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主观与客观(改)

国学通论期末试题

历史中的主观与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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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的主观与客观

———综述史事、史书和史学的区别

哲学基地班 周嘉诚 2014300010012

【摘要】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辨清国学意义上的史事、史书、史学这三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主要采取了文献研究法和网络材料收集法。首先明其内涵，多方面论述这三个概念的定义，并在其中进行穿插比较和联系。以此，比较清晰地区别了这“三史”的概念。得出一个结论：三者虽有区别但是不能忽视其联系，要综合其功能加以运用，以此来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和人类社会。

关键词：史事；史实；史书；史学；区别；主观与客观

又仔细看了一遍考卷上的顺序，发现是史书最先，其次史事，再次史学。愚以为顺序若按照时间次序来排是有些颠倒了。毕竟史书是源于史事的嘛！其实此三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主观类和客观类。史事是历史中发生了的，是不以后来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尽管有太多太多粉饰历史、矫揉造作的现象，但是历史的真相就在那里，无可辩驳。因此，我归之为客观类。那么，史书和史学自然就属于主观类了。史书来源于人，或说来源于记言的人。无论是否为信史，其首先离不开客观的史事；其次，少不了载言之人。在古代，撰写史书的大多为史官。因此，一部史书的撰写必然掺杂了记述者本人的主观要素。就算是官府主持编撰的经典也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为目的。至于史学，这种研究如何记载和使用历史资料的学科，就更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的探索和总结。以下，就来详细分述此三者的显著区别。

其实，初看史事这个词语，有些别扭且输入法里也没有这词组。若是顾其名来思义，则可以解释为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这就有一个问题：因为是历史上发生的，其在传扬的过程中是否发生夸大或者掩饰，这是后人难以分辨的。哪怕是在历史事件的当时，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或者不同人的不同价值观念，对于一件史事的理解也是五湖四海千差万别。于是，在史事中就有了史实这一子概念。 第2页共2 页

史实也就是所谓信史，大多来源正式。或由官方公布，或由权威机构发布。这些，是在一个时代被大多数人承认了的史事，即史实。而剩下了的，或由民间讹传，或是野史记载，其真实性都会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史事是不包含明确正误分别的历史事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比如满清入关后，在海内多地发生了屠杀行为，却企图以篡改史书的方式来掩盖史实，其实愚蠢至极，仍旧被后人找出大量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譬如满清某帝自称仁君，而其手下统军大帅却在奏折上称：在四川“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屠，或屠男而留女”。还有流入高丽、日本的典籍都为满清以《四库全书》篡史提供了典型证据。由此可见，史事的确是历史长河中泛起的“浪花”，虽或大或小，但却在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然，史事的客观性无疑，但真实性却堪忧。若要加以引用，则必须有所明鉴。

