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悲剧的反向延伸

　　——分析《史记》与“李陵之祸”关系

　　诚如我曾在《痴人呓梦》中所言，“每个生存者，每一段生命无不体现着内心世界与真相间的交缠；有梦便意味着痛，痛成全了梦，梦由此而永垂不朽的也只有梦。”是的，历史在为我们不断验证着，而我们自身也在或多或少这般体验着。

　　把时间的大钟拨回公元前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一个作为生存于特定历史段落中的优秀个体，以他一生悲剧性的遭遇向人们诠释了“梦”、“痛”与“不朽”之间的变奏。这里所要说的，就是有“史学之父”之称的司马迁和他那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梦的结晶——《史记》。

　　司马迁梦的摇篮中，有父亲司马谈这样精通天文、历史、《易经》和道学且官居太史令的言传身教；有孔安国、董仲舒这样著名的儒学大师辛勤栽培；有二十岁后的壮游，得志出任扈从武帝??环境的熏陶与丰富的游历为司马迁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浓重的儒家思想使其怀有远大的抱负。

　　司马谈生前，面对“海内一统”的时代，想继承孔子的著述之业，撰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的史书，可惜未能遂愿。临死，太公执迁手而泣曰：“??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含泪对其父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从此便承载了父亲未了的梦。

　　司马迁发凡起例之原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肥映，亦即当时的时代思想。青年司马迁受时代熏陶和父亲影响，亦“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皇上。”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他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他竭尽全力，一心求媚于皇上。

　　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灭，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他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因寡不敌众，又无救兵，最后只剩四百人突围出来，李陵被俘，投降了。汉武帝闻后，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抓进了监牢，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叛国投敌。汉武帝问司马迁的意见，想听听他是如何看待此事。迁回道：“李陵带去的步兵不足五千，他深入到敌人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至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汉武帝听了他的话，认为他是在中伤贰师将军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而为李陵强辩，大怒。遂司马迁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深幽囹圄之中。由于家贫，财贷不足以自赎，而故交亲近又不为主之一言。他面临着严酷的选择，或者慷慨赴死，或者忍辱求生。考虑到自己的著作草定未就，假如此时赴死，犹如蝼蚁，他便毫无愠色的接受了“腐刑”。为了那个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辉煌的梦，司马迁“隐忍苟活”，在著述史作中寻得生命的最高实现。

　　平心而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理由是不成立的，而他敢于挺身而出讲出与大多数朝臣相左的意见，是因为他对时代和汉武帝的认识产生了误区。司马适生活在汉武帝不断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时代，可他的头脑中偏偏没有树立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观念。他的思维空间还停留在知识分子可以放言无忌的“百家争鸣”时期，没有或忽略了汉武帝黑暗、促狭的一面。那时的汉武帝已在洋洋盈耳的谗言媚词中昏昏然，飘飘然了。司马迁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献出了一片赤诚，最终换来的却是“忠而见疑，信而遭谤”的结果。

　　也就是在太初历颁布后第七年，他的撰述工作进入高潮，正当“草创未定”之时，突然飞来横祸。他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但他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乞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面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

　　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是的，“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当一个人功名已就，或者可以立功名时就要毫不犹豫地去死节；当一个人才能未尽，加名未立，死节不过如九牛一毛，不能产生社会影响时，他就应该隐忍发愤，建立功名。司马迁正是在这个基准点上找到了死节与立名的统一。

　　虽然司马迁的悲剧源于“李陵之祸”，但这场灾难却是《史记》增色的新起点，也就是司马迁思想发生飞跃的转折点。“李陵之祸”使他从“以求亲媚于主上”的立场，转变为“发愤著书”；使他对汉武帝，从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以冷静的思考，重新观察汉武帝的巡行和帝王封禅，把歌颂的笔触转向冷嘲热讽和讥刺，见盛观衰，在更深的层面上洞察汉朝历史发展的底蕴，完成其思想性格的升华。“李陵之祸”让司马迁罹其专制祸毒，因而发愤著书，改变“麟止”计划讫于太初，以彰汉武帝之多事、专权、残忍。从歌颂度而为批判，实乃司马迁思想之一大转折。如：在《匈奴列传》叙述至李广利降匈奴而止，具有深微的讽谏意义。第一，紧接赞语相发明，讥剌汉武帝不慎择将相。第二，与《大宛列传》载“欲侯宠姬李氏”互见，批评伐大宛之失，故《将相表》不载大宛之役，以不言喻讽。

　　“李陵之祸”对于《史记》是成功为不朽之杰作之动因，受刑后不久，他遇大赦出狱，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位比太史令的职位高，但这个职务在当时是由宦者担任的，他只感到万分耻辱。由此，他彻底抛弃了对汉武帝的幻想，决心隐忍苟活，完成划时代的史学巨著。他的自我认识也由此更加明晰，定位更加准确，自我保护意识更加成熟。此后，他虽身居高位，但小心奉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陷入是非之地，而牵进政治旋涡。这样，他就从权贵视野中消失了，一心著书“究天下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用坚定的意志抚慰钻心痛的伤口，把全部的才学、见识和心血都倾注于著作之中，从而开创了我国史学新时代的不朽著作《史记》。

　　司马迁个人的悲剧性遭遇和耳闻目睹的社会调查涵育了他的所谓“是非谬于圣人”的异端思想，发愤成一家之言，乃是《史记》传世之作的灵魂。东汉班固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见黄老而后之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贷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说明司马迁和当时的统治思想是不相容的，这正是他高出一般史学家的地方。《史记》一书初由司马谈发凡起例，旨在称颂汉家一统，发扬汉家威德。嗣后司马迁继作，因遭“李陵之祸”遂成愤世之作，以成一家言。

　　于是，痛成全了梦，梦因此而不朽。最终，司马迁大概是在一二亲朋的守候中悄然而逝，其他人谁也不知他的死期。待到《太史公书》传世使人回眸这位史学泰斗时，谁也说不清他的卒因与卒亡的经过。任何时代的史料中从征和三年（公元前90）后就再也找不到有关他的踪迹。然而煌煌《史记》这一部浩繁巨著便是对这位史学圣人不朽的纪念，更是对生死永远超越。也无怪乎，中国当代著名文史学家郭沫若曾激情满怀地挥毫泼墨盛赞司马迁道：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铖，吐气作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