐谈、严肃与猥琐，肯定与否定、褒义与贬义、高雅与粗俗的界线，让读者的接受空间和位置关系发生错位与变异。在这种关系组合中，感受事物本体的真善美丑，使讽刺痛快淋漓高松年作为“研究生物学”的校长，把学校当作一个有机体，他自然就是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都通的“专家”了，但是——这个“通”就像“火车通畅”、“肠胃通顺”的“通”。高雅与粗俗本是不相容的存在，作者却珠联璧合的“通”到了一起，高松年这个伪科学家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了出来。因此，由错位的方法形成的讽刺就像这样的调节器，它总是把不适宜、不合拍的东西组合到一起，总是放弃逻辑、放弃理性，但你不能否认它是审美的、文学的。总之，《围城》的讽刺艺术，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厚独特的新天地，在小说那对社会不容情面的蹊落、挖苦的背后，又蕴涵着作者那样多的对人生的热望，通过方洪渐的命运，剖析当时灰暗社会的丑陋，更重要的是想唤醒在“在围城中徘徊、挣扎的人们，冲破围城，去走自己的新路”。因此，钱钟书独特讽刺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占有一席重要的位置。

二、比喻艺术

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的语言风趣幽默，精辟比喻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情思与微妙的心理情绪。作者以非凡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把喻体和本体巧妙的结合起来，可以说“围城”是一个大比喻，那么小说《围城》就是一个比喻的大世界。在小说中钱钟书先生的设喻新颖独特，博喻联珠，曲尽幽微。不同形式的用喻，使文章文采飞扬，堪称经典之作。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创作于1941年——1946年。小说描写了30年代一群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爱情、家庭。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显明的个性，众多的人物被作家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来，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形象感染着读者。《围城》中作者对每个出场人物进行形象描写时，都对其进行一番讽刺的、刻意的运用，此类描写手法含蓄，令其形神毕露。这主要就在于钱钟书先生在小说中使用了独特巧妙而睿智的比喻。可以说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运用的比喻丰富多彩，出神入化。与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相比，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然而，他的作品又有更强烈的现代色彩。他那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超越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个创举。

纵观《围城》全书，精彩的比喻层出不穷，钱先生以其广博的见识和渊博的知识，取材古今中外，四面八方，眼前事物随手拈来即妙语成珠，而且都是独出心裁，别具特色的。据统计，《围城》全书25万字，其中使用比喻有600多个，既多全活。而且钱先生对比喻有一套专门的理论，他在《谈拉奥孔》中说过：“比喻包括相反相成的两个因素，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不合，不能相比;两者不分，无须相比。不同处愈金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开，则合得愈意外，比喻就愈新奇，效果愈高。”

好的比喻贵在创新。有创造性的比喻，才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才能给人深刻的印象。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中有这样一句话：“比喻是天才的标识”。比喻作为一种运用最广的修辞方式，在文学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大学者钱钟书先生在《旧文四篇》中更是对比喻推崇备至：“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是文学词藻的特色。”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围城》中，作者将学者语言文学语言联袂，创造了大量的比喻，我们阅读它如饮甘霖，芳香盈口，甘甜润心。《围城》中的比喻数量之多，是其他长篇小说无法相比的。小说的题目就蕴含着一个道理深刻、发人深思的比喻，作者把婚姻比作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小说开头在船上描写一位留学回来的鲍小姐，打扮入时，穿着暴露。作者将其比喻为“真理”，因为真理据说是赤裸裸的，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钱钟书先生深得比喻的奥妙，他准确把握好本体和喻体二者的相同处与不同处之间的“度”，匠心独具地创造出令人拍案的“新”句，鲜活的巧比妙喻充溢全篇。

(一)、比喻的多样性

钱钟书的比喻因其见识广博，机趣睿智，在取材上具有多样性，绝不重复雷同，有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物。如：

1.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犹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都抢不匀呢。

2.只是黄泥地表示夜来有雨，面粘心硬，像夏天热得半溶的太妃糖，走路容易滑倒。

3.二奶奶三奶奶打扮得淋漓尽致，天气热，出了汗，像半融化的奶油喜字蛋糕。

4.看见他那个四喜丸子的脸，人就饱了。

上述列举的例子中“新出炉的烧饼”、“半熔的太妃糖”、“半融化的奶油蛋糕”、“四喜丸子”，

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见到的事物，若单独使用平淡无奇，运用到比喻句中却显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贴切。把人比作动物甚至低级动物，也是钱钟书惯用的手法。如：