再来谈谈史书。由于古代中国政权极为重视历史资料的保存，因此历代史书规模都不小。特别是西汉后期，就涌现了大量史书。早期历史的记录反映到史书上还分为记言、记事两种①。当然，之后的史书大多记言兼记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史书的独立直到西晋时期才得以实现。而之前，史书或混于经书，或被归于杂书。西晋时期的荀勖、张华，根据曹魏郑默的《中经》编订《中经新簿》，四分时书为甲经、乙子、丙史、丁集。由此，史书单独出来，成为单列部门。史书来源于史事，但经过了人的加工和改造，因而这种“改造”的真实性就决定了史书的价值。尚且不谈真假，史书的分门别类就明显凸显其“伪”的特性。古人对史书的分类，有十二类②以及清人纪昀的十六类法，不可谓不繁多。在我看来，古人所谓之历史仍旧是包含了许多“杂”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们的观点就是历史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今流行的分类方法来源于唐代刘知幾所著《史通》，当然有所发展和敷衍。第一类就是纪传体史书。这类史书是通过给历史人物立传的形式来记述历史，算是以人带史。它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符合中国”人治“的传统。不得不说，这种体例的史书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最直观和最有力的体现。按照人物历史功绩，可以分为世①见班固《汉书·艺文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②见阮孝绪《七录》：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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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本纪、列传、书志、史表、传赞（本纪、列传必不可少）。这种体例决定了其必须有撰史者主观要素的介入，因为每个人对不同人物的评价是不同的，史官必须站在一定角度（自己或世俗主流）来评述。再有一点，纪传体对人物的记述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时间的标尺作用，反倒是人物的关联和继承成为撰写的依据。因此，把人物从时间内提取出来，则是人主观能动性的鲜明体现。就拿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例。司马迁许多个人的观点都在其中得到了鲜明的彰显。比如对于农民起义的推崇让陈涉篇得以成为”世家“；对项羽的敬佩让他把成王败寇中的失败者请入”本纪“；还有记述许多当时地位卑微的优伶杂技演员的”滑稽列传“和血性的”刺客列传“。甚至于不被别人重视的商业他也撰写，有《食货志》。这些，无不是太史公本人思想的体现。因此，读一部史书就是读撰写者的心思，就是对那个离我们遥远至极的人物的思维和观点的触摸。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纪事本末体着重的是纪事，它按照某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事件顺序进行排列，它可以集中而相对完整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全貌。这是将事件独立出时间，将一件事由上至下地说清楚，因而对于撰史人的史学修养也是很大的考验。在此二者之外，编年体史书和国别体史书的主观因素就相对较弱。因为其基本是按事件或者国别来叙述史事，这是一种自然和符合主观定论的叙述方式，是原原本本的叙述，正正经经的讲解。所以独创性就被掩盖了。当然，还有一类史书，史评史论类著述。在这里不细讲，因为相较于史书，其包含的主观方面往往是这类书的主要方面，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它属于史学的范畴。

关于此”三史“，最后来分析的就是史学。这里的史学更偏向于国学意义上的史学，而不是广义的历史学，这一点首先明确。首先来摘录一段话：历史学指历史学家对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和规律的描述以及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③。很明显，这是对于偏向于历史的史学的定义，且不说这个定义的荒谬与否，列出此文段主要是来区别并点明何为我所谓”国学“意义上的历史学。在我看来，史学是万万离不开史书典籍的。③此段引自百度百科“历史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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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学“之史学④恰恰就是从研究古籍而发展出的研究如何认识、叙述和重新系统地整理编辑历史资料的学科。因而其离不开国学之治学方法，毕竟不论是训诂或者校雠都是为了更好的发掘古书的价值和效用。但是史学区别于史书的重要的一点即史学是以主观要素为主的学问，而史书的编写则更多的要靠客观的史事（史实）。所以，就此而言，史学可以算作史书的上位，并以史书为基础，成为区别于基本客观的史事的两个独立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部分。史学必须有观点，即所谓自成一家，毕竟大历史学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甚至独树一帜的史观。这里主推两人，他们既是史学家更是在国学领域有大的建树。王国维在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辽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为卓著，贡献最为杰出，他继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结合西方实证主义的考证方法，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在史学上，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鼻祖，其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法开拓了史学的新向度；于传统的《说文》学、训诂学、音韵学、版本目录、校勘学，皆学贯古今；且纯熟地以小学沟通学术之林，这是王国维治学中的一大法宝。陈寅恪在史学中提出的自己的治学宗旨是:”在史中求识。”提出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中考察历史，探究史料。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不得不说，这确为一种精密的考证方法。从这两人足以一窥史学成为大家的必备条件：独到的观点。上文所提到的史评和史论类著述就是典型的史学题材，当然也属于史书。但它不是以历史叙述为主，而是以历史评论为主的史书体例。其可以看作是史书和史学的交叉地带，两者皆含而又有别。史学的研究需要做一些工作，这是离不开史书的。要条析历史发展趋势，了解历史演变进程；其次要勾勒前人的思想脉络，阐发幽微；再次，要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来告诫当代或者后代的人。

史事、史书、史学，此三者有明显区别，我将这种区别建筑于概念论的主观和客观之上。尽管有些牵强，但是划分的依据还是有力的。可以看出，史事的确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们的④以下“史学”均代指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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