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农民关系三题”讨论

孙中山早年说过自己“生而贫”，“文之先人躬耕数代”，“某也，农家子也，早知稼穑之艰难”。在近代中国领导改革、革命的政治家当中，像孙中山那样出身于普通农家、终生关心农民者甚少。几十年来，“孙中山与农民”是中国大陆学者非常关注并取得很多成果的领域，然而，过去的一些结论、甚至已经成为常识的一些问题，仔细推敲一下仍可进一步讨论。

一、孙中山与太平天国

很多史料提到，孙中山少年时代听过太平天国老兵讲故事，青年时代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内地崇尚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背景下，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在一定意义上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继承者。

然而，如果我们看辛亥革命时期产生的史料，那么，不难看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是把太平天国看成是“汉族”反对“满清”的起义，革命党人还有意地把太平天国的人物士大夫化。1904年孙中山为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所作的序言，就完全把太平天国作为一个汉族人的王朝来看待。在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清朝极力销毁一切太平天国的文献，真正的太平天国历史，民国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而把太平天国称为农民起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传播以后才有的观念。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其他革命党人，当时对太平天国不可能有深入的认识。综观孙中山所有言论、著作，他从来没有把“太平天国”与“农民”予以联系。

孙中山家乡所在的珠江三角洲，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其实并不密切。太平天国的领袖和重要将领，没有谁来自南海、番禺、顺德、香山等县。而与太平天国同时期的另一场农民起义——— 洪兵起义，则席卷了珠三角，包括孙中山的家乡香山县，数以十万计的农民参加了起义，在香山，红兵还围困县城几个月，战火烧到孙中山家乡翠亨村附近。孙中山的先辈在这场农民起义中做了什么?没有任何资料可以直接说明。不过，起义发生时孙中山的父亲和叔父都在壮年，他们在动乱过后仍留在家乡，一家人都平安无事，于此可见并无参与“乱事”。各种资料显示，孙家先辈都是规规矩矩、不敢造反的“良民”。如果要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产生与晚清农民起义的传统有关，按理，洪兵起义的影响应该更直接，因为孙中山少年时，洪兵起义才过去一二十年，亲历者很多应仍健在。然而，孙中山本人的回忆以及各种有关孙中山的忆述，都没有提及过这次起义。

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中国内地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平均地权”思想时无不联系农民问题，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受历史上农民“均平”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的土地纲领，是重要和直接的思想渊源。

可能没有哪种农民起义的文献会像《天朝田亩制度》那样受到中国内地学术界的重视，对它的内容、性质、作用等问题，学者们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对这个制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都给予高度评价。但对太平天国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制度并没有实行。当时在天京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天国情报、文件不遗余力的张德坚，也只是听说过《天朝田亩制度》而没有见过，所以他怀疑《天朝田亩制度》并没有印行。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至今没有发现多少太平军宣传这个制度或者农民因这个制度参加、支持太平天国起义的记载。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文献流落国外才得以保存。1924年程演生在巴黎找到一批太平天国印书，其中就有《天朝田亩制度》，他把这批印书整理介绍，中国国内才逐渐有人知道。无论是孙中山本人还是他的同志，从来没有在著作中提到过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提到的只是平均主义的圣库制度(“公仓”)。甚至到了晚年，孙中山在讲到太平天国的赋税、财政时也只是根据一些明显不可靠的传言。因此，可以认为，孙中山直至逝世，没有看过甚至并不知道《天朝田亩制度》。至于历史上其他农民起义“均平”的史料，在19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专门整理，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孙中山在自己的著作和演讲中也没有提起过。所以，要说《天朝田亩制度》和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平思想对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影响，还必须找到更多直接的证据。

二、孙中山怎样发动农民参加革命

195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的学者讨论近代的政治改革与革命时，通常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一个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纲领，没有分土地给农民，所以无法动员农民参加革命。

这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有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从清末以来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中国共产党还吸收了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教训，同时也借鉴了苏俄的经验;党的领导人、理论家亲身到乡村进行调查研究，经历过不少失败、挫折才制定出一套可操作的土地改革政策。而宣传、实行这个政策，又依靠初步建立的政权，派出党员、干部、军队深入农村，在一些地区建立起足以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局面后，先进行土改的试点，然后逐步实行、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最后取得全面成功。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这些条件。

革命党人对农村和农民的知识，大体上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而革命党人当中，与乡村和农民有关系的人很少，更缺乏能够深入乡村的有理论、有理想、有组织能力的人物。如果有一个夺取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纲领，又有办法向农民宣传，并组织农民实施，这当然有可能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但孙中山和他的同志有无可能做得到?所以，以往对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未免是苛求前人。

然而，同盟会纲领的“驱除鞑虏”，是没有文化的乡村居民听得懂的语言，此外，反抗官吏、豪绅肯定也是宣传的内容。革命党人还以革命成功后经济生活的改善来发动农民。孙中山后来说过，在辛亥革命时期有一句话：“革命成功，大家有平(便宜)米吃。”因为在珠三角，很多农地种植经济作物，很多农村居民必须籴米而食，城乡居民都苦于“米贵”，因而“食平米”的口号可以发动农民。同盟会员兼绿林首领李福林，曾记述自己在顺德龙江通过演戏在农村居民中发展同会会员的情况，据他说，“几日之间，前来加盟成为新同志的共有几千人”。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在不到半个月就发动了十几万农民军向广州进发，对促成广东“和平光复”起了重要作用。列入军政府统计的农民军人数曾达到148400人，此外，不在广东军政府领取军饷的农民军更是不计其数。数以十万计的农民拿起武器组成队伍，在革命党人率领下投身革命，这是一个何等波澜壮阔的场景!以往，我们可能对孙中山及其同志动员农民的程度估计过低了。

