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科前沿理论与教学实践

历史学科前沿理论与教学实践 历史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描述和说明，历史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的得到更新，本文是在对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焕君教授讲座整理而成，对一些史学前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阐发。

关键词： 历史前沿问题 教学实践 后现代理论

中国当代史学受年鉴学派和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很大，其直接效果就是学者有意识的对以往习以为常的观念、结论提出质疑，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识。这些新认识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注重细节。回归常识。

一、历史学前沿理论

1、年鉴学派

代表性人物有费弗尔、布洛赫、布罗代尔、勒高夫、拉杜里等人；以1945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区别较为明显。他们认为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放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加以认识，历史学家不能运用历史进步这一先决条件来衡量和选择历史事实，否则就容易歪曲事实，削足适履。

1922年，费弗尔发表《地理环境和人类进化》，突出地理环境和人类历史的紧密关系，既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又研究人类行为如何参与改造环境。历史与地理从而融为一片。描述的是人类的所有行为，既包括物质的文化，又包括思想道德等文化；既有科学、艺术、信仰的发展，又有经济、商业、社会阶层的变化。

布洛赫的名著《封建社会》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界定，

不再把封建社会视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而是当做“整体的社会环境”，有其特有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准备，如统治和依附、富裕与贫穷，使人耳目一新。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横向的和结构的研究，目的是展现在一段历史时期内一个社会的全貌。

第二期则更为注重历史的纵向趋势。布罗代尔在名著《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为了体现这种趋势，用了三种不同的历史的时间观念：基本恒定的地理时间、社会机构的“长时段”和历史事件的“短时段”。人类的各种活动在不同的时段中产生的结果不同。人类虽然有能力影响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但是社会机构常常抵制人类活动的干预，甚至反过来对人类活动，特别是对那些在“短时段”中的历史事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总之，人类的政治活动，伟大人物的杰出贡献，只能在“短时段”中发生转瞬即逝的作用，不能影响历史的进程，更不能决定历史的走向。政治人物和政治机构的所作所为与社会结构性变迁没有联系。

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是那些在长时段中活动的因素，由大众的生活所组成，包括他们的食品结构、身体状况、衣着服饰、品味爱好、生儿育女和社会地位。因此，年鉴学派着重搜集人口和经济的材料，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以获取对历史进程的长时段认识。对这些材料（主要是数据）的计量分析、计算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由此，他们成功地把历史学变成为一门社会科学。

综上所述，年鉴学派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他们力求展示“整

体的历史”，他历史学家的兴趣引向社会的各个方面。历史学不再为几个历史人物所主宰，成为大众生活的舞台，原来不起眼的因素，都能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素材。因此，年鉴学派的兴起代表西方历史学的多样化、多元化倾向。

60年代之后，该学派的研究趋向更加丰富，政治史重新受到关注，只不过方法大为不同，更加突出政治的鲜活性。对大众集合心理的研究更加深入，手法多样。经济和人口史研究也是花样繁多。这些都对当代历史学研究影响深远。

2、后现代理论

最先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是在建筑及艺术领域，由于对现代的光滑平顺的建筑不满，出现了反对既有形式为主的建筑。从建筑结构走向对西方认识论的质疑，逐渐推及到主客二元对立及对精神物质对立的怀疑，对语言的不确定性及客观存在性的质疑，又走向文学批评，最终由文入史。

20世纪70年代，海登·怀特首先发难，他指出：过去不等于历史，历史只是一种叙述，叙述不见得能被完全理解。当人们理解时，可能已经不是真实的历史了。

后现代批评经典与真理，认为一切都是建构出来的，无论是西方的《圣经》，穆斯林的《古兰经》，还是中国的四书五经，都并非真实。首先，在历史的分期上，无论分为古代、中古、近代还是原始社会、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都是后来的想像与设计。其次，在观念上历史趋同于现代，因为研究者有了科

学观念，所以研究对象也就必须体现出科学观念；有了市场经济概念，所以古代社会也就要找出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

因此，后现代史学认为现代史学就是在这些现代观念下，来清理和书写历史的，这与文学写作并无不同。可以说，文学是在创造（Invent）故事，而历史只是在发掘(Find)故事；文学在想像中写，历史则是在资料中编。

后现代史学认为，历史只是“文本”对过去的描述。海登·怀特说：“我们所谓的历史，其实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就是说，历史不等于过去，而是写作出来的话语，而且必须先写出来才能被阅读，通过阅读现代人才能与过去发生关系。就此而言，历史与文学一样，并完全可以由文学理论来诠释。文学、历史的界限模糊而不分明。

无论古代还是现在，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感情、思路方法、政治时势等因素，也包括历史资料的欠缺、丢失等，历史真相的叙述总会受到影响。完全讲历史叙述的全面性和真实性是不可能的，可谓“不在场的阴影笼罩着在场的”，“过去”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很大。这是后现代史学重视的文本的重大意义，是他们对历史的“洞见”。 文本的突出，揭示了话语的权力，揭露了所谓“真实的历史”背后可能隐藏着不真实的想像和权力。理性是不可靠的，借助理性构建起来的“宏大叙事”也是不值得相信的，它对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下面，隐藏了某种政治和理念。如作为概念的“国家”。在后现代史学看来，虽然国家是历史性的政治共同体，但是否就一定是天经地义的？“中

国”是否就一定能和中华民族、中国文化重叠重合，成为民族、文化的代名词？多民族国家如南斯拉夫、苏联，算是什么国家？

国家如此，“爱国”还能天经地义吗？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国家只是被语言建构起来的“想像的共同体”，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不过是被后来的爱国歌曲、政治宣传、历史传说等建构起来的，互不相识的人，如何可能互相认同为一个民族国家？ 同样，“中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历史性概念？由此引申，便是该如何对待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乃至“汉奸”？如岳飞，如施琅？

二、从理论到实际：历史学的实践

黑格尔在《哲学讲演录》中曾对“健全的常识”下过一个定义： 健全的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方式，其中也包含了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常识总是为它所部不自觉的思想范畴所支配的。例如，如果有人在哥白尼以前说，地球环绕太阳旋转，或者在发现美洲以前说，那边还有大陆，那就是违反全部健全的常识的。在印度、中国，共和国也是违反全部健全常识的。

黑格尔的意思是说，在中国、印度这些习惯专制统治的国家中，人们关于国家统治的思想方式都是与君主、专制、极权相联系的，他们无法理解产生于西方的共和国模式，这超出了他们的常识认知范围，所以会很不适应，甚至反对。

但是如果看看中国、印度今天的现状，你会认为常识是可以改变的，或者是可以培养、灌输的，常识是一个逐步健全的过程。

历史学是人们业已形成的知识与观念，这些知识与观念会沉淀下