1.鸿渐忽然回过脸来，狗抖毛似的抖擞身子，像把周围的雨抖出去，开步走了。

2.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时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

3.李先生本来像冬蛰的冷血动物，给顾先生当众恭维得春气入身，蠕蠕欲动。

取材设喻，钱钟书简直无所不能，包罗万象。除了常见、常听、常用的事物，他还能据经引典，甚至是一些抽象、虚幻的观念。如：

1.狗为着追求水里的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了的影子了。

2.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片纸能把一个人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

3.假如苏小姐也不跟他讲话，鸿渐真在觉得自己子虚乌有，像五更鸡啼时的鬼影，或道家“视之不见，抟之不得”的真理。

4.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

例1、2分别取材于《伊索寓言。河中肉影》和《圣经。创世纪》的故事，而例3、4中的“五更鸡啼时的鬼影”和“绝对观念”则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却都收到了奇特的表达效果。

(二)、比喻的新颖性

钱钟书的比喻并不只是追求数量而不顾效果，而新颖奇特，雅俗共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

苏小姐因为鸿渐今天没跟自已亲近，特送他到走廊里，心理好比冷天出门，临走还要向火炉前烤烤手。这是所写的方鸿渐在苏家作客的时候，由于苏小姐的意中人方鸿渐一心放在唐小姐身上，忽略了女主人的感受，令女主人不快，在他将要离开时，苏小姐的恋恋不舍。一般来说，苏小姐的心理应该是不满、不舍、失望的心理，作者把它比作“冷天”出门，还要在火炉前“烤烤手”，这种比喻可以说是“形象兼备”，也出乎意料。又如：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碰见这两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抵抗力来自卫。痘出过了，我们就把出痘这一回事忘了;留过学的人也应说把留学这事忘了。像曹元朗那种人念念不忘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就像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得意自己的脸像好文章加了密圈呢。“出洋”本是指到外国留学，“出痧痘”是生病的一种，两者本无关系。作者另辟蹊径，从出过痧痘后再不怕传染联想到出过洋后对博士硕士有抵抗力，果然是新颖别致。再把像曹元朗那种念念不忘是留学生的人比作“甘心出天花变成麻子”，还到处炫耀自己“像好文章加了密圈”的脸，这种人崇洋媚外、沽名钓誉、丑态百出。

(三)、比喻的喜剧性

鲁迅曾经说过：“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钱钟书是一位幽默大师，他的比喻能让人忍俊不禁，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无伤大雅。他的比喻能通过微笑，消除误会，否定令人不愉快的事;还能揭露和鞭笞生活中的虚假和做作。“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的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见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方鸿渐和鲍小姐两人满以为可以吃到一顿可口的午餐，怎知倒霉透了：“汤的凉的”，“冰淇淋是热的”，“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作者不说鱼肉是不新鲜的，而是说“鱼”“登陆了好几天”，“肉”“长时候伏在水里”，可想而知鱼是多臭，肉是多腐烂了。又如：侍者上了鸡，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鲍小姐用力割不动。。。。。。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

餐馆上的鸡肉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下来的肉”，不言而喻，鸡肉肯定是十分硬的了，所以鲍小姐“用刀割不动”，而更有趣的是方鸿渐的“割鸡”竟变成“斗鸡”，令人觉得十分滑稽可笑。

(四)、比喻的深刻性

钱钟书的比喻不仅有严谨结构、高雅的措辞、激昂的感情，还有深刻的思想性。他的比喻能在激发起我们的喜悦，令我们陶醉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回味无穷的思考。如：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是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这里用“丫头”比作“讲师”，用“夫人”比作“教授”，用“如夫人”比作“副教授”。众所周知，在中国旧社会女性的地位是低贱的，俗话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女人可以随便被离弃，被欺凌。把“讲师”、“教授”、“副教授”比作女人，他们的地位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更令人惊讶的是，“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言下之意，“副教授”是永无出头之日。从中我们亦体会到在学校这样清静的地方也存在着明争暗斗，“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之间存在激烈的斗争，他们置身于一个名利得失的漩涡之中，他们之间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再看：我有一个印象，我们在社会上一切说话全像戏院子里的入声券，一边印着“过期作废”，可是那一边并不注明什么日期，随我们的便可以提早或推迟。“一切说话”像“戏院子里的入声券”无非是讽刺这些人说话不讲信用，不守诺言。同此推想社会上每一个人“乱开支票”的后果：当一个教师失去信用时，如何言传身教、做学生的表率;当一个医生失去信用时，面对危急的病人，哪里有医者父母心，如何担当得起治病救人的重任;当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失去信用时，如何身先士卒并贯彻自己的政策。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政治家都是“谎话精”、“空谈家”、是戴着虚伪面具的“救世主”。