不过，用这样的方法发动农民，革命党与农民的关系不可能持久。同盟会员掌权的广东军政府与农民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广东军政府成立后，一度在经济、文化方面实行打击士绅的政策，但对改善民生、满足农村下层民众要求方面无所作为。为了实现对乡村的控制，革命党人不得不向士绅寻求合作，于是，基本只能够沿用清朝的办法施政，结果是农民和士绅都不支持广东军政府。

三、孙中山与“耕者有其田”

在一般人印象中，孙中山早期的“平均地权”并不注重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到了晚年，在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才提出“耕者有其田”。其实，这样的认识存在偏差。

19世纪末，孙中山曾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讨论过中国历史上各朝代的土地和社会政策和未来的社会问题。章太炎转述，孙中山曾说：“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土”。梁启超也披露过：“孙文尝与我言矣，曰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之田，直纳若干之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孙文所以言中国行社会革命易于欧美者，实不外前此与吾言‘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之说”。章太炎、梁启超所转述的，不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吗?而且，孙中山的话还流露了革命成功后将“夺”地主之田收归国有再分配给农民的设想。

不过，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后，特别是同保皇派论战时，孙中山和他的同志因为找不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可行办法，也怕把想要争取的汉族官僚、士绅吓跑，所以，在讲平均地权时只是注重城市土地，并一再申明并不是要“夺富人之田”。但孙中山私下仍不时讲这个话题。据梁士诒忆述，1912年孙中山会见袁世凯时也讲过“耕者有其田”。

1923年以后，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一再劝告孙中山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然而，早就主张、私下经常谈论“耕者有其田”的孙中山，却没有接受。他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国民党要通过革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境遇，但不打算采取俄国夺取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

学者往往从国民党的阶级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等方面寻找答案，自有一定道理。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孙中山本人究竟是怎样想的。

当然，首先是因为孙中山并未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主张阶级合作和阶级调和。此外，苏俄顾问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建议和言论，也会使有农村生活经历的孙中山觉得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才合符实际。例如，1923年11月中旬，孙中山的军队在东江前线溃败，陈炯明所部兵临广州城下。苏联顾问鲍罗廷建议孙中山“立即颁布在广东农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尽可能地召集数量众多的党员，骑自行车、开摩托车、划舢板、乘汽车把这些法令带到农民中去”，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千万农民支持战争、消除对广州的威胁。但孙中山拒绝了他的建议。孙中山反对的理由是：“土地改革是必要的，但我们不能贯彻执行，因为我们的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组织起来，在我们和农民之间有豪绅，如果我们颁布法令，那么这个法令会首先落到豪绅手里，豪绅就会利用法令反对我们，并且他们不仅把军阀也把农民发动起来反对我们。因此首先应当着手组织农民。”且不说鲍罗廷的建议未免缓不济急、无法操作，更重要的是，广东乡村民团为豪绅掌握，如果真颁布了这个法令，在国民党在乡村地区毫无基础的情况下，直接的后果就是动员大量民团武装参加到陈炯明一边同革命政府作战，广州很可能就会被陈炯明攻陷。所以，孙中山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对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农村，孙中山是熟悉的，他明白在乡村地区的基层社会，农民的组织、武装力量远不及豪绅。如果农民在未有充分组织与武装的情况下与地主冲突，那即使政府派军队介入也难于控制局面，何况孙中山也无法保证军队一定会站在农民一边。

近年披露的俄罗斯档案记载，1924年8月，孙中山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我决心将所有现在掌握在地主手里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掌握和所有”，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既是孙中山对苏联顾问的回应，一定程度也是他真实的想法。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民党推行“扶助农工”政策，开始以政府力量支持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开办农民讲习所以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4年5月后，革命政府同广州商界关系日渐紧张，8月，因革命政府扣留广州商团购买的大宗武器，革命政府同商团开始了一场长达两个多月的较量。面临严重的危机，为争取工农支持政府，孙中山、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发动农民。现在看到孙中山关于发动农民的言论，多数是在商团事件时期发表的。7月28日，孙中山亲自对农民发表演说，对农民的境遇表示同情，号召农民“结成团体”、“练农团军”，承诺政府予以帮助，“以极低的价卖枪”给农团军，并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反抗田主、商人。8月21日，孙中山又在一次演说中专门讲“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希望农民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让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这种办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

孙中山希望在“农民可以得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前提下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近代中国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不过，孙中山关于工商发展必然会引起地价暴涨的预见，关于地价暴涨产生的财富必须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不能由少数人吞占，以及政府必须关心农民、改善农民境遇的主张，在今日仍可以给我们以启发。

◎邱捷，中山大学教授，近著有《翠亨求学新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