除了上述之外，钱先生又非常善于运用近取诸身的比喻，即以实喻虚式比喻，使虚幻的东西形象化、具体化，从而使表达更清楚、明白。更能够增强文章的说服力。例如：(1)

方鸿渐洗了澡，回到舱里，躺下又坐起来，打消已起念头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2)少顷，这月亮圆滑的什么才都粘不上，轻盈的什么都压不住，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的浮出来，原来还有一边没满，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3)方鸿渐只觉得胃里的东西给这口酒激得要冒出来，好比已塞的抽水马桶又经人抽一下的景象。例(1)把方鸿渐要与鲍鱼小姐约会的念头，写成一种可以捉摸的人体触感，一般人都知道打胎的痛苦，以此为喻，也能体会到方鸿渐的痛苦了，比喻形象，易于明白，有较强的说服力。例(2)是写景。作者把尚未全圆的月亮比成人的肿成一边的脸，写出了从云堆挣扎出来的半圆月亮的形态。例(3)写方鸿渐喝酒后的感受。喝酒后胃里的感受也是抽象的。一般不喝酒的人难以想象。作者用“已塞的抽水马桶”作喻，一方面形象，易于理解，另一方面，用马桶那种污秽的事物形容人胃的感觉，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绝大多数作品的比喻都是随意生的。而《围城》的用于则有其内在的规律和联系，这些喻体或是身边通俗琐屑的事物，或是近取诸身的事物，或是强化的丑陋性的事物，或是非实现性的事物，或是一此相比较本体而言的较大的事物。通过这些喻体，是比喻本身形成一种幽默诙谐的风格，反映出钱先生对幽默讽刺的热爱。文学风格是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表现风格的方式多种多样。《围城》主要依靠比喻表现其风格。而文学风格也是由作者的性格决定的。钱先生一生涉猎广泛，惯用比喻。正由于他取材古今中外，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才使《围城》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成就。

三、幽默的艺术

钱钟书先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作者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才华横溢、驾驭语言的能力特别强，他的语言风格诙谐幽默，令人拍案叫绝，《围城》的幽默是别具一格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探寻其独特的幽默特色，即：幽默的真实性，幽默的合理性和幽默的知识性。

(一)、幽默的真实性

文学艺术源于生活。作为文艺因素之一的幽默，自然也是从现实中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可笑的矛盾现象，本身就蕴藏着诸多讽刺。钱钟书用艺术的笔调，把这些矛盾加以集中概括，把这些讽刺加以挖掘提炼，变成为《围城》的幽默。《围城》所体现出来的，就是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生活气息的让人信服的幽默。

如在写方鸿渐和赵辛楣等一行五人在去三闾大学途中的鹰潭反搭公路汽车到南城时，车上照例挤得仅可容足，五人都站着，恰好孙小姐身边放着一麻袋与座位齐高的米，那大米的主人“油脸汉子”却忌讳不肯让孙小姐坐上去，经论理后，那汉子势单力薄，只得“怒目打量孙小姐一下，把垫坐的小衣包拿了出来，捡一条半旧的棉裤，盖在米袋上，算替米戴上防毒面具”做完这一切之后，才让其坐下。这一段精彩的描写，幽默而又形象地写出“油脸汉子”对女人坐在“要吃到嘴里去的”米上避忌，这一点鲜活地表现出当时乃至的现代社会中的某些人仍存在的讳忌女性、轻视女性的实现状，是现实的真实写照。从现实的这些常见滑稽现象学中提炼出新意，形象生动又幽默风趣!

《围城》是部现代主义的佳作。小说以方鸿渐镀金回国之后的求职、求偶经历为中心展开描写，逐渐显示出人物赖以生存的环境——抗战前期的国统区和上层知识分子社会，揭示方鸿渐恋爱、婚姻、就业的悲剧命运，批判特定时代丑恶和腐败的社会现实。作者通过写实的手法展示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对当时的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进行尖锐的讽刺，钱钟书用艺术的笔调，从现实中挖掘提炼，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旧社会即将崩溃的真实生活图画。

(二)、幽默的合理性

小说中人物的动作行为、谈吐言辞、心理活动描写也是极为幽默风趣的，同时也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给人一种合理性。方鸿渐想要解除婚约，壮胆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迩来触绪善感，欢寡愁殷，怀抱剧有秋气。每揽镜自照，神寒形削，清癯非寿者相。窃恐我躬不阅，周女士或将贻误终身。尚望大人垂体下情，善为解铃，毋小不忍而成终天之恨。”而方父回信痛骂曰：“吾不惜重资，命汝千里负笈，汝埋头攻读之不暇，而有余闲照镜耶?汝非妇人女子，何须置镜?惟梨园子弟，身为丈夫而对镜顾影，为世所贱。吾不图汝甫离膝下，已濡染恶习，可叹可恨!且父母在，不言老，汝不善体高堂念远之情，以死相吓;汝托词悲秋，吾知实为怀春，难逃老夫洞鉴也。若执迷不悟，吾将停止寄款，命汝休学回家，明年与汝弟同时结婚。细思吾言，慎之切切!”这里文绉绉的信文，言简而切，在封建家庭制度下，方鸿渐心怀侥幸地、小心翼翼地斟酌词句以试图打动父亲，而方父则抓住“揽镜自照”斥其“有余闲照镜”和“置镜”,更从“怀抱剧有秋气”解读出“实为怀春”，等等此种，令人品之失笑!方鸿渐的自我怜悯以求可怜的心态和方父自以为洞鉴一切的精明以及他们的言辞口吻相当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和微妙心理。钱钟书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神形毕肖地描绘出各种人物在特定的场合下的所思所想，恰如其分传达出人物瞬间所萌发的心思和微妙的情绪。在幽默外表下露出辛辣犀利的笔锋，一针见血!

纵观全篇，《围城》与老舍的幽默小说有所不同。老舍的幽默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利用夸张渲染，对人与事的某些方面进行放大，比如《老张的哲学》中老张信奉“三位一体”哲学，他的宗教是三种，职业是三种，语言是三种，甚至连洗澡一生也只有三次!而《围城》就极少用夸张的手法对事物的本质特征、人物的行为心理加以喜剧性的变形，它只是本着事实，用心地寻找人与事富于喜剧性的地方，通过符合人与事的语言来达到幽默的效果，毫无造作之嫌，于是，读者在品读之中既能体味到其中的滋味，又不致产生对作品真实性的怀疑。

(三)、幽默的知识性

幽默同为“有趣或可笑而意味深长”，但不同作品所表现的幽默风格却各有不相同。钱钟书是一位博闻强识、才华横溢的学者型作家，他贯通上下古今中外的文化修养、跃动的思维定式和深厚的语言运用功底使《围城》的幽默独具智慧和书卷气的艺术特色。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1、引经据典

《围城》妙语通篇，其幽默之上引经据典，从中国先秦的《诗经》，到清代的同光体

诗;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的《天方夜谈》到美国的轶事、法国的名言，都信手拈来，而所引内容除文学之外，还涉及哲学、宗教、兵法、生物、数学等知识，极尽渊博，知识趣味极强。

如第八章写到机关上司驾驭下属的技巧，尽学西洋人赶驴子，在驴子眼前，唇吻之上，挂一串胡萝卜，引诱驴子向前奔命。这里是借用法国《列那狐》中《贝尔纳驴》这则寓言。再如，方鸿渐想要买博士文凭时为自己的荒唐行为作辩：“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史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连齐宣王也撤谎称病。”他认为自己买文凭哄骗父母，“也是孝子贤婿应有承欢养志”。这里一发连用了几个中西典故，细腻又诙谐地呈现方鸿渐自我解嘲和自欺欺人的心理。

《围城》中的一些幽默艺术还直接得益于某些古典小说。他在《管锥编》中曾经赞扬《牧丹亭》和《镜花缘》的一种奇特的幽默技巧，即前代人谈论后代人的事，明知故为，造成时代错乱，从而达到“涉笔成趣，以文为戏”的效果。《围城》写到高松年夸夸其谈的作风，在物理学会迎新会上：“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连打喷嚏。”这里提到原子弹，在30年代人们尚不知何物，高松年在“三闾大学”讲演，也不可能使大洋彼岸的科学家耳朵发烧，这种故意的错乱，给行文增添了不少幽默感。

2、夹用外文

《围城》中不仅灵活借用大量的典故，善于从古典作品中汲取精华使文章妙趣橫生，还多次在描写、议论和人物对话中夹用英文、法文、拉丁文等外国文字，除了出于与小说创作题材、人物身份、社会环境相协调的考虑因素外，，一个主要的原因也是为谋求一种新颖别致的幽默艺术氛围。

如方鸿渐见了唐晓芙后情思萌动又担心其已有爱人，在车上见一对青年男女打情骂悄，女的化妆得很厉害，“忽然想唐小姐并不十分妆饰，刻意打扮的女孩子或者是已有了男朋友，对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兴趣，发生了新价值，或者是需要男朋友，挂个鲜明的幌子，好刺眼射目，不致遭男人忽略。唐小姐无意修饰，可见她心中并没有男有。鸿渐以为这个结论有深刻的心理依据，符合严格的逻辑推理，可以背后批Q、E、D的。”这里的Q、E、D是拉丁文几何学上的一个专用语“quoad etat demons trkdun”的缩略，意思是：“证明完毕”。这几个字母的夹用，比用中文更俏皮生动也更有文化品味地表现出方鸿渐那种“大功吿成”的得意心态。

如方鸿渐盛情邀请赵辛楣和董斜川上咖啡馆，席中因与赵发生口角，方鸿渐气愤离席而去。赵、董二人未带钱无法付款，于是赵辛楣打电话央求：“老方呀，我道歉可以，可是你不要假生气溜呀，今天你做主人的没付账就跑，我做客人的身上没带钱，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S、O、S、快来......”话中夹用的S、O、S、是国际通用的呼救信号，这词一用，语言的幽默感大为增强。

3、新奇比喻

最能体现《围城》睿智、隽永的幽默艺术风格的莫过于书中大量新奇独特又形象生动的比喻，据有人粗略地统计《围城》中的比喻多达七百多条。“比喻是文学词藻的特色”，“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根本”。新奇比喻的运用使《围城》的幽默不落俗套，充满智慧之光。《围城》中“取喻”的来源和“设喻”的范围十分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化典型、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俗语谚语等等都是选取比喻的来源。于是“喻体”和“本体”之间看似相距甚远，却出人意料地凑在一起，细品之，实在不能找出更合适更有新意的了!

如写到方鸿渐不大情愿地吻了苏文纨一下：“这吻的份量分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的把嘴唇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了一下《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又如：在回国船上穿衣很少、充满性感的鲍小姐使那些男学生看得心头起火、口角流水，背着鲍小姐说笑不止。有人叫好“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再如：“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孀女，不见宠于翁姑的怨抑。”、“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张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这车厢仿佛沙丁鱼罐，里面的人紧紧的挤得身体都扁了。可是沙丁鱼的骨头，将藏在自己身里，这些乘客的肘骨膝都向旁人的身体里硬嵌。”行文之奇巧，让人忍俊不禁，又毫无牵强附会之感。《围城》的幽默语言多由比喻的运用技巧而来，但又不仅限于独特新奇的比喻，它还善于运用夸张、比拟、双关、对比、反衬、对仗等修辞手法，并使它们融会贯通、水乳交融。“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甜，但他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柔软软操，仿佛有教练在喊口令：‘一!’忽然满脸堆笑，‘二!’忽然笑不知去向，只余一空脸，像电影开前的布幕。”这里一反以往的陈词滥调，别具匠心地融比喻、对比、反衬多种修辞手法于一体，极诙谐地描写许多女人的“笑”，以来衬出唐小姐的“笑”。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于创作论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创作上持的是一种作品本体论，他认为文学的优美体现于优美的形式，故他格外注重写作技巧，特别是“修辞机趣”的锤炼。《围城》的幽默正是作者对语言词句精心琢磨、雕饰的结果，并熔铸了作者独特的才、学、识，从而形成了小说充满智慧和书卷气的幽默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